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恳切。
可下诏有什么用?真以为高人在民间哪!系统性的改革必须君臣一心,有莫大的勇气才能推行下去。现在他根本就不相信原来的官僚系统,怎么能够有实际性的效果呢。
实事求是地讲,吕夷简并不反对改革,他一向并不跟皇上唱反调。可现在朝政局面就是他当政多年出来的结果,他哪里知道该怎么改?能改的早就改了。
吕夷简不在乎政策,他在乎的是实权,只要不动到他的实权,怎么改都行。
可改革就免不了利益的再分配,怎么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不动吕夷简的实权,哪里去找人帮自己做事。这是个死结,不斗个你死我活解不开的。
徐平举目四望,上没有宰相支持自己,下没有自己的根基团队,拿什么斗吕夷简?他还没天真到以为有了皇上的支持就可以,皇权没那么强大不说,这位皇帝也没那么坚强的意志,遇到了困难,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打退堂鼓。
范仲淹敢跟吕夷简死磕,那是有王曾的支持,有一大帮中下层官员拥戴,不然一道敕命就把他踢到不知道哪个边远州军去了,哪里还容得他在京城发声。
徐平相信范仲淹一众人等不是王曾指使的,但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有王曾支持的。王曾不是吕夷简,他不会私植党羽,更不会搞小帮派的串连。王曾是真正的政治家,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也会扶持支持自己政治主张的人,虽然私下里他可能跟这些人话都没有说过。
王曾之后,范仲淹以下,再也没有人有如此的能力,如此的胸襟,如此的担当。徐平的历史再不好,也知道庆历新政,知道君子党与小人党,知道范仲淹和吕夷简斗争得你死活。更知道此后的王安石变法,新党和旧党的斗争甚至赌上了天下的命运。
如此风起云涌的社会变革大潮,一浪一浪汹涌不灭,绝不是因为一个人的意志,更不是一群人的异想天开,而是历史的必然。
往深了说,从太宗时代统一全国,又经历对契丹和交趾以及后来的对党项的几次战败,整个国家就进了休养生息的状态。说是儒家独尊,实际上是用的黄老之术,政策大的方向是清静无为,与民休息。
前朝宰相吕端的那句“利不百,不变法”,正是这种情况的写照。
到了真宗后期,这种政策倾向越来越无法维持,刘太后垂帘听政的时期,不过是强行给这种政策续命罢了。
到了现在的皇上亲政,天下所有的人都明白,不变不行了。就连被认为变革最大阻力的吕夷简,实际上也不反对变革。
这是历史的大势,没有人可以阻挡。
现在惟一的问题,是没有足够份量的人领导变革,也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变革。
政治思想不是凭空出现的,必然是有学术思想做基础。这个时候,这个学术思想显然还没有出现,无法指导政治实践,所有的人都处于茫然中。徐平也无法凭空造出来,他前世学到的那些要跟这个时代相结合,还有一段路要走。
世界上没有古今通用永远正确的绝对真理,任何理论都必须与实际相结合,这种结合越紧密,就越能指导国家与社会走向正确的方向。反之,脱离了社会实际,一切都将成为空谈,夸夸其谈谈的理论只会祸国殃民,甚至走向败亡。
每当清静无为的政策进行不下去的时候,儒家便就成为备选。西汉的时候如此,这个年代也是如此。范仲淹这些人正是以儒学复兴为号召,从学术上入手,行社会变革之实。
这个时候,正是新复兴的儒家向实际执行的黄老思想冲击的时候。表现出来,便是范仲淹与一群儒家新兴士人跟吕夷简为首的旧官僚的斗争。
徐平不是儒学大家,但在官场浸淫这么多年,读了这么多书,又有前世记忆,如果连这一点都看不出来,那就得怪自己愚昧了。
但徐平还是不敢冒然加入战团,因为新兴的儒家的还没有上位,内斗已经开始。范仲淹能够超脱于这内斗之外,成为各方共主,徐平可不敢相信自己也能够如此幸运。
新儒家的内斗,其实还是没有超出先秦的格局。主流是韩愈尊孟一派,但尊荀子的士人也不少,悄然兴起的还有自成一家的新学派。
孟子讲性本善,一切由此而起,落到政治上就是宽政爱民,其他都是补充。
荀子讲性本恶,向服务帝王的方向一变就是法家,向讲究礼制的儒家方向一变就是三纲五常。因为人性本恶,必须要有强势的规条来约束,这是根本。
小众的是所谓性朴论,即人生来本是无善恶的,一切在于后天教导。这便要求广兴学校,教民向善,刑罚宽严适当。
而在这些观点之外,又因为孟子讲“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提倡“以意逆志”,让后人可以在经传上别开生路,甚至“六经注我”,一些本与孟子流派不同的士人也推崇孟子,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孟子升格运动。而根本上,却是为了变革做学术理论准备。
徐平最少知道,在他前世的那个时候谈起儒家,最后实际上是披了孟子的皮,行了荀子的实。这两派谁胜谁负?有前世的历史记忆徐平都不敢贸然下结论。
实际上这个时代最讲究三纲五常的司马光,在思想上是尊荀子的。他视为死敌的王安石,思想上却是尊孟子的,孟子也正是在王安石当政的时候地位急速上升。但历史就是这么滑稽,到了最后视王安石为仇寇的文人,却是尊孟子,又讲究三纲五常。
哪怕就是到了后世,初期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也是人生来是自私的,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一切的政治经济模型都围绕此展开。选举政治的本质是统治阶级的共和,而不是广泛的政治权力,搞错了这一点的都会撞得头破血流。
而另一面,则是“六亿神州尽舜尧”,坚信人民是伟大的无私的。
最终的发展,两方冲突碰撞,最后发现没有哪方是对的,甚至把这最基础的理论根本换一下也心安理得。最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又知道哪个是对哪个是错?
现在正是争论那个最基础问题的时候,一个数千年都没有解决的根本问题,徐平又怎么会贸然加入进去?他现在需要的是不下水,就在岸边静静看着。
没有理论支持的改革,最终会成为一场闹剧,徒惹人笑。而要想形成能够支撑改革的理论,又哪里是那么容易的?怎么可能三言两语讲清楚?
惟有一步一步走下去,在实践中慢慢摸索,摸索出理论来。但徐平的所谓摸索,偏偏就与吕夷简的维持现状走到了一起去,政策方向上无法摆脱开来。
人家都是以为自己掌握了宇宙至高真理的人,一旦执政,就天下太平,怎么能够容下徐平这样慢慢来?现在火力没到自己身上,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春天夜里的风还是有些凉,赵祯站在窗口,迎着吹进来的风,眉头不展。
过了好久,才沉声问道:“你从天圣五年出仕,在地方任职六年,政绩多有,难道对当前的朝政就没有看法?没有觉得有必要改弦更张?”
徐平道:“天下都知道要改,微臣也知道要改,只是不知道如何改。”
赵祯摇头:“朝政万千,总有不合时宜的地方,为何不见你提出要改什么?”
徐平有些无奈:“自微臣入京城任职,三司施政无一刻不在改。从改革茶法,到改革钱法,到改革吏治,这些都已经与先前不同了。陛下所说的微臣没提出改什么,不过是因为微臣没有弹劾过大臣,没有历数过前任的过失,没有夺人耳目。但这些有必要吗?”(未完待续。)
第183章 我做三件事
赵祯转过身来,叹了口气:“你那些改的,都只是一时一事,不触及根本。你看看欧阳修写的《原弊》,引经据典,一句句说到根子上去了。如今积弊已深,头痛医痛,脚痛医脚,这样是不行的,要从根子上改弦更张!”
徐平沉默了一会才道:“陛下一定要问,臣也只好有话直说,有不妥当的地方,还望陛下不要责怪。”
“你只管说,我就是要听一听你是怎么想的!”
“臣以为,要想知道如何改,就要知道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就以欧阳修所言三弊中的‘诱民之弊’来说,听起自然是大有道理,但现在乡村农事是不是真的如此?”
赵祯摆手打断徐平的话:“道理都摆在那里,‘诱民之弊’岂会没有?当然是确确实实存在的!这一点无可置疑!”
“臣也知道是有,但这是不是农事凋弊的原因呢?到底危害有多大?改了这‘诱民之弊’,有多大的效果?会影响其他多少事情?到底值不值得?”
“爱卿啊,你就是想得多!”赵祯转身离开窗户,回到位子上坐下。“古人云,‘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知道有弊端,改了就是,改必然是好的!”
赵祯一边说着,一边示意徐平重新过来坐下。
徐平谢恩,落座之后道:“陛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至少不会治死人。如果只是小病而诊错了脉,乱吃药可是会出大事的。还是说‘诱民之弊’,限制僧道臣没有什么话说,凡是没有官赐匾额的寺观一律拆除,没有度牒的僧道一律勒令其还俗,这自然是善政,因为这并没有牵扯到其他政事。但如果说参军为吏也是引诱良民不事耕织,那没有人参军谁去守卫边疆?没有公吏,谁去治理天下?这就是一个度的问题,朝廷到底要多少禁军多少厢军,天下到底要多少公吏,现在是多了还是少了?谁能够说清楚?”
赵祯缓缓地道:“朝野都有人言,如今冗兵,冗吏,冗费。”
“臣在三司,不知道兵如今是多是少,但知道冗吏和冗费。为什么说冗吏?因为现在官府里吏员多于前朝,特别是比祖宗时候员额为多,但哪个说是因为事情清闲?三司里面积压的账籍有多至五六年的,没有比对,没有勾校,公吏是多还是少?裁减了公吏,这些事情要怎么做,谁能说出个所以然来?把人一裁,事情不管,天下哪有这个道理?官员协助陛下治理天,自然是以治事为先,事情拖在那里,都不闻不问,只耍这些嘴皮子,对朝政到底有何益处?官吏是因事而设,事情多了自然官吏就多,不怕官吏多,只怕事情没人做!只要官吏都用心做事,哪里来的冗吏?蔗糖务几年时间上上下下招公吏一千多人,这都是前朝没有过的,但这些人一年给朝廷多出数百万贯钱来,这些人是不是冗吏?对朝廷中的具体事务一无所知,只会空口白话,冗兵,冗吏,冗费,到底冗在那里他们能够说得清楚吗?臣在三司编修条例,定公吏员额,正是要把他们到底做多少事情,需要多少人手搞得清清楚楚。现在微臣都不敢说搞清楚了有冗吏,还有什么人比微臣更清楚这些!”
赵祯道:“人人如此说,总是有道理的。”
“陛下,微臣就明说了吧,现在是天下都知道朝政需要大的更张,但却没有人知道要改什么,怎么改。好为大言的,便就用这种耸人听闻的话语惹人注目。听起来处处是道理,却跟实际朝政没有半分关系。而埋头做事的人,明明知道这些话有失偏颇,但牵涉的又极广,根本无法反驳。就是能反驳,说出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