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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得干不下去。
去掉了赵祯私事的手诏，徐平才细看关于政事的手诏。哪些可以施行，放到一边让宰执传阅签字画押。哪些徐平不同意，直接就收起来，入宫奏事的时候跟赵祯说明理由。徐平认可了的，其他宰执有不同意见，会在政事堂聚议的时候提出来，大家一起拿主意。
这就是徐平每天在政事堂里的日常工作，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都花费在这上面。
治国理政的是宰相，而不是皇帝，皇帝决定的是谁来当这个宰相。君权和相权的牵制是由制度来保证，而不是看皇帝的品性，看宰相的能力。权力和责任是配在一起的，没有权力当然也就没有了责任。皇帝直接来处理政事，就没有哪个宰相愿意怨归于己，恩归于上了，这世界上谁也不是傻子。官员是从属于政权的，而不是皇帝的家臣奴才。
前几天徐平跟赵祯谈论过奴仆制度，认为现在还残存着唐时的奴婢，是不合理的。赵祯考虑过后，同意了徐平的意见，直接下了手诏，不论官私，放天下奴婢为良。
从真宗皇帝时候起，私奴婢已经不合法，民间虽然还有奴仆之名，实际上是雇佣来的良人，拿钱干活而已。不过还有官奴婢，主要来源是反叛的人员的家属，多配属在京城各司下的场务里。这些人的人身限制已经不多，但在法律意义上，确实还是奴婢贱民。
此次废奴，主要针对的是官奴婢，彻底去除他们的人身限制，法律上面天下从此不再有贱民。当然，民间的娼妓、卜算之流称为杂类，宗室、士大夫不得与他们结亲。这是针对职业的岐视，这些人不是贱民，不从事这一行了，同样是正常的普通人。对这些职业岐视合适不合适徐平还没有想好，此次先略过不论，以后再议。
在手诏旁边徐平写下了自己的意见，后边让宰执传阅议论。一是法律上的主仆之义是不是应该废除，即奴仆不得告主的内容，改为完全按照家庭的同居共财之人来论。
法律必然会涉及到伦理，古今中外没有例外。伦理问题，引发社会热议，大多都是牵涉到了法律。徐平前世欧美的热门议题同性恋，要害不是社会岐视，而是法律同意不同意他们可以结为夫妻。这个年代，牵涉到法律的伦理问题，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家庭。父子祖孙有血缘关系，那么继父继子呢？夫妻组成家庭，依据什么组成？是爱情？还是因为法律认可的一个名份？还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孩子？没有爱情，没有孩子的呢？
对这些问题的认定，涉及到遗产的继承，涉及到夫妻可不可以离婚，涉及到政权的税赋怎么收取。宋朝使用了一个笼统的做法，即以同居共财之人，来代替家庭。这是在征收税赋的意义上采取的作法，即登记为一户，财产归于一户而没有私财的，即视为同居共财之人。奴仆无私财，指的是在这一户里没有私财，他原来的家里当然还是有的，不过那是另一户的事情。财政意义上，受雇到别人家里为奴仆，他对政权赋税差役的责任，便从原来自己的家里，转到了雇主的家里。
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很多，比如服兵役，奴仆参军，是为雇主家服兵役，还是为自己原来的家里服兵役？还是兵役无关家庭，是所有成年百姓的义务？那么在雇佣期内奴仆去服兵役，雇主的损失由谁来承担？政权要示民以公，这些都不能随意乱来。
徐平写下的第二条意见，是主仆雇佣的契约，明确费用由雇主承担。政权提供雇佣关系的法律保证，当然不是免费的，不然很容易失去严肃性。收费可以少，但不能免，这就是印花税的内容。明确雇主承担，是为了避免没有必要的扯皮官司。
第三条意见是雇佣年限，徐平建议明确下来为三年。三年后双方愿意保持，则需重立契约。现在的五年、十年，时限还是太长了些，灵活性不足。在年限内，有一方毁约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给另一方多少补偿，也是要确定下来的。
用徐平前世的话说，这就是劳动法。后面朝廷的精力要慢慢从乡间农业转移到城镇的工商业上来，雇佣关系必须要确定。中国的传统，历史上的宋朝，并不需要劳动者进行流血抗争，朝廷会帮助他们确定一个底线，徐平只是尽量把这个下限提得更高一点。
第42章 方田均税
揉了揉额头，徐平放下各种公文，喝一会茶。宰相位高权重，一言可决天下大事，但确实也是一个苦差事。要把各种各样的制度和施政措施，理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每天不知道要死多少脑细胞。徐平做了几个月，就有些吃不消了。
在这个年代，徐平有各种各样赚钱的办法，为了钱他实在没有必要坐这个位子。耐着辛苦做下来，还是出于一种责任感，真地要给这个天下做些事情。金钱、地位，这个年代又没有能够传给后世永远不变的，再多又有什么用。
这是好事，天下成为少数人的天下，最终就会离心离德。只想着自己后代永远都做人上人，凭什么？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多少年前就有人喊过了。
皮之不存，毛将附焉，天下没了，人上人想骑到谁的脖子上去？让后人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有更多上进的机会，凭着自己的本事，而不是祖荫享受富贵，才是长远的做法。
吕夷简是个聪明人，他自己专权少不了结党营私的本事，但对后代的教育，一直抓得很紧。从他的儿子们起，吕家便成为学术大家，这才是家风不堕的根本。以为凭着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就可以永远操控天下，是把天下人当傻子了。绝了别人的上进之路，总有一天会有人出来掀桌子，眼里只有自己干脆就不要玩了。
这不是徐平对这个天下的施舍，是他的责任，施舍天下他还没有那个资格。
公吏从外面进来，敛容行礼道：“相公，时辰到了，该到政事堂接见离京官员了。”
徐平答应一声，看了看旁边桌子上的大刻摆，巳时，众宰执该来政事堂了。
每位宰相和参政都有自己的官厅，政事堂里则轮流当值，轮流押印。今日正是徐平当值，他在政事堂里处理政事，到了时间其他宰执过来商议大事。
官员外任，先到大内面君陛辞，然后到政事堂来辞宰相。皇帝和宰相都会对外任官员有吩咐。皇帝偏向于体察民情，让官员用心办事，不要因私害公上面。宰相的吩咐则偏向于具体的事务，到了地方干什么，怎么干，遇到了难处如何处理，如此等等。
公事不得到私人府第，这样做的宰相不是没有，如丁谓等人，都会被视为权相。正常的程序，官员对政事有看法，要提意见，该穿公服到政事堂来，慢慢排班。
晏殊、章得象一众人进来，与徐平简单议论了几件政事。当值公吏过来，道：“诸位相公，今日前来辞行的是新任京东路体量安抚使郭龙学，已等候多时。”
徐平道：“请他进来，正有事要吩咐于他。”
郭谘在西北的时候，便就升到了天章阁待制，此次回京，进龙图阁直学士。本来是要任他为三司副使的，因为在京东路方田均税，让他先去做体量安抚使。
方田均税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并不是为了多收税。宋朝几次方田，都是以原来的税额不变为前提，即清量出来的田亩多了，那每亩的税就少了。最重要的目的，是使赋税摊到真正要承担的人身上去。方田均税的阻力，盯着查隐田，从而让兼并豪强之家多缴税，说是大官僚大地主的破坏才施行不下去，就找错了焦点。方田的阻力，并不在这里。
宋朝的赋税差役，是按照户等制征收的。方田之后，会导致户等改变，才是社会上真正的阻力所在。方田之后改变的税赋并不多，但户等一变，负担就重得多了。真正的大地主受到的损失并没有想象的大，反而是那些中等户，因为查出隐田，或者因为土地按贫瘠程度分等，之后带来的户等上升，承担的差役上升，才是天下骚动的原因。
宋朝对大官僚大地主并没有想象中软弱，但中等户是天下根本，动了他们的利益，阻力便出乎想象的大。官员对方田的反对，不是因为他们处于什么阶级，从阶级利益出发来反对的。按阶级屁股反对的自然是有，但却不是主流。最重要的，是在执行过程中没有为百姓设身处地想，只求查出大量隐田来，从而引起了大量百姓户等的上升。
科配、和买、差役，这些民间负担的大头，都依附在户等制上面摊到百姓身上。户等一升，一个小康之家，可能就会在几年之内一无所有，阻力怎么可能不大。
所以方田均税，必然是伴随着差役法的改变，伴随着科配、和买的取消。没有这些配套措施，方田均税是推行不下去的，这也不是打击豪强地主的办法。
徐平在京东路开始方田，首先就是取消那里的科配、和买，改变差役法。他没有采用历史上王安石的募役法，因为违反了政治原则。如果原来的差役改为募役，与百姓接触最紧密的衙前、里正这些所谓重役，执行者就成了政权内部的人，没有了缓冲。百姓对政策和施政有了不满，不会因为来执行的是公吏，就把怨恨从政权身上摘出来的。
募役法下，公吏和衙役也是政权雇的人，你雇的人当然责任在你。所以这些最基层的办事人员，最好是让治下百姓轮差。大家都知道政策是什么，执行出问题不怨政权。
这个道理，就跟徐平前世政府喜欢用临时工一样。徐平前世在农村跑来跑去，跟他一起做这些事情的最多就是临时工，他深有体会。一起做事的临时工做着最多的事，担着最重的责任，偏偏工资少，待遇差，心中多有不满。甚至很多临时工，根本就不关心事情做得怎么样，只想着不丢掉工作，怎么尽可能地为自己捞点好处。这种状态，工作也难做好。
临时工是政府雇来，政策执行中出了问题，政府推出来背锅，自己的责任是无论如何也摘不掉的。想推御责任，只会让人民嘲笑，这不是糊弄傻子吗。基层的办事人员，最好就是一竿子捅到底，不要给基层官吏选择的权力。选举容易被操纵，不可靠，所以就是用最简单的办法，或者从中上等户，或者从中下等户，按着时间轮流来做。
政权不是属于哪一个人，也不是属于哪一群人的，而是属于天下人的。各个职位不是排排坐分果果，大家各自捞好处的，不然就容易失人心。轮差之下，可以发工钱，但基层的办事人员，却不是政权雇来的，由百姓自己监督。执行出了问题，不要赖政策不好，不要赖官府，谁把利益截流了找谁去。
取消了科配、和买，衙前、里正这些重役负担的大头也就去了。单纯的赋税，并不会让百姓倾家荡产。再配合发工钱的轮差法，方田均税最大的阻力也就消失了。
第43章 盼盼要定亲了
郭谘进了政事堂，拱手而揖：“下官郭谘，即将安抚京东路，请相公们教诲。”
宰执们不分治省事，是指日常有衙门专管的政事。这些临时性的政策和施政，比如方田均税，比如禁军改革，比如市易会社，还是有专门的人主抓。负责京东路方田均税的是参知政事杜衍，向郭谘具体安排了他到京东路应该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