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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琦暗暗点头,知道徐平这话是说给他听的。
虽然与徐平是同年,但徐平坐到这个位子是一步一步靠着政绩走上来的,做的多是实务,在每一任上都有大功。韩琦则不同,他是最近几年入了赵祯法眼,从知谏院、直舍人院、知制诰这条台谏词臣的青云大道飞速升迁上来,数年间成为一路帅臣。他的资历还不如徐平,徐平还在地方做过一年的权知州,提举过左江道溪峒事,主管过蔗糖务,韩琦则根本就没有任过知州职事。韩琦能有今天,靠的是他会做人、会做事,眼光独到,也有他父亲生前为他经营下的人脉,当然最主要的是赵祯的赏识。
同样的机会也曾经摆在徐平面前,只是徐平选了另一条路,一条让人无话可说的路。
韩琦任泾原路帅臣,特别是与年龄相差不大而资历差别巨大的徐平靠在一起,他的压力是非常大的。现在朝野充满了对韩琦的不信任,他急需功绩证明自己,证明赵祯的眼光是正确的。这是徐平最担心的事情,根基不牢,急于建功,很容易犯下大错。带着韩琦在秦州附近走一走,让他知道事情是急不来的,要建功光靠心急不行,靠着耍小聪明更加不行,必须伏下身子去,从实务、从细节一步一步做起。只有对泾原路的军事、民政有了总体的把握,才知道要从哪里着手,知道怎么去做。帅臣跟一般的地方知州大不相同,做知州只要照着已有成例便不会犯大错,只要用心做几件事就会收获官声民望,帅臣可不是如此轻松。做事情不扎实,能力不行,大战一起就会原形毕露。
定西城是一座彻头彻尾的军城,城里虽然也有民户,也有商铺,甚至行商聚集,非常热闹,但这一切都是为军队服务的。徐平不在定西城的时候,这里的事务便由秦州监军王凯代管,民间事务也一样是由帅府按军法裁处,跟秦州大不一样。
到了城外,王凯早已带了城中的将领迎出城门来,一切行礼如仪,迎徐平回帅府。
定西城并不大,由南门进,沿着中心大道行一里多路,便就看见帅府。一杆“帅”民旗下是一面照壁,上面的字韩琦认得,是徐平亲笔所书:“子曰:吾道一以贯之,仁恕而已矣。忠于事而恕于人,遇事不避,迎难而上,同袍有难,竭尽支援,可谓军中之仁。”
韩琦看了几眼,记在心里,对上面的内容有些茫然。在徐平改秦州军制的争论中,韩琦虽然态度模糊,没有公开表达意见,实际上心里是反对的。以同年的交情,他支持徐平就公开上书了。在韩琦的认识里,军队就应该严阶级,重军法,令出如山。至于在实践中这些要求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做到,他是体会不到的,做不到令出如山说明阶级法还不够严厉,军法还不够酷烈。对于武人,无非一个赏字用钱,一个惩字用杀。世间谁不爱钱?世间又有哪一个不怕死?这两点做到了,何愁军中不治?
这是这个年代读书人的通病。五代武人当政,用文人为吏,现在文人当家作主了,事情便就反过来,有意地回避吏事,专心做官。做官怎么做?以大道佐君王,只要认准了心中那条大道,规劝帝王按王者之道行事,便就万事大吉。至于政事的细枝末节,由小官小吏去处理就是了,高高在上的大臣们怎么能在上面花精力呢。
现在正是一个转折点,以王曾和吕夷简为代表的上一代大臣还精于吏事,后面跟上来的,除了一个徐平,下一代中已经开始以清谈词臣为主了。徐平带的那一批能做实事的官员还处于底层,没有进入决策的中心,宋庠、韩琦这些人才是主流。
严阶级、重军法,对军队重赏重罚,听起来很有道理,理论上也可以一直追溯到法家身上。实际上漫长的历史长河,已经用事实说明这样做是非常不靠谱的,哪怕就是始皇帝统一六国的时候,他的军中也不是如此的严酷,主将善抚士卒是必修课。
有压迫必然就有反抗,压迫越重反抗越大,人不是猛兽,带兵不是训兽,而哪怕就是训兽也不能全靠鞭子。这个道理简单明白,但就是有非常多的人不信邪。在底层挣扎的时候怨天尤人,怨的是上天不让自己高高在上,尤的是自己的父母祖宗无能不给自己一个好出身,这种人千百年来不乏其人。他们一旦发达,不用登上高位,只要有了一点地位,便就把他们曾经痛恨的手段兴高采烈地十倍百倍地施加到别人身上。重赏最好只赏自己,下面的人扔一根骨头就应该感戴德了。重罚最好是罚别人,把手下的人抽筋剥皮都好,只要自己不少一根汗毛。你想把世间事用最简的办法解决,上天就会把毁灭这个最简单的结果给你,天地间的事就是如此公平,由不得你耍弄自己的那一点小聪明。
越是战场征伐,杀人如草芥,越是要常存仁恕之心。你如果嫌麻烦把这一点仁恕之心扔掉,用最简的办法解决问题,那天地便只好让你毁灭。
这是徐平的辨证法,这个年代的中庸之道,凡事扣其两端,而得其中。这个中不是和稀泥,而是要得到正确的做事的办法,徐平所求出来的,便就是以仁为核心的文明之帅。
第139章 锄头要挥好
进了帅府,照壁后面是两面巨大的镜子。这不稀奇,现在很多衙门都会设大镜子,用于整理仪冠,上至政事堂,下至县衙,大多都是如此。只是在镜子两边有句话,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入此门来谨遵军令,出此门去善抚士卒。”
韩琦看了,暗暗点头。此时名将,往往都要如此要求自己,不贪爱钱财,对属下兵将出手大方。只是政策上对军队是诱之以利,带兵又要求如此,总有些怪怪的。
到了帅堂,上了茶来,徐平随口问一些现在军中的事务。
王凯道:“自年前张钤辖到川蜀募兵,陆陆续续到两个月前员额已经齐备。现在尚有一万一千多人在整训,等到盛夏,应该就能全部整训完毕,分到各军当中。”
韩琦奇道:“怎么新兵募来,不是直接补到军中吗?”
“当然不是,民与兵千差万别,可不是只看手中有没有刀枪的不同。新募来的兵,先要训好,过了从百姓变成兵这一关,才会分到各军当中。”既然韩琦提起来,徐平便就多说几句。“从民变兵,改变做百姓时的习惯,一切按照条令行事,称为训。这时他们熟悉军中的法令、制度,习惯军中的日子,初学作战的本领。至于本领好与不好,在这个时候不过多考量,只要会了就好。分到各军之后,按照先前训时练会的本领,再多加演练,到纯极而熟,称为练。从训到练,是选从民到兵这一关,再过真正成为合格兵员一关。凡是过不了这些关卡的,就不能补入军中,或为厢军,或为杂役,军中不允许滥竽充数就是了。”
军队不管是平时还是战时,都是有各种训练、作战任务的,新兵补进去,对他们进行培训只是附带。如此一来训练的效率就极低,甚至还有老兵欺压新兵,把新兵当奴仆,各种各样的层出不穷弊端。甚至一两年间,还有新兵没有摸过刀枪,没经过战阵的,到了战时只能被充作炮灰。把新兵集中起来统一整训,毫无疑问效率高得多,效果好得多,只是对于帅府来说组织和制度相对麻烦而已。定西城这里新兵整训的时间是六个月,特殊情况下会有缩短,但不得低于三个月。这些新兵完成整训,单从作战技能上来说,已经完全不逊色于这个时候的禁军,这个年代禁军的训练本来也很松驰。
新兵集中整训,分发各军后再配以久经战阵的老兵作骨干,是秦州几支大军拉起来的基本模式。有了这种模式,才能保证军队规模迅速增大战力基本不降。
这是跟原来的禁军完全不同的组织形式,只有如此,才能保证迅速扩大规模的军队仍然保持战斗力。以前不管是禁军还是厢军,补入新兵员都是直接把人塞进军中,由统兵官和老兵看心情训练,效果不言而喻。一旦没有本部,或者新兵员过多,军队就直接失去了战斗力。一种极端的情况是“选募”,即没有基本的骨干和组织架构,临时让某个地方的兵士、义勇和壮丁自己应募,去执行战斗任务。如历史上元丰四年的五路伐夏,临时在京师选募了一万五千人,由王中正率领赴麟府路作战,基本没有起到任何正面作用。
兵和民有根本的区别,不是你塞给他一把刀百姓就变成军人了。这种差别最重要的不是作战技能,不是敢不敢见血杀人,而是几乎成为本能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用这个年代的话讲就是明部伍知约束。随便拉壮丁补充员额的必然是无组织无纪律的部队,新兵入军的最开始一段时间经历什么,大致就反映了这支军队的面貌。
徐平把这些讲给韩琦听,韩琦想了想道:“经略此话实有道理,不过,要与番贼比这些只怕本朝不占上风。据我所知,番贼之军本于部族,酋长就是大小首领,自小教习,上动一指下即知其意。而且他们兵法又酷,据说番贼用饭,皆要举手掩口才敢食,生怕上位者见到开口以为他们有话要说。而且他们日常放牧,弓马娴熟,闲时狩猎,配合又精,这些都不是我们中原人所能比的。要跟番人比纪律整肃,奋勇敢战,非啖之以厚利,刑之以酷法不可!出京之前,朝中诸公无不如此以为,琦以为所言甚是!”
徐平看着韩琦,好一会才笑了笑:“道理不辨不明,话不跟你讲透了,看来你对军中事还是只知皮毛,将来带兵是难事。番人游牧,弓马娴熟,又如何?两阵交锋,可不只是弓马对射,还要一刀一枪去砍去刺。刀枪砍刺,便如中原人挥镰刀、使锄头,怎么不听人说汉人地种得好,所以善使刀枪呢?他们狩猎的时候配合精妙,我们汉人种地收割,一样有薅鼓田漏,千百人一起向前,便如军阵一般,又差在哪里?我跟你说,这世间,只要锄头挥得好,泰山一样挖得倒!你讲这些,说汉人打仗不如番人,没有半分依据。只不过几百年来,汉人被番胡欺负得苦了,一直打他们不过,找这些借口安慰自己而已。至于番胡军法酷烈,那是因为他们是各部族强行捏合在一起,不得不如此罢了。军法之严,与刑罚之酷,没有半分关联。古人说得明白,乱世才需用重典,太平时便当宽刑以恤民,这话放到军中来,便就是战时执法要严,平时还是宽恤为主。我军中讲忠恕之道,便就是涉及到军事,如训练、行军、作战,军法一定要严,而在日常,则主讲仁恕。对军事严谨,一丝不苟,军事之外的日常则宽松活泼,一宽一严,一松一驰才谓之道。”
韩琦张了张嘴,终于还是没有说什么,又把嘴闭上了。徐平的那一句几百年来被番胡欺负得苦了,才编出这些借口来安慰自己,让韩琦无话可说。
真正讲起来,骑射还是有优势的,虽然无法决定一场战斗的胜负,正面相对大多无法撼动步兵军阵,但机动的优势太大了。但这个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优势对比,还远不足以抵消国力的差距,宋军打不过别人,跟日常生产习惯的不同关系很小。
你不能说游牧民族平时骑马所以打仗的时候有优势,这一点成立,汉人平时挥锄头舞镰刀也同样是优势,优势还更大。真正的原因还是农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