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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点了点头，知道这是徐平做事的办法，在三司如此，在军中也是如此。尽量以最简洁的方法把事情说清楚，理出其中的头绪，才好找出合适的对策。儒生确实不习惯这样做，因为他们要旁征博引，加之自己发明，这种说理办法与他们相性不合。
徐平又道：“你们讲天理人欲，辨人之性情，述仁义道德，探治乱之源。人生于天地之间，本于地气风俗，必受天理影响，却未必一切都由天理而定，很多东西还是由人自己来思辨做事形成一个样子。故曰天理存于人欲之中，要讲人的事，还是要看人自己。”
张载点头，转身对身边的人道：“都护所讲，柳河东之论也。”
徐平心中暗道一声惭愧，在社会推崇韩愈的大背景下，他却喜欢看柳宗元的文章。刚开始是以为自己不喜欢跟这些儒生一样寻章摘句，所以才喜欢看柳宗元的小品文，直到最近自己的思想开始成形，才知道那是一种下意识的反应。
后世曾把这两百年间的八个人合在一起，称为“唐宋八大家”，其中唐朝的便是韩愈和柳宗元。前世学到这里，总是以为这是八个文章写得最好的文学家，现在想通了，知道并不是这样划分的。“八大家”，是一种文化和政治立场的划分，其次才是文学成就。这八个人，是后来宋学的最核心部分，他们确立了一种文化传统，并由此试图确立政治制度。
韩愈祖追孟子，希望能够重建儒家道统，讲民重君轻，是宋朝的主流。而柳宗元则把天理从人世的政治中剥离出去，天理和人间的治乱不再合一，治乱就是人的事。由此而来的观点，就是“天下为公，非一姓之永祀”也。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哪一家人的天下，这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源头和理论基础。因为没有天理的加持，则人间的帝王传承就失去了神圣性，他们的正统，只在于治还是乱。
徐平前世的印象，总是认为中国古代**的文化根深蒂固，不可动摇，中国传统文化里没有自由与民主的基因。所以他在朝堂为官，一直战战兢兢，哪怕与赵祯的关系非常亲密，也不敢有丝毫让人抓住把柄的地方。现在想明白了，只要知道有“唐宋八大家”这一个名头，就知道不是那么回事。韩、柳就是宋朝文化最重要的基因，柳宗元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宋朝人的文化和政治，历史上的很多政治现象和制度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源头。
韩愈随着孟子升格运动，在后世哪怕思想被篡改，文章被删减，到底还是保留了一个名字。而柳宗元则没有这么幸运，他的思想基本在宋朝昙花一现。而在当时，柳宗元是比韩愈更激进，对旧文化的传统斗争得更厉害的一个人，受到的挫折也更多。
依着徐平从前世学来的知识，在宋朝实行虚君制度，甚至君主立宪之类，会不会成为千夫所指，没有人认可？不会。这本就是这个年代文化的主流，从范仲淹评寇准“左右天子方为大忠”，就能知道这个时候的读书人是怎么想的。真宗之后的几个皇帝，不是受到这种文化压力，哪里会有那么高的自觉向文人士大夫让权。
后世的政治制度不在于会不会被这个时代接受，而是在于可能水土不服。不考虑文化传统，不考虑政治实际，到头来最终还是一场空。人类发展有其本来轨迹，凭空嫁接来的制度开不出美丽的花朵，更加结不出美味的果实。宋朝华夷之辨再次兴起，本就是对唐朝兼容并蓄、优待异族政治的反思，意识到兼采汉人和鲜卑文化和制度的路走不通了。历史事实是连一个鲜卑文化近千年都消化不好，还想再消化另一个，委实有点难。
路是要由自己人走出来的，不然到头来会发现是条假路。
徐平思想转变的最大障碍，是他前世对中国文化转统和这个年代价值取向不同。徐平前世所学，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中国不但是在战争中被洋人击败了，而且在政治、文化、科学、技术、思想等方方面面无一不败。而且在这种巨大的冲击中，最终还是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学习有一部分主动性，是主动去吸收。所以他对历史认识的传统，表现为对古代历史的批判与解构，完全打倒，便于吸收新的知识。凡是中国古代历史传统中的缺点加倍放大，而与那个时代传统相合的尽量不提。表现为中国不可能发展出科学技术，不可能发生工业化，不可能发展出进步的文明，走向腐朽与落后是一种必然。对历史的表述就表现为，夸大异族带来的文化的先进性，贬低自己本身文化的落后。一切的发展是因为异族来了新鲜的血液，而落后的根源在自己文化的保守。汉族文化以文来表述，便夸大鲜卑入侵带了尚武的基因，而对外战争不利是文官压制武将，科学技术发展不起来是因为科举引导聪明人全去读书，文人瞧不起匠人。总而言之，本身文化传统就是原罪。只要把这一切全都打倒，让人一提起来就觉得羞耻，才好引入新的文化与制度。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是说历史都是编的，历史就是历史，就在那里。而这个历史怎么讲述则是有价值取向的，同一个历史事实可以解读出完全相反的意思，只看当代的人需要一种怎样的历史。
徐平现在所处的年代与他前世正好相反，中原文化的外来基因是被强行灌进来的，五代乱世说明了继续下去行不通，表现为一种对外来文化的挑拣与剔除。
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流与互相学习是必要的，善于学习是一种美德，固步自封不会带来什么好结果。汉人从吃穿住行，到日常的生活习惯，深受周围异族的影响，就连说话都几百年间就会大变。这是一种学习的美德，无可厚非。
交流与学习，与保持传统是一对矛盾，矛盾是发展的，是会变化的。急需学习的时候表现为对保持传统的压制，是先进对保守的革命。而随着矛盾的发展，学习和保持传统会发生变化，革命的会变成反动的，反动的会成为革命的。这是一种必然，出现了这种转化才说明真地学习到东西了，自己的传统在学习中焕发了新生。
现在徐平面前坐着的这些年轻人，就是要在自己文化焕发新生中出一分力，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因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他们的追述道统，要续汉祚，不是排外，而是对前几百年的历史进行文化上的反思，办求让自己的文化焕发出新生。
柳宗元作为中唐之后儒家复兴运动中的大家，其学述水平毋庸置疑。徐平接着他的步子来表述自己的观点，才更好让这个年代的读书人接受。
看了看众人，徐平又道：“人世治乱，本于人，非天理所外化。正是本于人，才能近于天理。故孔子所论多是仁，孟轲所讲多是义，仁义，天下之本也。”
“何谓仁？这字很明白，就是两个人。道家讲阴阳，天下莫不在阴阳之道中。凡是有两个，你和我，君和臣，父与子，夫与妻，国和民，天下和百姓，尽在其中。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矣。仁之一字，就是两两相对，相处之道，为忠恕。臣事君忠，而君待臣以恕。民对国忠，而国对民恕。夫妇、孝弟，人世一切，尽在这仁之一字，忠恕之道中。”
“仁是两个人，那么义是什么？二生三，义是三个人。你、我、他，朝廷、百姓、外邦，祖、父、孙，夫、妻、子，有了三个，就有了义。仁曰忠恕，义怎么讲？可惜两千年来，义这一个字还是没有讲清楚。但是不管怎么讲，义是本于仁。为什么讲不清呢？因为有三个人，你我之间的忠恕，可能刚好与你和他间的忠恕相背，怎么论？诸生如果有志于学，可以在这上面用功，强似去求天理，而究人性。”
“数至三已极，哪怕有再多的人，都可以分成三来论，不会再遇到以仁求义而不得的事情。是以人世之道，最大是义，最难也是义，仁义二字已包罗世间一切。”
仁义道德，说到底是表述人世间人与人之间相处之道的。用矛盾论来讲，有两个人便就形成了一对矛盾，一对矛盾是简单矛盾，所以孔子可以用忠恕这两个字表达出来。而三个人，则就由简单矛盾变成了复杂矛盾，很难再用一句话讲清楚。
三是复杂矛盾，故再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可以分解到三，不会再出现本质的不同。三生万物，事情到了三这个地步，已经包罗世间万象了，一切都可以由三的复杂矛盾生发出去。一生二，因无二便无一，无二有等于无，一就不是一。二生三，是能称为二的必是一对矛盾，有内在的联系，必然要发展，否则不足以称二。夫妻生子，正电子与负电子相撞湮没，必然生出三来。当这个世界有了三，则就可以变化为丰富多彩的宇宙。
汉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使用了儒家的仁义体系。但为了维持皇权，又引入了阴阳家的五德终始，引入了天命。从唐至宋的儒学复兴，从根本上说是把天命从体系中剥离出去。因为奉北朝为正朔，对天命论的讽刺太大，故出现了复古的表象。剥离出了天命，宋儒的选择是向人去找答案，以人的本性来代替以前天命的作用，是以性情之论在各家学说中占了重要地位。徐平给这些年轻人推开的这一扇门，是让他们不再穷究人性，而是把心思放到人与人的关系、矛盾中来。
（说句闲话，我前面写徐平喜欢读《柳河东文集》，真的是因为以为柳宗元小品文……）
第271章 君子至善
徐平觉得有些好笑，自己用矛盾论给这个年代的书生们上课，自己讲得一本正经，他们听得也异常认真。这是徐平一以贯之的思想，《富国安民策》已经有体现，这些书生已经不陌生，把儒家体系用这样一种简明的办法表述出来，还有一种新鲜感。
世间的道理本来没有那么复杂，只是人们一定要找一个理由说服自己，便就变得复杂起来。从上天找道理，把一切归之于天命，结果到最后上天对人世不理不睬，失望的人们只好转向人自己，从人的本性中去找一个理由。天理不可测，而人性总有迹可循，结果使整个体系变得愈发繁复。世上并不是每一件事都要给你一个解释的道理，摆在那里发生了本来就是道理，只是去认识，去理清其中的规律就好了。
见众人不语，徐平又道：“讲过了仁、义，便就明了君子何义。仁是两个人，义是三个人，那么君子就是一个人。何为君子？从于仁，合于义，便就是君子。无仁、义，也就无君子。合于仁、义为至善，故曰君子至善。至善于君子如北辰，求之不可得，却可以指引前进的方向。是以我们朝着仁、义的这条路走，便就是君子之行。求之不可得，世间只有君子之行，故君子只可以行迹论之，论迹不论心。”
张载眼睛一睁，面上满是茫然，实在忍不住，起身拱手道：“都护，小子一事不解。依都护所言，岂不是世上并无君子？然历代圣贤，又作何解？”
徐平道：“盖棺而论定，世间只有先君子，而无现世的君子。活着的人，只有合不合君子之行，而没有是不是君子这一说。只有身故，后人依其所言所行，指其为君子。古人讲盖棺而定谥，夫子论语中只论君子之行，都是这个道理。因为所谓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