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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徐平远在西北，基本不掺和朝廷事务，在很多官员的眼里，他还是那个主政三司，一众宰执老臣之下少壮派官员的领头人物。这个时候才蓦然发现，在朝廷里徐平已经跳出了原来的身份，跻身于整个国家最顶层的决策者中了。
李迪和吕夷简一直对战与和不表明态度，与其说是在等朝中官员争议的结果，不如说是在等西北徐平的表态。不管是战是和，还是要看徐平是驻足于天都山之下，还是挥师北上，直取兴灵两州。李迪和吕夷简如果赞同了和，结果徐平大军北进，只用几天功夫就把元昊赶得更远，和也和不起来。如果要战，现在的情况，徐平不同意，这仗哪里打得起来。
葛怀敏已经用自己的死证明了，三衙将领打仗靠不住。任福又用自己的死，说明了哪怕三衙将领打仗靠得住，也会被猪队友坑死。现在的三衙诸将，放眼看去，再没有一个能够独当一面。而陇右诸军的将领，现在谁敢保证把徐平换掉，他们还能打？
边帅本来就对蕃邦事务有很大程度上的决策权，对党项的战与和，首先要问过徐平的意见。这本就是他的职权范围，不要说李迪和吕夷简，赵祯在徐平没有表态前，都不会轻易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政治有政治的规则，官场有官场的通例，当你到了某个地位，你职权范围内的事情，别人是不敢大包大揽的。哪怕是皇帝，也要遵守这个规则，不然就会面临手下无人可用的风险。而全用阿谀奉承的奸佞小人，又不符合赵祯的性子。历史上宋朝官员常用祖宗之法来约束皇帝，而祖宗之法正是成形于赵祯当政的时候，他本来就是个主动遵守规则的人。作为皇帝，他愿意用有形无形的规则约束朝政。
如果在徐平的上书未到京城之前，赵祯冒然地做出战或者和的决定，不管与徐平的想法一样不一样，都是对徐平先前作为的不认同，对他能力的不认可。一得到消息，徐平可能就会上章请辞。李迪和吕夷简更严重，与徐平意见相左，可能就遇到一个是自己辞职还是撤掉徐平的问题。这个时候，赵祯的选择显而易见。
大宋的政治规则就是这样，其他人可尽情地提自己的意见，但在那几个决策者的小圈子里，话却不能够乱说。皇帝和宰相在徐平表态之后可以不同意，但不能越俎代庖。
徐平给枢密院的那一句话是在得到王沿的移文后，随手写了一句用快马送来，不是他完整的意见。这一句话定下了基调，但具体的谈判，还是要详细的内容。皇宰和宰相、枢密要徐平对前线军力、战事、未来结果的详尽分析，有了这些，才能面见契丹使节。
李迪让富弼把刘六符拖在大名府以北，吕夷简则用快马把元昊、契丹的动向，以及朝中官员的争论发往镇戎军，让徐平尽快以陇右都护府的名义上奏章。而且要用快马让沿途马铺送往京城，作为最优先的公文，不要迁延时日。马递一昼夜五百里，镇戎军到京城两千里多一点，吕夷简给徐平的时间是十日为限。
这十天的时间，再没有官员敢主张议和，要战到底，彻底消灭党项的言论占了绝对的上风。蔡襄率先喊出了敢言和者皆可杀，一众中下层官员唱和，让晏殊非常被动。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只好上章请辞。倒是赵祯温言挽留，还是让他做副相。
最后这场争论不再局限于对党项的战与和，积极性被调动起来的一众官员，翻起了旧账，发展成为对边疆地区郡县还是羁縻的大争论。最后几乎满朝文武参与，颇有贞观四年大唐上下讨论要不要让匈奴内迁的场面。
在贞观四年，唐太宗李世民接受了北方番胡众族上一起上的“天可汗”，同意归顺的番胡各族内迁，从军为大唐藩篱。反对匈奴内迁的魏征最终落败，他当年的那句“匈奴人面兽心，非我族类，强必寇盗，弱则卑伏，不顾恩义，其天性也。”最后一语成谶。安史之乱虽然在数十年后，但发端实在贞观四年，那场争论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
而魏征的这句话，用在现在的党项身上特别合适，不知被多少官员上章引用。现在不只是党项的问题，其他大宋辖下的羁縻地方，都面临着要被郡县其地。徐平在岭南、秦凤路的括土为丁、并帐为村、郡县其地、移风易俗的做法被整理出来，并被丰富深化。
徐平这样做了，那些地方现在都发展良好。以前认为汉人卑弱，从军打仗不如番胡或者边疆跟胡人接触得多的军人能打。徐平从川蜀招兵，组成陇右军，天都山一战已经证明这是最能打的军队。这一切都已经说明，边疆政策不再需要对番胡退让。凡大宋疆土都可如内地一般，设州县，派流官，行教化，越是退让对未来的危害越大。
争论甚至发展到对禁军的改制当中，现在的军制被广泛质疑。延自晚唐五代，禁军特别是三衙禁军，本来就保留了大量胡风，在认为这样能够加强军队战斗力的文化下，禁军被与整个社会有意地隔离开来。世兵世将，既与社会重文轻武的风气有关，也有这种有意的隔离有关。一般的人，很难融入军队的文化当中，军人同样也不容易融入社会。
徐平没有想到自己的一句话最后会引起如此大的风波，这场风波还在不断扩散，只怕没有几年的时间平息不下来。这次朝廷的大争论，影响的不只是大宋，各边疆小国都被波及。他们未来的命运，都会被这次争论的结果所决定，大宋正在从唐朝的影响中走出来。
这个时候，代表契丹来撮合宋与党项议和的刘六符就非常不合时宜了。宋朝对他的态度，正在从最初的礼貌周全、客客气气向态度冷淡、置之不理转变。
第247章 大变将临
远在西北的徐平还不知道朝中的这场大争论，他也顾不上。泾原路的军政关系要仿秦凤路理顺，数万禁军等着整训，天都山一战要论军功，发赏钱，还要顾及大量军队驻扎对地方的影响，徐平忙得脑袋发晕，哪里还能够掺合那些事情。
千年后的思想也让徐平在这场争论中插不进去话，贞观四年的政争，对后来近千年的影响已经被后世遗忘了。后人只记得唐太宗有一个“天可汗”的荣耀，却已经忘掉直到唐玄宗，那几个皇帝的正式称号是“皇帝天可汗”。唐朝是胡汉大交流大融合的朝代，只是这种交流与融合绝不只是限于唐朝时期，历史上最少要到明朝才最后完成。
党项哪里来的？唐朝迁进来的。幽燕被宋朝认为是汉人故土，一定要收回来，但那里的人是不是心向大宋？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那里的汉人，未必就真的是汉人。就是那里现在身份显赫，被认为是汉人的所谓“燕四大族”，祖上也可能本来是胡人。民族的交流与融合同时包括胡人汉化和汉人胡化，不同的时期各占上风。胡族内迁，年深日久，北方新的民族再次兴起，南迁的胡族便就成了汉人。后晋的石敬塘本是沙陀人，其所依赖的军事力量也以沙陀人为主，向契丹称“儿皇帝”的时候，契丹人便就认为他是汉人。这个年代人们口中说的汉人胡人，未必能够当得了真，不只是血统，还包括文化。禁军系统与整个社会格格不入，便就大量保留了这种五代遗风，是一种胡风汉风搀杂的产物。
从贞观四年起，唐朝向内地整体迁入的番胡以百万计，以这个年代的人口密度，这些人最少可以牢牢占住后世几个省的地盘。安史之乱后，中原的汉人排胡，大量内迁的胡人迁往了河东路和河北路，与大量收容异族内迁的陕西路一样胡风浓烈。后来的禁军以招这几路的人参军为主，不只是认为那里人身材高大，能打敢战，还有背后的文化因素。
徐平的军制改革，其实改的制度还是次要的，触动最大的还是军事文化。只不过徐平自己没有这种自觉，前世的思想根深蒂固，他反而认为这不重要。
胡汉之争，一直到这个年代，其实都是伏在表面下的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宋人尊韩愈，后世不再提起的一个原因，是韩愈复兴儒家背后有很重要的排胡的用意。韩愈为什么呼吁“灭佛”？最根本的原因，是他认为佛教是胡教。后来三教融合，一个大背景是完全本土化的禅宗一家独大。胡汉矛盾，在宋朝是与重文轻武、儒家再兴联系在一起的。
历史上在北宋灭亡，禁军彻底完蛋之前，以汉人为主的文官一直想向禁军下手，一直不成功，背后同样有这种影响。现在徐平证明了汉制之下，军队一样能打，由此引起的风波就完全超出了他的意料之外。
这个年代正是欧阳修成长起来的时候，历史上的欧阳修之所以是一代文宗，其他大家都不可比，不只是文章写得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确定了儒家在宋代的主流地位。正是他的“正本清源、以意逆志”的主张，确立了宋儒的大方向，历史上的王安石和司马光均深受其影响。宋代儒家崛起的背后，便有争正统，排斥胡风的文化因素。
这场大争论不是徐平的一句话引起的。更根本的原因是他对财政的改革，带来了经济上的自信，陇右的胜利，带来了军事上的自信，而欧阳修这些人，一向又都有文化上的绝对自信，已经酝酿许久。徐平的那一句话，只是一个导火索。
徐平的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改革，总的来说是就事论事，不过多发挥。但以欧阳修为主的一批年轻官员，正在把这场改革深化到文化层面。他们的观点和主张未必就与徐平相同，但却更加激进，很刀都挥到了徐平想不到的地方。
以百万计的胡人内迁，还曾经在近二百年的时间当了政治舞台上的主角，由此带来的制度与文化惯性不是一句话就可以清除掉的。这种影响其实无处不在，哪怕就是在徐平的前世，涉及历史的影视文字称呼官员时一律为“大人”，然而在中国几千年漫长的历史中这样称呼只有不足百年，然而大家却都认为这样才正常。“老爷”、“少爷”“太太”“小姐”这些称呼曾在短时间内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但很快就死灰复燃。这个年代，同样存在这样的现象，从生活习惯，到日常称呼，那两百年的影响处处可见。
跨越千年而来的徐平没有这种认识，欧阳修这一批人可不同，他们有极为强烈的文化自觉。一方面他们在慢慢地接纳徐平的施政举措，并且从历代儒家经典、名臣言论中找根据，把徐平本人纳入儒家的话语体系。另一方面把徐平的所作所为向更深的层次发挥，上升到文化层面，跟汉以后的千年历史作切割。
所谓三不朽，《富国安民策》可作为徐平的立言，平定西北可为立功，而深深影响后世的立德，就是不他自己的作为了。欧阳修这一批在政见上其实跟他有众多不同的官员，正在为了各种目的，把他推向一个他自己万万想象不到的地位上去。
徐平为官从政以来，一直不做词臣言官，他自己也认为自己做不好。但最后，他却成了词臣言官手中最锋利的一把刀，杀向了那些拦在他面前的人。
这是一个政治改革最为频繁的时代，背后实际上表现的是文化的大变革。一大批成长起来的读书人，在晚唐乱世之后，正在追寻一个可比“三代”的理想家园。这是时代的必然，不管是这个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