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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贯的税赋觉得紧巴巴的,现在则只出一两亿贯,自然就宽松许多了。而且还不只是如此,其实花钱也一样是要本钱的,这两年三司花钱的本钱也一样降下来了。银行的好处,便就是如此。对于朝廷来说,实际上赚的利息之类都是小头,对天下最大的好处,是把不需要花的钱省下来了。”
商品生产和交易有成本,资金同样有成本,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也是一样有成本。成本在总的数额中占的比例不大自然可以忽略,但这个年代不行,因为官方从民间收上来的钱中成本才是大头。看社会百姓的负担,不能光看中央朝廷收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还要把这些收支的成本算进去,不然可能就与事实天差地远。
历朝历代的苛捐杂税,其实真正落到中央朝廷手里的才有几个钱?大多数都花在收税的成本上了。越是正税之外的苛捐杂税,成本越高,这才是刻剥征敛对民间最大的危害。
现在民间对徐平所推行的新政所能感受到的最大好处,不是减了多少税,不是每年多赚了多少钱,而是同样交那些钱,负担却只有原来的几分之一。只看赚钱,有多少生意能有本钱几倍的利润?但从降低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成本的角度看,银行系统建立起来,却就可以达到这种效果。至于收到的利息和对商品经济的支持和推动作,那是后劲。最立竿见影的,首先是民间的税收负担在不加税不减税的情况下,大幅度的降低了。
第308章 战争也要本钱
人们的眼睛总是盯着那些拿到手里的利益,而为了这些利益到底花了多少成本,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徐平一再提起做事的成本,还每次掉起都让朝臣觉得惊奇,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地方正税之外,支移、折变、和买、科配,甚至里正衙前这些重役,实际上都是正税成本的一部分。而让百姓谈之色变的,正是这些科买杂捐。
在座的大臣,都曾经做过州县的亲民官,徐平一说清楚,他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有赵祯还是惊奇无比,不断掂量着徐平说的,连连惊叹。
徐平道:“陛下,刚才说的是收钱所费的本钱,其实花钱的本钱也同样惊人。”
赵祯奇道:“收钱经过了无数人的手,本钱大我想得明白,花钱又要什么本钱?”
徐平看了一眼枢密使张士逊,道:“就以花在沿边各州的军费为例,比如朝廷支出了一百万贯买粮,若以开封府上色精米一贯一石计,则需有一百万石。实际上到了战时,便以真庙时陕西用兵为例,精米五贯尚买不到一贯。若再算上太平时,陕西米价只有开封府的一半,则一石米有四贯多是买卖的本钱。用兵之时,军费花在哪里可想而知了。”
张士逊沉声道:“谏议此话虽然不错,但却是无奈之举。战时万物腾贵,米价自然远贵于常时。大军不可一日乏食,多花一些钱,也是值得的。”
“枢相话虽然不错,但每次用兵,朝廷为了银钱用度,殚精竭虑,不可谓不用心。但最后还是会因为花费太巨,不得不息兵求和,这样总不是办法。最近三司查历年账籍,发现真庙对陕西用兵,边地收军粮到了五贯一石,还不是上色米,而当时开封府的粮价还是跟往年一样,仍然是精米一贯一石。若以军粮一百万石算,则就白白浪费了四百多万贯的钱,边地军卒吃的还不是好米。四百多万贯,如果由桥道司组织人向那里运,哪怕是从江南两浙收籴,运费也断然花不了如此之多。这样算来,沿边各路花钱,本钱就太高了。”
张士逊道:“话虽如此,只是本朝军粮运送收籴,自有成例,不好更改。”
现在朝廷的财政收入是有保证的,西北打起仗来,也不会出现严重的财政困难。然而徐平最怕的,就是不管朝廷投了多少钱进去,最终却转化不成前线将士的战力。最后就是钱花了,事却没办成。到了这一步,战争就成了无底洞,不想求和也得和了。
粮食是最显眼的大宗战略物资,效率也低下到了这个程度,其他的战争物资可想而知了。打仗就是打钱粮,这话是没错,但钱粮总得用到该用的地方。
禁军没有后勤组织,这是军制决定的。到了战时,会临时设立随军转运使,所依靠的后勤体系实际上是地方州县的原有行政体系。越是在人口稠密的内地,这组织体系越是有效,越是在地广人稀的边地,越是捉襟见肘,而打出国境,则就无所适从了。不管是西北还是河北,作战高度依靠商人运送后勤,不这样做还有什么办法呢?
商人随军贩运物资,只能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完全依靠他们,那有多少钱也不够他们赚的。而且为了获得最大的利润,推高货物的价格,他们会一直保持前线物资紧缺的状态。打仗最终的结果,就是肥了一大批随军商人,把国库掏空,不得不停战。停战之后官僚觉得窝囊,再杀一批商人泄愤。下次开战,同样的故事再重演一遍。
徐平实在怕西北跟党项打起来后,出现同样的情况。他管不了禁军,但却可以让三司把到陕西的物流体系弄顺畅。战事一起,保证有源源不断的战争物资运到关中,至于最后怎么到前线去,就是各路帅臣的事情了。
见张士逊沉默不语,赵祯道:“若是如徐平所说,钱大多花在了无用处,着实可虑。枢密院当想出办法来,怎么向边地运送钱物,费的最少。”
张士逊道:“陛下所言极是,不过办法却少。以前也试过用厢军向陕西运粮,算下来比雇商人运粮所费还多,最好就只能如此了。”
徐平道:“枢相所说,当是以前算的用厢军运茶所费,加上制船的钱,路上沉船浪费掉的,诸般种种,不如雇商人运茶。不过,这算的是太平时的费用,一到了战时,可就不是这样的价格了。厢军运粮运茶,不管是战时还是太平时,都是花那些钱,商人却会坐地起价,越是朝廷催要的急,他们要的价越高。”
“商人求利,自然如此。不过仗不是年年打,太平时候不需要运那么多粮,难道白白养着那么多兵?而如果征用民夫,则就不如从商人那里买了。”
张士逊说的,又碰触到了军制的另一点,那就是不管禁军厢军,都是有进无出。打起仗来要增兵,这增的兵却不会在仗打完了之后退役,而是从此吃一辈子军粮。这种情况下养专业的运粮军队自然不合算,积年累月下来,为了缩减军队员额,非战斗人员基本就全部裁掉了。官员并不是傻子,他们的决策是跟军事制度相配合的。
徐平看看张士逊,又看看赵祯,看了看周围的几位宰执大臣,沉声道:“说来说去,战事起时用兵之处甚多,不得不增兵。如果不增兵,则诸事不便,所费糜多。”
张士逊沉声道:“然而增兵容易,裁员兵却难,世事难两全。”
这就是募兵制麻烦的地方,和平年代其实是比征兵费用要少的,但一到了战时,就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如果大规模增兵,战后多余的人员向何处去就成了问题,募兵制下当兵就是这些人的饭碗,砸了这么多人的饭碗,又是当过兵的人,整个社会都面临动荡。而如果不增兵,战时需求都靠商业行为解决,那钱花起来就是天文数字,什么政府也扛不住。
别说是这个年代,徐平记得前世那个世界第一大国,在大致和平的时候,跟个小国打上几年的仗,就能把整个国家财政给拖得七零八落。而在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们用的是征兵制,战争规模不知道大了多少,反而没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
募兵制本身不是问题,但是战争时只能跟商业结合,那就成了大问题了。这种制度下还能打仗花费少的,只有殖民掠夺战争。正常的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根本就不是正常的政权所能够承受的。这种制度下的战争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第309章 征募结合
看了看众人,徐平沉声道:“说到底,兵制不得不改,最少也要征募结合,有进有出!”
只要有对外用兵的雄心,实际上谁都知道要改兵制,但怎么改,却是个大问题。说起宋朝就要讲三冗,而三冗的核心是冗兵。历史上的宋仁宗最被人诟病的,是在他当政的时候所有问题都露出了苗头,他却没有痛下决心去改,最终病入膏肓。
然而真是那么容易改的?以历史上来说,让大宋弊病积重难返的正是对元昊之战,一是花费了巨大的代价,最终财政无法支撑,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再一个,便是西北开战大规模增兵,禁军员额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只能进不能出,如果以新增的禁军平均年龄二十多岁来算,则对国家财政的影响有三四十年。实际上禁军的员额一增,后续就很难减下来,这种影响时间还要长得多,一直沿续到神宗时期。
王安石变法关于军事方面的内容,后世讲的最多的是将兵法,解决“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问题。实际上历史上的那次变法,在军事方面,将兵法只是枝节,并不是真正的核心。重点讲将兵法,是为了跟对宋朝对外战事分析不力的结论,即兵将不相知是战力低下的重要原因相配合。为了凑这个结论,故意略过了其他一系列重要举措。
最少在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宋朝君臣显然不认为兵将不相知是最大的问题,而军制才是最大的问题。历史上王安石对未来军制的设计,是用征兵代替募兵,保甲制度正是为将来的征兵制做准备的。他和宋神宗认识到,这个年代政权统治的极限,也不足以支持募兵制下的大规模战争。要对外开战,募兵制就不能坚持,不然不等胜利自己就先垮了。
从逻辑上讲,熙宁变法在军事方面,一系列制度是先从禁军封桩阙额开始的。封桩阙额是裁减禁军的一种比较柔和的方式,即禁军因为老病逃停等等原因出现了阙额,不再增补,用自然减员的方法把禁军的员额降下来。每出现这样的一个缺额,枢密院便就把名额封存,称为封桩。封桩了多少员额,按照每名禁军的花费,把这笔钱扣下来,用到保甲制的推行上去。禁军减少了的军队,由保甲制度下的征兵来填充。随着时间的推移,禁军越来越少,征兵越来越多,最终实现征兵对募兵的替代。将兵制,就是与这种征兵制相适应的,把组织与指挥体系固定下来,而实现兵员的流动。
很显然,在这种征兵代替募兵的过程之中,禁军的战斗力会迅速地减弱。因为缺额封桩,禁军中剩下的都是老弱,而且越是到了后面越是如此。当然历史的现实是这个进程被打断了,由于党争,旧党当政之后削弱了保甲制度,也不再让保甲向征兵军队转变。这就是宋朝人经常说的,募兵衰,保甲亦衰。到了徽宗当政,甚至把缺额封桩的钱用来享受和摆排场,而不再用于保甲的组织和训练。靖康之变,金军兵临城下,京城禁军实际人数只剩三四万人,而且全为老弱。这种情形本来就是阙额封桩下的必然,是制度本就如此。
回望历史,不得不感叹人类总是不停地自己作死。新旧党争,每一党上台的时候都说要革除前弊,实际的情况是弊端没有革除,而把有用的革掉了。真正的弊端,反而被保存了下来。不如此做,怎么能让人知道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