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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谷而有余，织衣渐繁多。谷有余而求甘味，衣繁多则务华美。人求甘味而务华美者，悦其生也，生存之物而为生活之物也。此人欲也，亦天理也，不为害，过则为害。生活之物失之不死，得之不足，争起矣。柳河东以争起而聚群，臣以为未详之，当以求生而聚为群也。生而有余，则起争端。”
“求生之时，无争也，争则死，是故圣人之世无争。圣人出焉，天下物有余，争则起矣。庄周谓‘圣人不死，大道不止’，盖因争起于圣人，无圣人则物无有余，不起争端，此其谓欤？盖其苦争，欲人离群而散于天下也。其苦争，亦感圣人之德，圣人为圣人，而非大盗也。俗儒以此非圣人，其失庄周之意乎？”
“圣人之世，天下无争也，内外之政一总于德。圣人之后，争端起矣，德不足以临天下焉。当此之时，德化仁义。以仁义治天下，盖非圣人之遗志乎？”
“仁义起于生之三物，何以起？臣言，有生产之物多，力不足不能尽其用者。有生产之物不足，力有余而生存、生活之物不足者。各取所需，所产生活、生存之物何以分？是以生产之物重耶？人力重耶？以生产之物重，则有人掠奴隶而役之，如牛马。以人力重则尽取所得，斯为盗贼者。此之轻重，必有权而安天下，仁义生焉。”
“有取人之土地、牛、犁、耕耙而治生产，所得之物宜分之。分之何以平？你情我愿也。彼你情我原之数，非我之你情我愿之数，不得已各取所需，分必不能平。不平则求能断其曲直也，朝廷由此而生。子曰，仁之一道，忠恕而已矣，得非你情我愿乎？”
“以天下之大，朝廷为一，芸芸众生，必不能人人平之，刑政生焉。是故仁本于忠恕之道，而朝廷临于万民。临万民之仁，形于制度，著于政令，以仁义之道本其行之。”
“是故，臣曰有生存、生产、生活三物，争端必起。弥争以仁义，仁义德所化者也。”
“不行仁义，曰暴。暴则乱，乱则亡，虽有挽天之术而天下终不能救之。”
“或曰，内行仁义可存万世乎？臣曰，不尽然也。盖因天下行仁义，可安内。天下之外尚有化外之邦，御外寇，弥内争之仁义之道终不能用之。”
“天道有常，不以尧存，不以舜亡，天之为天，世间万物皆在其中也。化外化内，皆天之所临也。天无偏，有德而无仁义，行仁义而求天之，是欲使天偏耶？天必不偏，求之终无果。子曰君子求诸己，此其谓欤？御外寇以刀兵，兴武事。此外事也，不可与内政混同，混则必有所失。天无偏，内事本于人，不本于天。可感可求之天，非天也。”
“或曰，子之谓天无偏，故有德而无仁义者。朝廷以仁义治国，是朝廷于民有偏耶？”
“臣言，朝廷实有偏也。无偏，则法度不当立，制度不当行，使民自治可也，何必有朝廷。朝廷在，则必偏，无偏无朝廷。”
“或曰，朝廷必偏，则偏于官耶？偏于民耶？”
“臣言，官为朝廷之官，朝廷何偏，官何偏，官不依朝廷之偏而对民私偏之，则失仁义之道，失其职也。朝廷之偏，不在官与民，在民与民之间耳。”
“或曰，百姓皆朝廷之民也，如何偏之？是偏贵者耶？偏贱者耶？”
“臣言，民无贵贱，以贵贱分之，朝廷之失也。天下但有为人佣作者，以其力取雇值而全活，古之力有余而生产之物不足之遗意也。以人为奴仆，别贵贱，非圣人之意也。”
“或曰，朝廷之偏不在官民之间，不在贵贱之间，偏何也？”
“臣言，朝廷之偏在势力之家与平苦之家也。何为势力之家？其所用生存、生活、生产之物，有不劳而获而取之于他人者。何谓平？自给自用而自足，凡非自产之物用之皆贸易而来者也。何谓苦？自产之物，为他人所取者。自用尚不足而奉之他人，岂不苦也？”
“朝廷之偏，在抑势力之家而偏平苦之民也。平者共之，苦者助之，朝廷之仁义也。”
第19章 理通事顺
意识形态别内外，确定对内对外各自的态度和行事原则。对内首先明确，这个政权是谁的政权？是所有人的政权，还是某一部分人，某一家，某一个人的政权，这是政权合法性的来源。承认天命，天子是代天而牧民，合法性来自于天，就是一个人的政权。不承认天命，则就是公天下还是私天下，私天下又分一人之天下还是一姓之永祀。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就是一人之天下，我做皇帝，是因为我能打。所以当有人比你能打的时候，生死认命。统治者可以认命，百姓怎么认命，乱世不可长久。
一姓之永祀，家天下，表现出来就是封建。封建社会，是家天下的时代，是要分封同姓的。同姓封国，是出于家的一员，异姓封国则为客。周对天下分封建国，同姓和客是分得很清楚的，即二王三恪之制。客为宾，待之以宾礼而非臣礼。异姓以功封国，是不再视为自己之臣，而是待之以宾。一字并肩王，在家天下的时代是有可能出现的。
礼制是意识形态外化的一部分，抹掉意识形态，礼制就莫名其妙，让人不明所以。
后人看周的分封，虽然被秦所灭，但依然还是华夏，认为分封有利于延续文明，古人是不会这么看的。秦为周之客，而周亡于秦，站在周的立场上就是被外人亡了。汉朝不许异姓封王，就是鉴于这样的教训。同姓封国，又出现了七国之乱，汉武帝别寻出路，从天命取来了政权合法性。天命带有公天下的一面，只是以天命授给一个人，在这个体系内天下依然是公器，不能市以私恩。天命之下的私天下意识形态，才是终结封建的原因。
大一统的政权，意识形态只能是一人之天下或者公天下，这是中国封建时代至秦而止的内在原因。只有家天下，才会分封，这是意识形态表现出来的政治原则。明朝分封，是从公天下回到了家天下，皇帝之下也是有臣有客。明朝严格说不是大一统的政权，其疆土内有封国，只是把封国弱化抗拒不了统一，是部分封建。
同样面临国破家亡，南明对于拥戴谁当皇帝争得一塌糊涂，南宋随便拉一个姓赵的就可以当皇帝。因为明朝是家天下，官员有家臣的性质，不会像宋朝官员那么随便。
明亡于内忧外患，被清所代。清朝是夹杂着对满族人内部的原始公天下，和继承自明的家天下，又承接了大一统的大杂烩政权。表现出来，就是浓厚的奴隶制遗风。这个政权的合法性是非常脆弱的，对意识形态的讨论，必然非常忌讳。王朝兴替，被扔到了垃圾堆里的天命、五德终始之说，不得不被捡了出来。
之所以会出现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来划分欧洲的白人兴起前的时代，是因为欧洲的罗马亡了。罗马亡了，欧洲的公天下、私天下这样的脉络就断了。入侵的蛮人，是从部落制进入家天下的，工业革命兴起之后，从家天下进入了公天下，几乎没有出现私天下的历史阶段。换句话说，欧洲没有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基础。公天下了，便有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基础。有了这个意识形态基础，就有统一战争的外在需求，有结成欧盟求统一的行动。
把唐宋连起来，看作一个整体，才能看出来，蒙古灭宋，中原文明到那时断了。蒙古灭宋几乎是相当于罗马被蛮族所灭，只是中原文明顽强，又爬了起来而已。
意识形态会外化为政治结构，形成制度举措，并有一系列的政治原则。
儒、墨、道、法，先秦诸子，主要是集中在政治结构的层次，涉及到意识形态的地方不多。把他们的理论分别，当成意识形态的分岐，历史就会成为一团乱麻。
中国传统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划分是公天下、家天下、私天下，治乱循环，是在这个结构之内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及以后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这种划分包容不了中国的历史，套到中国来，就无论如何解释不了秦之后的历史时期。反过来，中国对天下属于谁的意识形态，是可以包容掉把历史划分出的那些时期的。
对历史进程的划分，是欧洲人根据自己的历史来的，并不是必然的历史规律。从他们的这种划分上，会推出**这个大同之世，是因为公、家、私、公、家、私的中国历史，和欧洲的公、家、公对上了，大家在人类的理想之世上殊途同归。
意识形态是对历史和现实的看法，并以此而来的对未来的展望，如果社会基础出现了众大转变，意识形态的内容也会出现重大的转变。
这种泊来的意识形态和中国历史的不和谐，徐平前世可以不当一回事，到了真身临其境了，做宰相了，还当成理所当然把现实向里面套，他多大的心敢接拜相诏书。就像前世他作为一个小公务员，讲传统文化有人就拿着《弟子规》这种连村秀才都不屑一顾的东西出来讲，他可以当一个笑话一笑置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而已。自己治国理政了，那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传统文化是先秦诸子，以及后世于其上生发的传、注，再加上各种政论文章，整个一大套的理论系统。通了，才有资格来做这个宰相。不通，皇帝问政一问三不知，前言不搭后语，皇帝不会信，百官也不会服的。
原始社会的公天下，到封建时期的家天下，然后就是私天下。秦的私天下政权没有合法性来源，很快就被汉取代。汉武帝用董仲舒，独尊儒家，不是要用儒家那一套治国的大道理，而是要给自己的政权一个合法性来源。董仲舒为了达到独尊儒术的目的，改了儒家的一部分理论，后世称其为曲改阿附，便就是因为此。
历史到中唐，汉武帝和董仲舒建立起来的天命之下的私天下系统，因为天命终不显于世间治乱，民者殃，虐民者昌的历史现实，已经难以为系。韩愈和柳宗元为代表的一部分文人，在削藩镇重建大一统的现实需求下，不得不为政权重建合法性。天命说的私天下中本就含有公天下的成分，去天命而求之于人，公天下便就应运而生。
不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而言天下非一姓之永祀也，不是简单的文字差别，而是因为他们面临的任务是削藩镇。藩镇类于古时之封建，柳宗元才会斥家天下，驳封建。
到了宋朝，出于防五代重演的目的，政权开始把大政托于文人，提倡文治。对于政权的合法性，随之而来的意识形态，宋儒不得不上追汉唐，承韩愈柳宗元之后。到了徐平所在的这个年代，公天下的意识形态，与士大夫共治之的政治结构已经呼之欲出了。
有这个背景，徐平才会堂而皇之与赵祯如此问对。赵祯不会觉得奇怪，已经掌权的士大夫们会认可，一切才能顺顺利利地推行下去。
理通事顺，完成了道与术的问对，对天下的改革将顺利地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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