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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务扩张的方向。从这一点上说，占城没有以前交趾那么好命，交趾如果老老实实，其实还是很安全的，而占城堵住了蔗糖的商路，必须被打掉。
蔗糖务看起来跟以前魏晋时代的庄园有些相像，其实完全不同。自然经济的庄园是自给自足的，而蔗糖务这种商品经济下的庄园则完全没有自给自足的能力，必把产出来的白糖卖出去，把需要的粮食和各种消费品买回来。这种差别，决定了他们一个保守，一个天然倾向扩张。这种差别，正是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划时代的不同。
在广南建立这种庄园，徐平并不担心他们会生出独立意识，如同前世历史上的美国一样发生南北战争，因为两者有根本不同。不管邕州的蔗糖务也好，以后会产生的类似庄园也罢，他们最主要的市场，最主要的商品来源地，都是中原。中原是他们的根基。那些庄园制的经济实体只是中原的大树伸出去的枝枝杈杈，离了中原，他们也就没有了生存的土壤。而美国南方的大种植园主，最大的市场在欧洲，最大的商品来源地也在欧洲，从经济上说与欧洲是一体的，这才是南方要独立的根源，是他们的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会决定社会意识，只要有大统一的经济市场这个经济基础在，并不需要担心南方会生心有异志的庄园主，这是商品经济的逻辑。
邕谅路的蔗糖务在寻找自己的新市场，矛头已经对准了占城，吞并那里彻底控制南洋商路只是时间问题。现在的形势与徐平在邕州的时候有根本性的不同，那时徐平并没有吞并交趾的主通能动性，蔗糖务的发展方向还在向着国内，他只是被动应对。现在蔗糖务的根基已经移到谅州以南了，向南发展已经成了本能。
蔗糖务向南，徐平也需要开拓新的棉布和旧有的丝帛产业的市场，这是他特别关心高丽和日本商路的原因。没有办法，东南亚那里太热，土著又太穷，穿衣服对他们是可有可无的事情，纺织品的市场开拓起来实在有些困难。除非南洋商路通到了欧洲，才会找到纺织品的大市场，这就不知道是哪年哪月的事情了，远水解不了近渴。
与王文交谈，徐平也了解了现在东北亚一带的形势。在那里契丹的势力强过大宋，不过契丹终究同样是蛮夷，高丽要臣服有心理障碍。现在的高丽是事实中立，两方面都不得罪，但在文化上，还是偏向于大宋的。在开封的国子监念过书的宾贡生，特别是那些被赐进士出身的，回到高丽也是了不得的人物，最少也能做到中原的六部长贰之类的职事。王家更是高丽国内数一数二的实权家族，族里一直有人担任着类似大宋宰执一类的职事。至于留在中原任官的王彬，人家是凭自己真本事考的进士，又不是被赐进士的宾贡生，当然不屑于再回到那鸟不拉屎的地方当官。现在是高丽王家的脸面，比在高丽当了宰相还光彩。
旁边的日本与高丽的情况不同，自五代时起便就开始闭关锁国，国内的形势也不是特别稳定，生怕被中原政权影响政局不稳，严禁海商往来。跟高丽倒是没有跟大宋隔绝得这么严格，商路一直是通的，只是规模也不太大。现在汉人跑到日本海路的，要么就是假冒高丽人的名义，要么干脆就在日本找几个女人，再建一个家，算是日本人。
问清楚了这些，徐平对王文道：“高丽到底是人口稀少，你们就是运棉布棉衣到那里去卖，只怕也卖不了多少。以后做得大了，终究是不便。”
王文笑道：“都漕这话说得过了，高丽再小，也有中原数州之地，数十万民户。西京城里能有多少棉布棉衣，能让高丽人买不过来！”
徐平微微一笑：“数十万人户，又有多少人买得起呢？以中原之富庶，京西路还不能做到人人穿得起棉衣，高丽只怕差得更远。至于西京城里有多少棉布棉衣，明天我让人带你到货场里看一看，多了不敢说，让高丽全国一人有几件衣服还是够的。”
王文一愣，怔怔地好一会不说话，最后才脸不信地道：“洛阳也不过一座城池，怎么可能有那么多布匹？我们高丽也有几十万人啊”
黄金彪不耐烦地敲了敲桌子：“我就说你一个蛮夷眼皮子浅，几十万人很多吗？开封府一两百万人户呢！不说都城，就说我们邕州，那也是有几十万人户，那还是边疆之地呢！”
王文吃了一惊：“就连邕州那边鄙之地也有几十万人？不要诓我！”
“都漕官人便在这里，你问一问，当时括土为丁，有多少人？”
徐平笑着道：“这一点黄金彪没有多说，邕州确实有几十万人户的。当时括土为丁，土人就有二三十万户，加上几个县的编户，再加上蔗糖务，还真未必比高丽的人户少了。”
徐平在岭南时候的邕州可比后世的南宁大市多了，几乎相当于大半个后来的广西。这个年代高丽那种高纬度地区适合种植的作物不多，天气又寒冷，远比不了邕州的人口承载能力，人口跟邕州差不多是很正常的事情。
王文有些泄气：“好吧，高丽偏远小邦，人户稀少，自然不能跟中原的繁华富庶比。不过再小也有生意做，听都漕官人的意思，莫非是嫌高丽地瘠人贫，看不上那里的交易？”
徐平摆了摆手：“我哪有那个意思，若是真那么想，也就不会关照处处给你方便了。我说的是，要做大生意，高丽终究还是显得小了，能挣的财货有限。我听人说日本国土地比高丽多得多，人户也多得多，生意做到那里，才有大利息！”
王文摇了摇头：“都漕官人不知，日本国那里的生意不好做，他们防外人防得厉害。跟高丽通商路是因这来往货物不多，一旦多了，想方设法把商路断了也说不定。”
听了此话，徐平关切地问道：“哦，真防得这么厉害吗？我也听说日本国禁海商，不过也没完全断绝，只是让三年通大宋海商一次，最近听说最多的有一年去四次的。只是那里管得太严，不许民间私商，海商到了那里都要把货物让他们官府统一发卖。”
“都漕官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日本国的人自然是喜欢中原货物的，如他们那里也产丝绸，而且品相也还不错，历年都有卖到我们高丽的。但是官员贵人，但凡有一点身份的，都要穿中原卖过去的丝绸，就连有钱人家的侍女都要这样才有身份。日本国产的纸我看在中原也有些名气，不少地方还当成宝物。但他们那里不同，笔墨纸砚都要用中原运过去的，不然就被人瞧不起。小可说这些，意思是那里想买大宋货物人自然是有，但是官府却管得严，一旦多了，便就想方设法禁断。大宋这里的海商，总有人找各种借口，比如说是在海上遇了风暴，飘到日本国去，想用这种说法做交易。遇到这种商人，日本国多是不许下船，连货物带人一起遣送走了事。他们做生意，一旦做大了便各种猜忌。”
这些海上的事，徐平仅从这个年代中原人的口中打听，总是了解得不清楚。实际上这个时候，大宋对日本的政治形势都了解得不清楚，也没有了解渠道。
听了王文的话，徐平不由问道：“他们既然喜欢中原货物，为何还防得这么厉害？”
“现在的日本国，虽然也有国王，但大权却不在国王的手里。他们国里有一个姓藤原的望族官人，日本国的人都是这种姓，多是两个字。这藤原家是外戚，一般国王的生母都是他们家的人。藤原家把持着国政，在国王幼小的时候，称为‘摄政’，即代国王处理国事。等到国王成年，便就改任‘关白’这‘关白’也是他们国里的职事，实权尤重于大宋的宰相，可以说国事事无不统。所以这藤原家，往往被称为‘摄关’，是事实上掌管日本国的，他们的国王反而只是个摆设。”
第160章 政策原因
王文说的这些徐平倒不陌生，前世学的历史知识，“摄关”有些陌生，但后来跟这性质一样的“幕府”可就非常熟悉了。这算是日本的传统了，“大化改新”的时候国王联合贵族杀了权臣夺权，从此改国号为“日本”，算是终于成了有实权的国王了。可没过多少年，“大化改新”的功臣又重新把国王架了起来，历史完成一个轮回。等到后来再一次维新，天皇又把权力夺了回来，然后疯狂作死，最后又被当成个吉祥物供起来。
按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日本这个国家就没有大一统的基础，所谓中央集权，无非是跟着中国邯郸学步罢了。后来的维新再一次把天皇拱上去，也不过是学完了东方学西方，强扭着硬上。天皇要想做真的帝王，就必须疯狂对外作死，不然就得当吉祥物。
不过听了王文的话，徐平还是有些不明白，问他：“日本国小岛不少，又山地众多，土地支离破碎我知道。这支离破碎的地方，就有不少强藩，很难捏到一起去。不过你也说了他们现在藤原家一家独大，是事实上的当权者，又喜欢中原货物，为何不想通商呢？”
王吉道：“都漕官人是天朝上国人物，不了解这些蛮夷小国是情理之中。那藤原家虽然是日本国的第一权势家族，握着国政大权，但在他们国里，远说不上一言九鼎。那国里小藩无数，强得能跟藤原家叫阵的也颇有不少。最近几十年，他们国里内乱不断，就在前两年才刚刚平定了‘平忠常之乱’官人，这平氏一族也是他们国里的一个望姓，前世就有一个平将门作乱，自立为王。平定平忠常，打了三四年的仗，死人无数。小可之所以说这些，是想让都漕明白，那里说是藤原家当政，但也只是个共主，下面能够威胁他们家的强藩是颇有不少的。如果跟中原往来，被大宋知道了虚实，随便扶持个强藩，便就能把藤原家掀下去，改朝换代也是易事。有这个顾虑，所以日本国自唐亡之后，便就禁了跟中原的交往。五代时候，闽越曾派使节去他那里，他虽以礼相待，但却拒绝通交，就连闽越的使节也只是让搭海商的船返回，可见防范之深。”
徐平点了点头，终于算是明白了一些。王文家就是五代时闽越国的大家族，对这些事情知之甚深，说起来如数家珍。
说到底，日本国在唐朝时积极地跟中原交往，不断派遣唐使入中原，是有前提的。唐朝对四周蛮夷采取的是开放态度，别说是日本国，就是北方不少被唐军攻占的地方，也并不改变原有的社会制度和经济文化。特别是贞观四年唐朝内部关于夷夏政策的大辨论，以魏征为首的严夷夏之防的一派彻底失败而告终，唐太宗李世民欣然接受了“天可汗”的称号，正式形成一国两制。中原地区用汉制，最高统治者自然是皇帝，胡人地区则继续用可汗制，李世民以中原皇帝兼任天可汗。自李世民起，李唐皇帝的正式称号是皇帝天可汗。
这是一次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改变，改变了自五胡入中原，主动汉化，在谋夺皇位之前按汉人习惯先称“天王”再称帝的趋势。开启了唐朝中原皇帝主动适应胡人政权，接受胡人最高统治者“天可汗”称号的传统。后来再次出现，就是以蒙古大汗兼中原皇帝的元朝和以后金大汗兼中原皇帝的清朝了。
“天可汗”并不是始自李世民，本是草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