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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道理徐平是结合自己前世的经验得出来的，军事是政治的延续，决定于政治，服务于政治，是实现政治目的的暴力手段。没有政治目的的军事行动，不足以称为战争。元昊继位之后四处出击，东西南北几乎全部打过，难道是他得了失心疯？他一个人疯了，不可能党项全国的人跟着他一起疯掉，这些军事行动，是服务于元昊在党项的内部整合的。
只有明了军事行动的政治动机，才能掌握住战争的本质，牢牢把握住主动权。所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不是搞什么锦囊妙计，而是从政治的高度牢牢把握住战争的态势，不被战场上的迷雾影响了政治判断。
此时的徐平已非吴下阿蒙，不是在邕州懵懵懂懂与交趾开战的时候了，对即将到来的党项战争有清晰的认识。当年跟交趾开战，而且还越打越大，其实有很多误会，不管是徐平还是李佛玛，都没有做好准备。他们本来只是争夺边境上摇摆的土族，以及一系列于己方有利的战略要地，并没有想要一决雌雄。所以最后徐平进入升龙府，抓了李佛玛之后便就立即撤出来，因为一开始的政治目的中不包括吞并交趾，当时也吞不下。
此时宋朝的情报对赵元昊的描述，说法比较多，有说些英武不甘居于人下的，有说其凶狠阴鸷的，有说些贪婪好杀的。从这些描述中，徐平得出一个结论，元昊确实是个有想法的人。那就是要把党项内部凝合成一个整体，不仅是他的治下独立，而是要让党项与宋和契丹一样，真正成为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实体，特别是要成为文化独立的实体。
一系列的对外战争，原因很复杂，但真正的政治目的，都是为了独立的政治文化努力的。用战争中得到的好处拉拢靠向自己的人，用战争中的损耗把反对自己的人消灭，很多新兴的政治实体都会采取这样一条道路。这一系列的战争，就是他们内部融合的过程。
对党项一系列的动作从政治上有了清醒的认识，朝廷便就可以采取相应的对策，是和是战，是进攻还是防守，都不能盲目。觉得开始能打便就先打了再说，打不动了求个和试试，这样的仗打得没头苍蝇一样，能有个什么好结果？
在现在的徐平看来，对党项的应对，应该是在它一挑起对外战争的时候，宋朝便就主动介入。党项打别人，宋朝便就要打党项，党项对周围打不动了，宋朝便就不打他了。此时的党项必然浑身是脓疮，等它自己爆掉就好了。可实际的情况是，朝廷对边疆根本就没有明确的指导方针，连周围小国的情况都搞不清楚，又何谈战略战术。徐平只是根据自己心里的估计，印证党项的对外行动，跟宋朝的战争，早晚是要打起来的。
朝廷里对党项是个什么态度？从现在晏殊的表现就能看得出来。他对徐平说的西北局势完全没有兴趣，几个蕃邦小国，自古以来就打来打去，就像野兽战个不休一样，天性就是这样，有什么好在意的？他们谁咬谁一口，关大宋什么事情！
杨告道：“都漕担心的是党项与吐蕃战事不力，便就要与我朝开战？怎么会！”
说完，杨告与晏殊一起连连摇头。
徐平道：“不会与本朝开战？这几年来，党项军兵在西北入境掳掠的事情难道还少了不成？不过是他们掳掠一番，随便找个借口，朝廷也就放过而已。真说起来，要打早就该打起来了！只是朝中上下，都心怀侥幸，装作事情没发生而已。此次党项在吐蕃受辱，倒还不至于在西北直接对我朝兴兵，十之**，是要先去打归义军的瓜、沙、肃三州。等到那三州彻底平定，跟我朝的战事就该起了。”
杨告一惊，看了身边的晏殊一眼，小声道：“朝报里确实说党项攻河西三州！”
徐平摆了摆手：“既然去攻那三州了，西北想来还有一两年的平静日子，现在我们就不用理会了。前两年京城里闹党项细作，说起应对西北之策，我曾经跟圣上禀奏，一旦元昊打不动吐蕃了，便就要跟大宋动手了。那时想的是他该先下瓜、沙、肃三州，才会大举兴兵河湟，没想到三州未下，他就去与厮拼命了。现在好了，打不过厮，只好去打三州，还是跟原来想的差不多。算了，现在我们先不用谈西北。”
西北战事，徐平曾经跟赵祯提过一个重要的节点，一旦党项在吐蕃方向受阻，大宋便就要开始做战争准备。元昊的战事不能停下来，一旦停下战争的脚步，党项内部的势力便就会要他的命。打不动吐蕃，那就只能选择大宋和契丹，无昊会选哪一个是明摆着的。
当年徐平提的事情现在发生了，赵祯一定会来信询问徐平，徐平必须回答。当然徐平怎么说是一回事，赵祯信不信是一回事，朝廷里的大臣怎么想又是一回事，或许赵祯只是出于礼貌问一下徐平而已。现在党项攻河西，那便皆大欢喜。
终于把西北的事情放下，晏殊出了一口气，问徐平：“此次范希文上《百官图》，龙图觉得朝里会如何处置？此事非小，大臣纷纷议论！”
徐平叹口气：“事情若只是到这一步，其实也没有什么。吕相公主政中书，官员如何使用是他宰相职责之内，不需要跟范待制解释。话说回来，范待制朝廷大臣，身为侍从，议论国政分属应当，上《百官图》表示疑问也没有什么。怕的就是，吕相公不肯说，范待制不肯退，那后果对范待制可就不妙了！”（未完待续。。）
第191章 慨然以天下为己任
听了徐平的话，晏殊叹了口气：“唉，吕相公为人，岂会善罢甘休！”
徐平苦笑，想了想还是说道：“学士，依下官看来，吕相公还是会让一步的。宰相便就要有宰相的气量，主持朝政本就任人评说，本朝不塞言路，范待制做的并不出格。”
晏殊眼睛一亮：“龙图是说，此事会就此过去？”
“怕的就是，吕相公肯让一步，范待制不肯退，非要让吕相公离开政事堂不可。宰相百官之首，合适不合适，只有君王可以评鉴。真到这一步，那”
徐平摇了摇头，没有再说下去，意思已经非常明白了。
晏殊想了又想，脸色非常不好看，口中喃喃道：“范希文总不会如此固执，吕相公能够退让，他还有什么不能退的？”这话说出来，显然他自己都不信。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话徐平前世在课文里学到，也是心神激荡，为先贤的人格所倾倒。但真地遇到了身体力行的范仲淹，而且同朝为官，徐平是真地又敬又怕，怕还多于敬。范仲淹本人算不上学术大家，但是这个年代的学术大家大半都受过他的提携与引荐，范仲淹的为官与为人，深刻地影响了两宋。
在徐平前世与范仲淹有关的还有另一句话，慨然以天下为己任。这句话前世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到这个年代真正体会到，与前世的感想就大不相同了。为己任的是天下，是百姓，是国家民族的兴衰荣辱，但唯独这话里是没有君王的。以为范仲淹这些人会愚忠，只能说徐平前世的误会好大，这几年结结实实地被教训了。
以大道佐君王，匡扶天下，拯百姓于水火，这些前世形容这些官员的句子，现在的徐平想起来就别是一番滋味，有的时候他真地想求求这些人思想不要这么高尚。对于君王用一个“佐”字，百姓是拯，天下是匡扶，这些用词就已经体现了这些人的态度。所以才有范仲淹赞寇准左右君王是天下大忠，在他们的心里，不管君王百姓，都是从属于天下的。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换句话说，认准了这个理，别说是撞破南墙，就是自己粉身碎骨，都绝不后退，万死不辞！
范仲淹会退步？这次他死都不会退！正是看出了这一点，徐平才觉得无奈，甚至连与晏殊和杨告讨论一下这事情的兴致都没有。
范仲淹有没有错？当然没有错！有的时候徐平甚至希望自己也做一个这样的人。
问题不在范仲淹等人的态度上，而在于那一个他们坚持的道字上。以自己的身家性命去拼命实现的，甚至不计较个人荣辱，不计较生前身后，哪怕永坠地狱也要为之不屈不挠奋斗的，那一个道是不是真地存在？是不是真地正确？范仲淹等人开始树立起一种类似于宗教虔诚，但要远远比宗教虔诚更加决绝的精神，这种精神每当中国处于史上最黑暗的时刻，便就愈加散发出光茫，迸发出无穷的力量。这种时候这种精神，最加可贵。
这种光茫现在的徐平都要退避三舍，与范仲淹一直维持着一种若即若离、不远不近的关系。道不同，不相与谋，徐平坚持的道路与范仲淹等人不一样。
从入朝为天章阁待制，经过了这几年的京城生活，通过自己的观察，自己的思索，范仲淹已经认定了吕夷简是奸佞小人，是天下不能太平富足的最大阻碍，要想朝政清明，就必须赶走这个小人。现在，范仲淹要不顾一切地去做自己认为自己该做的事了。
他不考虑身家性命，不考虑个人荣辱，做了最坏的打算，要与吕夷简同归于尽。既然吕夷简是小人，自然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那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这个时候，范仲淹甚至不考虑自己这么做合不合朝廷法例，也不考虑别人怎么看。
这是让徐平最无语的，政治问题用道德手段解决，就跟吕夷简对京西路的经济问题非要用政治手段解决一样，让徐平无所适从。在他想来，大家能不能好好坐下来，问题分析清楚，一是一二是二，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要这样天马行空。
范仲淹在政治上站不住脚，最后的结果已经可想而知，但是他即使失败了，吕夷简从此也要背上道德的包袱。徐平从来不忽视道德的力量，吕夷简在政事堂掌权的时间和做的事情都远远超出同时期的其他宰相，但他的官声，他在政坛上的能量，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后，都与这种地位远远不相衬。以吕夷简现在的权势，如果有王旦哪怕是王曾那样非权力之外的能量，他要用政治手段解决京西路问题，徐平只能捏着鼻子认了。哪里像现在，徐平公然招集京西路官员写《富国安民策》，与吕夷简对抗。
范仲淹怎么败给吕夷简，吕夷简就会怎么败给自己，对这一点徐平深信不疑。最多最多，也就是中间多些波折罢了。徐平担心的，是如同吕夷简斗败范仲淹背上道德包袱，自己到时倒斗吕夷简，也会背上政治包袱。这种政治包袱，会严重影响改革的进程。
范仲淹的精神能量，适于救亡图存，国家民族在生死亡之际需要什么便就如天上的太阳一样显眼，一腔热血洒错地方也难。但是用于兴国对大家来说实在太累了。虽然他认为现在是救亡图存的时刻，大道不昌，国事艰难，外有强敌，内部弊端丛生。但实际上真没有到那么严重的时候，还是冷静下来，大家好言好语好好做事得好。
吕夷简玩弄权势的手段适于守成，但现在已经没成可守了，他还这样做，便就是与现实需要背道而驰。从这一点来说，范仲淹还真没有看错他。以前在京城，王曾压着不让徐平有太大的动作影响朝政，是因为赵祯刚刚亲政，要让小皇帝有个适应过程。现在赵祯成熟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