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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祯这样做，当然是要保证内藏库的财力，确保自己的天子私财有足够的影响国家财政的能力。从太宗时候把内藏库与国库彻底割裂开来，由皇帝完全掌握起，这一条就成了祖宗家法，皇帝轻易不肯放弃。用枢密院控制禁军的财政和人事，再用内藏库影响国家的财政，关键时刻发到禁军手里的赏钱是天子私财，从而让官兵对皇帝感恩。祖宗家法的核心，就是让政权支柱的禁军知道他们是谁的人，谁能给他们发钱，应该为谁效力。
徐平懒得跟赵祯计较这些，他需要的是把现在的财政格局固定下来，不要三司赚出钱来各方看着眼红，皇帝要往内藏库里划，军队要多加赏钱，最后成一笔烂账。以前再是善于理财的三司使，不谈陈恕，就说丁谓，能做到的也无非是用度不缺，支撑真宗皇帝东封西祀之后还是出现巨大亏空。徐平要在自己任上，把三司一直欠钱的这个传统给改过来。
这个局面未必是赵祯想看到的，但却是国家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只是缝缝补补，社会经济如何向前发展？
定下军费预算的标准，其他就再无大事。天下钱粮本来就掌握在三司手里，从太祖时候收兵权削藩，核心实际上是把地方的财权收到中央来了。地方州县基本没有财权，收到的税绝大部分是系省财物，所有权在三司，地方要用必须三司同意才可以。州县能够支配的钱粮其实就那几项，三司拨下去的公使钱，官营酒库的醋息钱，其他就是各种巧立名目收的苛捐杂税，徐平要一步一步取消掉的。转运使可以调配本路的系省钱物，是因为转运使司理论上是中央的派出机构，代行三司的职权。
提出预算制度，徐平理想的情况是把军费一起理清楚，列出人员费用，训练费用，装备费用，办公费用等等，用预算决算制度控制住军队的花销，把钱用到有用的地方。当年在邕州徐平也带过兵，那时候是做得到的，不然即使有蔗糖务，一州之地怎么可能打起那种大仗？如果还按史的轨迹，军费年年增加，一有战事就爆增，然而钱却不知道花哪里去了。史上的庆宋夏战争，花费之巨几乎让宋朝无法负担，后期更是直接激起陕西南部的农民起义。最后双方不明不白地言和，财政困难和陕西民变是重要的原因。
战争打的就是钱粮，这道理人人都知道。但花钱没有效率，用了一千万贯的钱，只做成了一百万贯的事，这种仗谁能够打得起？
达不到理想状况，也要把军事的数额固定下来，即使年年增长徐平也认了。但决不能再像从前一样，没有计划，找出个理由就把左藏库里的钱发出去了。（未完待续。。）
第216章 新的货币
讲过预算，徐平才道：“为今三司面临的棘手事，首先一件便就是京西路的飞票无法兑付。此事如何解决，朝里已经议过数次，只是一直没有定下来。按先前所说，一个是稳定绢价之后由三司铺子发行购物券，冲抵京西路的飞票，再一个使用钱庄，从民间收钱到手中为朝廷所用。这两种方法都有道理，也都有不足，到了这个时候，最好是两者合一。”
此时的《富国安民策》已经上到朝廷，殿里坐着的人大多都已经看过，两位宰又是从京西路来的，对新政都不陌生。徐平到三司之后会如何改革，大家心里基本有数，并没有人感到徐平说的有什么奇怪。
已经升为参知政事的陈执中道：“谏议，合一怎么个合法，你还是一气说清楚。说起来钱粮的事大家都不陌生，但去年京西路怎么做的，在座的却很多都没有头绪。你把事情说完，大家再参详，到底可行不可不行。”
徐平点头，站起身来，向赵祯捧笏行礼：“先前之所以要定下来年的预算，跟后面要做的事情有关。从数年之前，三司铺子印制了购物券，以补充铜钱不足，后来汝州又行小铁钱，几年试用下来，官私两便。去年京西路设钱庄，开始只是收集民间铜钱，用于需要大笔铜钱的交易，后来向新设的分司发放贷款，收取利息。林林总总这些措施统合起来，我取了一个名字，称为银行。银自然是银钱之意，行取总天下钱币之意。”
见大家都在认真听，并没有人插嘴，徐平又道：“去年京西路一年，仅棉花一项，把棉布、棉絮、棉油等等都加起来，约有数千万贯之数。多吗？其实不多，这才只是一路的几个州而已。以后棉花自然推向全国，一年亿万贯是稀松平常，只是麻布会少就是。这产业做起来之后，有个难处，便就是天下没有那么多钱来进行买卖。现在飞票的难题，说到底还是缺钱，才不得不挂在那里不兑。天下贸易，常言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民间有多少交易便就应该有多少钱在用，这才是国家铸钱的本意。”
陈尧佐点了点头：“你这话说的是不错，但现在天下到底需要多少钱，实有多少钱在使用，有多少缺口，你有大致数字吗？”
徐平道：“回相公，大略的数字还是有的。通算各路，在民间用于贸易的钱数，约在五六千万贯之间，当还有与此差不多的钱被民间藏起来，没有使用。自去年京西路棉布被贩运到各处，飞票被留在京西路，棉布却运到其他地方去卖了。因为绢价不稳，民间贸易不再使用绢帛，又多了这么多的棉布要卖，自然铜钱就缺了。据三司收到的各地公文，京东路开封府，以及两淮荆湖路，都出现钱贵货贱，实际就是民间的钱已经不够用了。一直有人奇怪京西路说是多收了那么多钱粮，怎么就只有飞票，钱到哪里去了，实际就是到这些地方去了。只是贸易和铜钱的流通有个过程，还没有显现出来罢了。”
李迪问道：“那民间缺多少铜钱，有没有个大概的数字？”
“回相公，这个数字现在还不好说的。货泉，其藏曰泉，其流曰布，且不说有多少藏起来有多少在使用，就是流通中在用的钱，还有流的速度一样不一样。同样一贯钱，一年被使用十次，跟一年被使用一次，效果可是千差万别，用十次的一贯钱，跟只用一次的十贯钱，在贸易中的用处，其实是一样的。正常来说，钱一年被用几次，应该是有一个大致固定的数。但现在，还不是正常来说的时候。”
货币的需求量不但是跟发行量有关，还跟流通速度有关，流通速度越快，需要的货币实际越少，商业却越发达。当社会经济稳定，这些数据都应当是有大致定数。但现在正是经济剧烈变化的时候，可以说是一天一变，徐平也说不出大概数字。
见众人不再提问，徐平又道：“惟今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民间缺钱使用，最明显缺的一个数额，就是京西路未兑付的飞票。这个钱民间贸易是要用的，但是没有，便就成了空账挂在这里。账挂在三司，但卖棉布多的几路，却货多钱贵，开始缺钱了。要知天下钱多了物价飞涨，是有害的，便钱少了民间贸易不通，不能互通有无，一样是有害的。我现在讲的要做银行，便就是要把这些缺的钱补全，让贸易通行。如果民间的钱多了，也有办法把多余的钱收回来，稳定物价。”
“具体来说是这样，原来隶三司之下的冶铸司单独出来，专一铸钱。天下产的铜不够怎么办？已经试过小铁钱，但只是小补，还是要想其他办法。按三司铺子购物券和西川交子的经验，可以用钱来印。这里要说清楚，用纸印出来的这些钱，只是补铜钱不足，方便天下交易，本身不是宝货，不能交易便就没有用处。”
从做盐铁副使的时候编《钱法类书》，三司铺子印购物券，到在京西路设钱庄，编《富国安民策》，关于钱的问题已经讨论了几年，京城的大部分官员，对钱法已经不再陌生。用纸钞来代替铜钱实际一直有人在提，不过没有清晰的理论和体系，不成气候罢了。
徐平提出用纸印钞来补充铜钱的不足并不出人意外，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关键是怎么操作的问题。印多少，怎么进入流通，怎么保证发挥作用，这才是难的地方。
作为前任三司使，理财能臣，翰林学士程琳显然比别人考虑得多一些，问徐平：“三司铺子的购物券已经行用了几年，甚是方便，也没有出过问题，可见用纸钞是可行的。不过这印出来的可不是交子，不可能跟交子那样的做法，你先说个章程出来大家参详。”
交子的本质其实是银行券，是按照作本钱的铜钱数来印的，一般来讲本钱是印数的三成，这是多年积累下来的经验。
中国的货币是用来满足国内市场贸易需求的，没有金本位银本位的传统，也没有那个需要。国际贸易是中国用茶叶瓷器丝绸等货物换来金银宝物，一向都是金银净流入，没有积攒金银进口货物的需求。这一点是中国传统与史上的欧洲国家完全不同的地方，在周边的国际贸易中，茶和丝绸可以代替金银。史上欧洲的货币传统和经验，对古代的中国其实没有用处，中国的货币发展自成一体。一直到徐平前世的时候中国货币政策其实也是别成一派，并不跟基于国际贸易的国家货币策一样。
交子如果看作纸币，那么实际上就是铜钱本位，还是建立在铜钱货币的基础上的。
徐平要做的是真正的货币，能够调整经济的货币，跟银行系统结合起来，交子的模式当然不符合需求。至于滥发，只跟政治经济形势有关，什么样的货币本位，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都不能遏制。真正讲起来，政权是暴力统治机构，不用滥发货币敛财，也可以用苛捐杂税加重税赋敛财。真正要限制的，是政权从民间过份征敛的冲动，而不是货币政策，在货币政策上做文章，是本末倒置了。
想了一会，徐平道：“以前是铜钱，由冶铸司和各地钱监铸造自然无事，但如果是用纸印钞，则就不能如此做了。制多少钱出来，必须由朝廷统一掌控。我是如此想，冶铸司和各地钱监，全部单独出来，别为一司，由朝廷重臣提举，专一管铸钱印钞。铜钱纸钞全部加总一起计算，数量从这么三个方面来，诸位参详。”
“第一是从民间收上来的铜钱，还有左藏库以及各地州县库里所存的钱，收一枚铜钱进来便就铸一枚新钱。新铸的铜钱要跟旧钱不同，但重量应该基本一样，以保证新的钱价不跌。至于这新钱里多少铜钱，多少纸钞，便由新设的钱监决定。”
“第二是把三司铺子的购物券纳入进来，三司铺子有多少货物，便就制多少钱。因为货物一定会卖出去，需要用钱，而货物也就为新制的钱作本。”
“第三是以天下赋税作本，按前一年三司所收的赋税数只算钱，不算粮有多少赋税便就制多少钱。这制出来的钱，贷给三司，作为一年国家之用。等到赋税收上来之后，三司还本付息。第二年依次办理，如此循环。之所以要做预算，也是这个意思。”
这三项中，第一项是用新的货币系统代替旧的货币，实现货币统一。因为是一对一的替换，没有什么好说的，第二项是用国家掌握的物资为依据发行货币，保证发出去的货币一定能够买到必需的物资。这是徐平前世中国的货币发行方式，不过在国际贸易少的时候容易引起通货紧缩，当国际贸易剧增，又慢慢从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