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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肆，这说只是听着有道理，实际却经不起推敲。”
其他几个人连连点头，一起看着徐平，显然也都想不明白。
“自古以来，便把民分四种，士农工商，要把这事情想明白，还是要从百姓的这四种身份说起。”此时徐平也来了兴致，干脆把话说明。“只要弄清楚，钱入户等对这四种身份的百姓分别有什么影响，道理就能想清楚了。士自不必说，官户本有优待，他们每月到手的钱粮是有数的，哪怕就是废了折支发实钱，手里的现钱也到不了影响户等的地步。”
有一句话徐平还没有说出来，其实在京西路握有实权的官员，家基本都是外路的，这政策最少是现在根本影响不到他们。不与自己切身的利益相关，官僚天然倾向于遵从上级决策，能够升官是第一选择。除了几个高官跟徐平说不到一块去，绝大部分的中层官员是按上级的政策行事的，特别是握有监察权的徐平对他们的仕途有重大影响的情况下。
“至于农，京西路地广人稀，乡间的大户其实本来就不多。这不多的大户，手里即使有现钱，又能有多少？乡间又没有什么获利生息的门路，把钱藏起来有什么好处？最近几十年物价一天贵过一天，藏的钱自然也就一天少过一天。钱庄不收费用，免费给他们存着钱，乡间大户求之不得。这样说起来，其实对农也没什么影响。”
“钱入户等真正影响到的，其实是工和商。京西路除了襄州和河南府，其他州军靠着工做成大户的，又有几家？地方上的场务之类，其实都是在官府手里。而襄州有张太尉在那里，一切新政概不实行，可以略过不说。剩下的河南府，现在正在闹着。”
说到这里，徐平看着众人笑了一笑：“其实影响最大的，是民间的商人，特别是那些豪商巨贾。他们要做生意，必须有本钱，货物卖出去了更不消说，手里的现钱成千上万。以前这些人家资豪富，但在乡间买田置地的并不多，地方上想从他们手里收上钱来那是千难万难。做工的还有各种行会，官府能够用科配和买收钱上来，做商人的，特别是那些倒卖茶引盐引，各种交引的，到哪里去收他们的钱？现在钱入户等，这些人家如果老老实实把钱交出来，那数目会吓死人。你们说是这政策对民间影响不大？那是因为你们以前就没有注意到这些豪商手里的钱是怎么流动的。这大半年的时间，因为钱入户等，京西路各州军的飞票可是比往常年多了许多，商人正在想着办法离开京西路呢。”
不管是银行还是钱庄，收拢起来的货币实际上是民间的流动资产，想平稳发展这个体系必须提供新的商业流通渠道。大额交易可以到钱庄交割，便就是新的交易方式，提供一种跟以往不一样的商业交易模式。按说这样做更加方便，也更加快捷，有利于商业的发展才是。惟一的坏处，便就是商业行为从此置于官方的监督之下，不好逃税了。
王拱辰对这几人说的东西没有兴趣，一个人喝着酒，坐在那里笑吟吟地听着，就当是听故事。他管下的营田务商业行为不多，基本都是在跟官府打交道。
赵想了一会，还是有些不明白：“若是按云行这么说，本路商人最多的，自然是首推襄州。那里张太尉不行新政，我们也搞不清楚那里百姓的想法。除了襄州外，自然应该就是颖州、许州、陈州和蔡州了，这几州临汝河、蔡河和汴河，往来的商贾众多。河南府那里官司众多，把这影响排除开外，实际商税也不比这几州多多少。但是为什么只是听说河南府闹，这几州却风平浪静呢？”
徐平道：“很简单，我刚才已经说过，真正影响最大的，是豪商巨贾。那四州虽然收上来的商税多，但实际上主要是收的小商小贩的税。真正的豪商，能收上来多少税？西京城里的巨商比其他州军加起来都多，商税不过是相当于一个大州而已，还大多是酒税。”
不管是什么时代，资本越雄厚逃税的能力越强，真正收税多的，反而是那些有商路普通商人多的地方，要么就是有专门的大型交易市场。像河南府，不说别的，盐茶交易比其他地方规模大得多了，官府能收上来几个钱？酒税还是因为主要的经营场所都在官府的手里，也没什么逃税不逃税，才占了河南府商税收入的大头。
大商人手里往往有巨额的流动资金，钱入户等受影响最大的就是他们。而且他们都是做大宗交易的，货物往来经常跟王公贵族勾结，借着运送官物的名义，把商税逃掉了。西京城里这种人最多，反应也最激烈，其他地方哪来的能跟王公贵族搭上关系的商人。
做为一个大一统的庞大市场，商品经济的链条中交换与生产和消费比起来相对不那么重要，这是跟史上小国林立国际贸易占主要地位的欧洲不同的地方。在这样巨大的市场里，大商人依靠雄厚的资金实力，往往倾向于投机交易，对于正常的商业行为反而没有那么大的兴趣。这样是对商业环境有害的，也是徐平打击的对象。
不能认为商人都是对商品经济有益的，是商品经济的得利者，会支持商品经济，那是一厢情愿的空想。实际上商品经济越不成熟，商业交易的偶然性越大，大商人越是能够攫取超额利润，越是能够利用信息不对等打击吞并从事正常商业行为的中小商人。
西京城里这种商人便就不少，比京西路其他各州加起来还要多得多，把他们的商业行为置于官方的监督之下，一是被征税，再一个也少了很多获得暴利的机会。
大商人从商业行为中获得的超额利润，一部分来自对于消费者的过度剥削，但更大的来源是侵蚀官府的税算收入。大商人获得的超额利润多上一分，官府手里的税收便就流失一分，从商业行为中获得的人群只怕还要少上数分。
更不要说茶盐这种刚需的消费品，超额利润实际上是对全民收税。连这个年代的官员都知道酒收的是奢侈税，茶盐则不是，徐平又怎么能够允许全民收税的权利从自己手里转移到大商人手里。投机性的巨商跟官府是直接矛盾，冲突不可避免。
垄断性的商业行为，超额利润都带着收税的性质，就连徐平前世的资本主义国家都知道这权力不能让渡给商人，有反垄断法，更何况这个年代。
哪怕是从私心上，这些人赚的钱，直接侵蚀的就是徐平的政绩。徐平跟这些人无亲无故，怎么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一切的经济行为有利还是无利，归根结底还是要放到生产、交换、消费、扩大再生产的商品经济链条上来审视。有利于这根链条良性运转的，都是良性的，凡是不利于这根链条的运行的，都是有害的。什么重商主义各种乱七八糟的说法，都必须服务于这一点。
现在京西路的商品经济链条还没有真动地启动，徐平允许那些人偷着躲着，一旦真正危害到了新的经济循环，矛盾必然就会激化。（未完待续。。）
第98章 定策
李觏叹了口气：“我记得以前都漕说过，世间的财富都是人做活做出来的，那句话是劳动创造财富。我想了很久，都想不明白。自古言天生万物以养人，天不变，则天下之财就有定数，不在官则在民。这一年来，看了京西路的变化，心里有些明白了。自都漕来到京西路，真正民不加赋而财用自足。”
赵叹了口气：“不加赋而财用自足，桑弘羊用之以说汉武帝，第五琦用以敛财而助唐肃宗平乱，虽然当时确实解国家一时危难，但也后患无穷。他们所行的正是敛财之术，说的好听，实际上还是刮民财以助国用。正是因为这两个人所行之术害处不小，天下之财有定数之说才大行其道。云行要想走出这两个人的阴影，还要看钱入户等的后续影响。”
徐平点头：“希平说的不错，真正如何，现在还不到定论的时候。我所做的，自然不是桑弘羊和第五琦的敛财之法，那不加赋而国用自足的提法，李觏，以后不要说了，反而落人话柄。等到过个一两年，官府手里不缺钱，还能减赋，让民间富足起来，才能真正说走出了桑弘羊和第五琦两人的阴影，找到了一条可行的路。”
李觏忙点头称是，又道：“下官自到方城县任职，亲自处理地方政务，才真正明白许多以前都漕讲的道理。这一年多颇有心得，把都漕讲的道理与圣贤之言结合起来看，自是别有一番天地。一直想着写一篇策论，把都漕说的理明白，上给朝廷，当是治世良方。”
徐平看着李觏，想了一会才道：“此事先不要急，此时新政还没见大的成效，上给朝廷徒惹争议。你先写个大概出来给我看，此事重大，我们商量着来。”
“谨遵都漕吩咐！”
见李觏乖巧，徐平出了口气。自己从在邕州的时候便就栽培他，一手指导着他考中进士，算起来相识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刚开始的时候，只是因为见他求学心切，为人处事也有分寸，一时兴起帮他而已，并没有什么长远的打算。直到李觏进京赶考，两人相处的时间多了起来，才与他讨论一些学术的问题，理解得深了一些。从那个时候起，徐平便就希望他有朝一日能够把自己的后世思想按照这个年代的话语体系整理出来，真正形成系统的理论，与自己的实践结起来。只有系统的理论，成为人们的共识，才能避免人亡政息。
徐平不知道这一天会在什么时候到来，理论不是来自于空想，必然是本于实践。徐平在京城的时候，只是小打小闹，真正说起来，那还只是敛财之术，并不比前朝的理财能臣高明到哪里。只是多了一世的知识，尽量减小了副作用而已。
到京西路之后便就不同了，徐平真正开始理顺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突破做准备。现在政策，跟以往朝代已经有了根本性的不同，单等着生产力的突破带来的爆发性影响显现出来。而这个突破点，徐平选在了棉花产业上。
如果李觏真地能把这个阶段的政策理解，并与主流的思想结合起来，那徐平这两年多的辛苦便就大功告成。新的理论结合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实践，威力将不同凡响，自然会引起一部分的兴趣。跟其他思想体系的交锋，将会有专业的人去做，不需要徐平用自己理论匮乏的短处去跟别人打笔墨官司。
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革命性变化必然会带来思想领域的革命突破，徐平不知道怎么把自己的思想跟主流思想相结合，自然有擅长的人去做。这本就是一个正在酝酿思想变革的时代，不缺有远见卓识并有行动力的思想家。
策是科举时考的一项重要内容，前朝是以诗赋取士，还相对不重要，赵祯改为兼用策论，地位一下子提了起来。除了考科举，策也是臣下甚至百姓针对国家大政发表看法的重要文体，与论相比更加有针对性，与书比则更加正式，而且对象就是皇帝本人。一般针对时政的策到了皇帝面前，都要做出明确的答复。
李觏如果真的把徐平所带到这个世界的思想理清楚，形成新的理论呈上去，那么新的治国思想就完全成型，要放在聚光灯下，接受天下官员百姓的品评议论。
现在还没有到那个时候，不在于理论完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