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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也没有这样做的想法。”
陈执中忙道：“回大参，这样的想法三司还是有的。只是三司铺子每月所入的银钱，都有用处，如果用购物券兑了河南府的飞票，则相当于透支了三司铺子的数年收入，三司这里就出好大的窟窿，国用无法支持，所以一直拖着不敢这样做。”
宋绶淡淡地道：“王相公的办法，在国用充足的时候倒也可行，只是现在国用艰难，三司就是想做，也无法去做就是了。”
王曾默默不说话，只是听别人说。现在殿里的人中，只有赵祯、吕夷简和王曾看过了完本的《富国安民策》，其他人当然不是一点没听说，只是得到的消息都零零星星，不成系统。像这种大部头，不成系统就根本无法插嘴。派石全彬到洛阳查看皇宫，王曾和吕夷简都认定赵祯已经得到了书，甚至咨询了徐平的意见，其实其他人也是这样想的。但是吕夷简和王曾之间，是不知道对方有没有看过书，看的书到底全不全，缺了哪些的。
这就造成了现在的局面，早朝王曾提议用新政解决京西路的问题，吕夷简同意，赵祯赞同，其他官员沉默。两位宰相达成一致并不能保证朝里没有反对意见，不买他们两人账的人还是有的，可对谈论的东西一无所知，能有什么话说？
吕夷简改变态度并没有让王曾觉得意外，自己都有晏殊送书来，工于心计的吕夷简肯定也有自己的渠道。他现在的要看是吕夷简真正的目的是什么，真地能自己一致吗？
赵祯见其他人不说话，只好道：“王相公的办法虽有不足，但也不是无法可想。京西路的飞票说到底只是钱而已，货物他们已经卖到其他路去了，三司和地方州县早晚能够收上税来，只是时间必定要晚一些。先把三司铺子的钱用了也不是不行，你们说是也不是？”
吕夷简捧笏：“陛下所言甚是！提前用三司铺子的钱是可以的，但真接用购物券抵账的风险太大，一出意外，三司就无法补救。真要抵账，还要别想办法。”
“吕相公如此说，想来是已经有腹案了，必有两全其美的办法！”
蔡齐忍不住，不由狠狠瞪了一眼说话的宋绶。在这么多人面前唱双簧，当大家看不出来吗？这一唱一和的，不就是贬低王曾，抬高吕夷简的身价吗，都是当朝大臣，却耍这种小把戏，真是让人不齿。看王曾低眉敛目，并不说话，蔡齐只好忍了。
吕夷简笑着看了看众人，才道：“我看京西路去年新政，实际有个法子是能够解当前困境的，那便是钱庄。目今京西路的钱庄，只是把钱存进去，开存据出来，真正存钱的人要用钱的时候，还是要到钱庄去交割。如果把存据当作三司铺子的购物券，便就可以与西川交了一般当钱来用了。如果在京师开钱庄，再加上京东与两淮，这个数目，就足足可以补上河南府的飞票而有余了。如此一来，三司不但没有亏空，手里的钱反而又多了些。”
听到这里，王曾就知道吕夷简必然是也得到书了，因为这正是《富国安民策》里讲到钱法时的内容。把钱庄开成银行，利用存贷息差谋利，然后由中央银行发行纸币，同时进行大宗货币往来的结算，徐平讲得很清楚。这里面的关键，是利用公司制度控制贷款的风险，同时利用中央银行控制货币的发行量，并减小结算成本。风险控制到最小，同时把资金流动的成本压到最低，才可以保证银行的利润。金融可不是天然能够赚钱的，不这样做的话，银行为了保证利润，向商品经济的运作链条转嫁出来的成本过高就失去作用了。
制度是这么个制度，但对制度的理解，并不是每个人都一样。最少王曾听了吕夷简说的话，就觉得他的认识与自己不同。徐平在《富国安民策》里一直强调的原则，是一切制度与措施都是为了商品经济的链条正常运转服务的，只要这根链条正常，财富便就会不断地增加，整个社会都会平稳发展。这就是王曾在书里划出来的那一句：“公利本于私利，而用于万民，故曰谋公利为天下之大义。”
义与利的统一，是王曾认为的关键。但是吕夷简的话，恰恰是把这最重要的原则给绕了过去，让王曾心生不快。关于银行制度徐平书里说得明白，最大的作用是给商品经济的运作提供便利且源源不断的资金，而不是为了让国用充足。国家所需的资金，应该是从其他方面收上来，不能靠印钱印出来，这是基本的原则。
能够通过正常渠道收上钱来，才说明经济运转正常，整个社会的财富在增加。银行里印出来的钱，必须以经济的需要为准，不管是多了还是少了，都是有害的。金融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必须以实体经济为根本，一旦背离了实体经济，那就有害无益。
吕夷简所说的，一开口就是印了购物券，不但是兑了京西路的飞票，还让三司的手里凭空多了一笔资金，可以补充国用的不足。这样的认识，是跟《富国安民策》截然相反的。
强自忍住心中的疑惑，王曾对吕夷简道：“我有一事不明，求教坦夫。这多印出来的不管是称钱也好，交子也好，关引也好，券也好，除了充抵京西路飞票剩下来的，又怎么花出去呢？须知这钱不是凭空来的，是百姓存在钱庄的铜钱的凭据，用掉多少就会产生多少的亏空，这个亏空必然要由钱庄补上去的。”
吕夷简道：“孝先问得极，这钱确实是亏空。但是其一，旧钱花了新钱会源源不断地存进来，只要存进来的比花掉的多，亏空便就不是亏空。再一个，钱庄手里有这么多钱，便就是本钱，本钱是可以生利息的。只要生的利息比花出去的钱多，也就没有亏空。”
王曾道：“依京西路的新政，钱庄的钱只借给他们所设的公司，这些公司的账目都有专门的人打理，借给他们到时不还钱的风险极低。这件事京西路能够做起来，是有棉布带着让无数人可以开公司生利，其他地方，急切间可没有此等事。没有这么多生利的公司，钱庄的钱便就无处可贷，便也就无法生息。至于存的钱比花的钱多，开始的时候，民间的存钱必然不少，确实可以做到，等到钱庄的钱收得多了，民间再无闲钱，也就无所谓存的比花的多了。有这两点疑虑，还请坦夫三思。”
这些制度的关键，是要有源源不断的财富被创造出来。吕夷简认为不重要，王曾认为很重要，公利不能回馈到私利里去，这链条就无法运行了。（未完待续。。）
第203章 换相（中）
吕夷简看着面色沉静，不喜不怒的王曾，不由一笑：“孝先此话，有些书生之见了。这世间手中钱，用来生利天经地义，只要年息合适，不要贪得无厌取息过高就是。徐平在京西路只放贷给他们那里的公司，在我想来无非两点，一是想让税钱主要从公司来，贷给他们的钱就是个贴补，再一个公司的账查得紧，钱庄不用废大力气追账。两点之中，又以第一点为重。京西路有大量的棉花，当然可以如此，其他地方又何必邯郸学步？在开封府和其他地方，钱庄的钱当然可以放给其他人，怕到时收不上本息，找人担保就是，这有何难？”
王曾淡淡地道：“每年因为质库解库放贷，官司极多，更有被逼得卖鬻女的惨事。民间放贷已经是如此，官府放贷，为了不失本钱，官吏只怕会闹出更多事端。”
“世间哪里有两全其美的事？有一利必有一弊。放贷易出事不错，严加管控就是了。”
《富国安民策》实际上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在富国，一在安民。后面具体的各种施政措施主要是讲如何富国，前面的理论部分则主要在讲如何安民，但是富国的目的是为了安民，根基在安民。
同样一本书，王曾看重的是安民，富国不能背离了这个目的。吕夷简看重的则是如何富国，至于民安，那是国富之后附带来的好处。理解不同，目的不同，同样的政策便就会出现巨大的分歧。在王曾的眼里，官府手里再有钱，不能够国泰民安，那也不能算政通人和。吕夷简却觉得施政之难不就是因为手里没有钱吗，有钱了还不是万事皆顺？
王曾沉默不语，过了很长时间，突然说道：“似这些事，京西路向来都是徐平在一手安排，其间的利弊，他的心里最清楚。既然要行新政，我们又何必冒险？让徐平回京来主持就是。解铃还须系铃人，京西路的事情起自他，便由他自己来解开这困境！”
听了这话，赵祯的眼睛一亮。在他心里，最理想的结果自然是让徐平回来，别人说起那些政策来都如隔靴搔痒，惟有徐平才能一针见血。但是徐平资、声望都不足，像这样的国家大事是必须有宰执在政事堂坐镇，全力支持的，不然就只是一场热闹，落不到实处去。两位宰相难得一起同意试行徐平在京西路的新政，赵祯的意思，便就是让王曾和吕夷简暂时放下挣执，全力支持徐平。不想没提徐平回来，两人又吵上了。
吕夷简神色不动，对王曾说道：“能让徐平回来最好，只是现在京西路离不了他。去年就有一众分司官员对新政不满，联名靠到朝廷，我们强压下来而已。徐平一走，还有谁能够收拾场面？做事情最怕半途而废，让徐平回京，只怕朝廷的事情没有做好，就连京西路的局面也崩坏了。王相公此议听起来有理，实际不妥。”
宋绶突然插嘴：“不只是京西路离不了徐平，还有西北局面不稳。前两年徐平在京城的时候，城里曾经闹过党项细作，他那时候断定，元昊在党项的根基并没有我们外人看起来那样牢固，必须对外不停开战。赢了增加他自己的威望，输了可以借不服他的人的人头来收拾党项内部。并断言，一旦党项败于吐蕃，则叛离大宋的日子就不远了。党项在西北盘距一两百年，传承数代，地广千里，带甲数十万，绝非一般的蛮夷小邦可比。西北一旦有变，必须有能征善战的重臣到那里坐镇。本朝文武百官，论起带兵作战，威慑异邦，又有谁能跟徐平相比？当年在邕州，他以一州之地，平定交趾，破其国，执其王，党项如果反叛本朝也非他去不可！调他回京，如果新政摊子铺开几个月，党项那里出来，怎么办？到时把徐平调往西北，摊子谁来收拾？不如从一开始就不用他！”
蔡齐道：“依宋参政所说，如果党项十年不叛，十年就不用徐平了？百年不叛，那徐平就在外边州县等上一辈子？当年徐平说的，也只是依据当时形势推论西北局势，世事变幻无常，总有各种意外。党项败于吐蕃，现在又去打河西，没有几年时间平定不了。再者本朝泱泱大国，国政自然以我为主，岂能受制于蛮夷小邦！”
宋绶冷冷看了蔡齐一眼，沉声道：“书声之见！兵者大事，系国家存亡之安危，不可有一丝懈怠！利器宁可备而不用，不可一日无备！”
蔡齐转过身子，对着宋绶怒目而视：“你牙尖嘴利，听起来都是为国着想，谁又不知道肚子里的龌龊主意？没有徐平，我大宋难道就收拾不了党项一个摄尔小邦了？三衙所统禁军雄兵数十万，兵多将足，器甲精良，元昊若反，出大军平定就是！”
宋绶一声冷笑：“那就要问枢密院了，今时今日，禁军比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