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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之外的军中也无不可。殿前司衙门,不能与马军司和步军司衙门在同一州,他们做的是不同的事。如果同在一州,只怕多有牵扯,反而不利。”
这是总结众人议论的结果,几人纷纷称是,这样方方面面都照顾得到。
说到这里,徐平突然笑了起来:“其实殿前司不只可以管新兵,也可以管除役之老兵事务。老兵回到乡里,朝廷或有赏赐,或者老兵有欲报朝廷之事,都可由殿前司承担。”
让殿前司把新兵训练和老兵抚恤都管起来,名义上直隶皇帝,同样是军事体系怨归于己,恩归于上的政治原则体现。
第86章 两全其美
改革军制,最难的其实还不是制度,而是不合适的人到何处去。新的制度之下,原来的将校士卒很多都不合适。对他们的改造学习,及其后续安排才是最棘手的。
徐平最终想通,不能把禁军的现状归结于某一个人的错误,或者某一群人的错误,要充分地认识到,禁军的将校士卒同样是旧制度和军事文化的受害者。这样一种思想,是禁军改制全面展开的基础。如果把禁军现在的局面,归结到是禁军中人的错误,从而把他们一脚踢开,完全另起炉灶,是不合适的。这样做政权不负责任,也表现了当权者没有政治担当,最终后患无穷。理政者把政治原因转稼到人的身上,不把这些人当自己人,让他们为政治行为背黑锅,或许能一时解决问题,但也种下了祸根。你不把别人当人,那他们视你为仇寇就理所当然,骂是轻的,真逼得活不下去了同归于尽也是天经地义。
制度是管人的制度,文化是人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制度和文化的落后由特定的人群表出来,错误却不应该由这特定的人群还承担。认识到现在的禁军同样是落后的制度和文化的受害者,当政者便当怜之爱之,而不应当把他们当垃圾扫到一旁。他们不能够适应新的制度和文化,朝廷应当为他们找出路,让他们能够开始新的生活。改革制度和文化,同时完成人的改造,才能够最终完成军制的改革。
禁军原有上层将领的能力不足,他们已经习惯了原来的管理体系。新的制度,要求有较高的文化和专业知识,要求有较高的协调组织能力,以前那种简单粗暴的管理方法行不通了。很大一部分人转变不过来,即使组织学习,也只有少数人能转变,大部分人终究还是要被淘汰。这是事实,当政者没有权力抱怨,应当给转变过来的人以新生,也要给转变不过来的人以另一种生活。埋葬旧的文化和制度,把人从那种制度和文化中解放出来。
底层的士卒也有同样的问题,在禁军旧制度和文化下主动性不足,积极性不高,责任感不强,过于注重经济利益。对他们的改造同样非常困难,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军制改革全面铺开,可能会面临大量旧军人除役,要安排出路的问题。这跟历史上新中国改造旧军阀军队不一样,那时候军阀部队的军人多是参军未久,不足一代人的时间,现在的禁军却有数代一两百年的从军家族,而且为数不少。让他们适应新的军事制度和文化,非常困难。他们浑身不自在,困苦难当,军队也受不起折腾,不如别寻出路。
几个军中最重要的人物聚在一起,讨论最多的还是旧军人的出路问题。全国二十余万厢军已经为数不少,无法再向里面大量增加人员,淘汰的旧军人最终要离开军队。
最大的去处无非是营田务和三司属下的场务,营田务还好,三司场务是不愿意接收这些人的。难管理,不愿意干活,游手好闲自由散漫惯了,不适合工场。
明镐道:“前日程参政从京城发来公文,三司已挪出六十万贯现钱,用于安置除役禁军士卒。只是这些人向何处去,中书一直定不下来,着实难办。”
徐平道:“河北禁军多是本路人氏,让他们离乡土多不愿意。中书和枢密院先前问过几次,欲招人去西北,只得不足万人,杯水车薪而已。要安置他们,还是先从河北路想办法。等他们离开了军营,慢慢习惯,再劝其向其他几路去。”
“留在河北路也不是不行。由于黄河决堤,大名府以东以北被淹地方不少。今年河水已经退去,归于新河道,有不少土地要重新开垦。可以让三司在这一带建几处营田务,引一些除役兵士去。依先前安置的人来看,他们还是愿去营田务的。”
河北路流民回乡,是由杜衍在督促安排,对此了解较多。百姓受灾,流落到其他州县渡荒,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回来。总有人留在外地不回乡,是以闲田众多。只要三司肯拿钱出来,收买土地,营田务建起来并不难。营田务是半军事化管理,生活有保障,虽然不如地方上自由,但很多禁军兵士喜欢,他们习惯了这种生活。
按照安置标准,凡是除役的兵士入营田务,每一家人分三间房,另有三十贯钱作为安家费。这个标准可是不低,相当于中等户。营田务生产资料,如田、牛、犁等农具,都是营田务所有,不需要农户自办。进营田务的除役兵士,基本是拿着钱,带着行礼,与家人到地方便可以开始新的生活。这种安置方法,是比较顺利的。
只是营田务能够接收的人终究有限,整个河北路,最多也就接收五六万人,使劲向里面塞也突破不了十万人。禁军一人到地方就是一户,十万户相当于大州,已是不容易。
说起安排禁军士卒入营田务,徐平不由摇头叹气:“现在最让人觉得难办的,是想入营田务的士卒,也多是军中想留下来的人。愿意种田过活的,多忠厚老实,哪个军官不想把这些人留下来?反而是那些不适合在军营的,怎么劝都不愿意走,最是麻烦。”
几人深有同感。愿意干活的人哪里都想要,军中也想留下来。真正神憎鬼厌,游手好闲惯了的,地方不想要,军中同样不想要,偏偏他们不愿意走。在军营,不管怎么样都有一份固定口粮,到了外面可就未必。不管营田务还是三司的场务,再是说得天花乱坠,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干活多的多得,干活少的少得,不耕不稼者不得食。
见了几个人的样子,赵祯有些着急,道:“军中兵士,俱都一样,委实有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之徒,终归少数。这些人也要安排去处,万不要马虎大意。留在军中为害,断然是不可以的,不然军中改制会成为空谈。不给后路,赶出军中来更是不行!”
徐平等人苦笑。外朝大臣难不难皇帝先不管,得把他的威望保住,把这些人的人心笼络住。禁军,特别是驻开封城的禁军,闲汉着实不少,赵祯也知道得很清楚。改制为新禁军之后,这些人绝不许留在军中,这一点赵祯明白得很。把他们赶出军营,一定要安置得当,不然闹出事来不行。怎么安排,那就不是皇帝操心的事了。
最后,徐平道:“不如这样吧,把这些不适合在军中,又无处可去的人,暂时不除去军籍,别编为一军。自滑州以下,黄河泥沙年年淤积,如今河道已高于两岸甚多,下游又岂能够不决堤?新冲出的河道,中书派人查探,入海处又已开始堆积泥沙,只怕安稳不了几年。这别编出的一军,就让他们清理黄河水道,不要再成大灾。具体办法以后再想,由三司拿出一些钱来,先把这些人养起来。”
只要上游的泥沙不断,治理黄河就无法一劳永逸,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让除役无处可去的禁军士卒,先做这一件事,用几十年的时间,把问题解决掉。等到这些人和他们的子孙后代习惯了地方生活,慢慢引导到其他地方去。那个时候,治理黄河就交给地方上就好了。惟一的问题,就是三司要在以后的数十年中,每年编列一笔数目不菲的治河经费。
想了一会,杜衍道:“如此做也不是不行。治河花钱再多,还能比养军更多?便从孟州一直到河口,编成一支治河大军,设一提举官员,安置无处可去的禁军士卒。”
赵祯道:“如此可行。若三司钱粮艰难,可从内库助一些。”
说完,赵祯热切地看着几位宰执,想让他们谢一谢自己。却不想徐以下,几个人都没默不作声,没那个意思。
把人从禁军中剥离出来,用于治河,自然就成了厢军。厢军的待遇比禁军差,但为了安抚人心,中书不会降他们的俸禄。三司的钱没有省下来,真正省钱的,是从此不用给他们发赏钱了,省下来的是赵祯内库的钱。恶人由宰执们去做,省了赵祯的钱,他拿内库的钱助三司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凭什么要谢他。
赵祯自己也明白这个道理,尴尬地笑了笑,没有再提。道:“提举河事必须重臣,朝中谁可当此任?”
杜衍道:“王沿曾与昭文相公一起相度导洛入汴,当时或有小错,此时却为行家。
提起王沿,包括赵祯在内,一起看着徐平。当年两人一起勘探河道,不少矛盾,最后王沿闹得灰头土脸。现在徐平做到了宰相,不知怎么看当年的这个老冤家。
徐平笑了笑:“此一时彼一时,王沿先到岭南,再到西北,所到之处有政声。可招其回朝,若对河渠事真个熟悉,自可用他。”
第87章 好事
做到宰相当政,徐平怎么会再跟王沿计较?话说回来,王沿虽然功名心重,个人能力却无可指摘,由他来管河事确实合适。提举河事不只是修黄河,更重要的是管从禁军转过来的几十万人。王沿这些年不是在岭南就是在西北,有带军的经验。
至于黄河到底怎么修,徐平还没有成熟的方案,还要继续考察过才定。黄河的基本条件就是那样,想一劳永逸只怕不可能,工程量只怕会非常之大。
议过了禁军改制的事情,赵祯对徐平道:“宰相前些日子言,如果契丹迟迟不与本朝立誓约,今年秋冬可能再起战事。以打促和,朕总是担心把握不好。”
徐平拱手:“能不能把握好,只看本朝军力如何。对外大多归于武事,武事当然决于军力。纵然互市贸易,使节往还,民间交往,诸如此等事,多还是以武力为根基。讲要以打促和,必然是本于本朝兵力,能不能胜契丹,胜了能打到哪一步。”
明镐道:“禁军未改制完成,河北之军便大半指望不上。守或有余,但攻尚不足,是以北伐恢复燕云是不能想的。与契丹起战事,只能是与去年丰州一般的小事,不能是大战。”
如果未改制的禁军只起辅助作用,能够用于跟契丹作战的军队,除丰胜路外,只有约三十万人。三十万大军,没有后续跟上的梯队,还不足以彻底击败契丹,占领十六州。这是不能大打的基础,除非禁军改制完成,有了足够兵力,并形成正规军和预备役的梯次结构,才有跟契丹全面开战的基础。游牧民族全民皆兵,战争动员能力不可小视。
要想恢复幽州,战略上讲应当先占领云州,截断游牧骑兵从北方草原来的道路。只有断了这一臂,中原王朝才能集中兵力,与以辽东为根基的契丹战于幽州城下。所以今年之战,只能是跟去年的丰州一战差不多的情况,一场有限目标的局部战争。
徐平道:“以现在而论,燕云之地民心未附,契丹国势尚盛,实在不是大举北伐的时机。两国立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