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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人类不是机器，也从来不是圣人，人类是动物，人类是有本能欲望的动物，并不都是理性的。或者说，如果外界对个体的监督控制力量不足，人类在本能的支配下会做一切他想做的事情。这些事情不论对他人和社会有无伤害有无益处，只要对行为人有利，行为人都会义无反顾地去实施，这类因为缺失监督制衡而失控的人类个体一般不会做什么好事，绝大多数都是坏事做绝！
在一个社会中，有条件有能力坏事做绝的肯定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及其走狗，包括皇帝、皇亲国戚、各级官员、官员亲属以及他们的走狗帮凶、凶奴恶仆，而承受坏事临头的必然是那些被统治的万民。
孔子也知道干坏事的多是高高在上的权贵，对此，孔子唯一能想到的解决办法是向权贵阶层正面提倡礼乐道德，希望权贵们自觉地控制欲望。
而遍观孔子的儒家思想，根本没有对作恶行为作实质性监督和惩罚的内容，可那些作恶者如果不得到实质性的监督和惩罚，它们根本不可能主动停止作恶。
孔子在做官的时候也会惩罚下级作恶，但这不代表孔子支持对作恶行为作实质性的监督和惩罚。真正实质性的监督是下级对上级的行为，这里的下级和上级指的是职务上的，不是指人身上的，如果上下级之间存在切实有效的监督，则说明职务上的上下级之间在人身关系上是平等的。以此观之，孔子居高临下惩罚下级作恶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监督。而且，孔圣人这样高标准严要求的人类实在罕见，而且，在一片肮脏污浊之中，孔圣人这样的圣人君子做不了大事，成不了大气，要么同流合污，要么被迫急流勇退。也就是说，圣人政治、圣人管理、圣人统治在实践中是不可行的、没有可行性！
人治的后果不是圣人统治，而是制造出一批杂种王八蛋来统治人民、鱼肉人民！这是这个国度三千年血淋淋的历史事实所证实的不二结论！
并不是说杂种王八蛋们一点好事不做，为了延续它们的统治，杂种王八蛋们还是会做些好事的。但是它们做好事的目的不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万民，而是为了自己更好地统治，为了使自己可以永远鱼肉百姓。如果出卖国家可以使自己继续统治百姓，那么，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出卖国家，统治者卖国，历史上南宋皇帝赵构是个典型例子，到了近现代，袁世凯又是一个活生生的事例。
既然作恶的是权贵统治者，那么，让作恶者自己监督惩罚自己，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吕布让贵族阶层监督官吏阶层，让统治者之间互相监督，这确实有一点点效用，不过，这样做的效用与不监督相比，只是让矛盾爆发的慢一点而已，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不但是理论推导的结论，也是被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记录所证明的，中国每过几十年，抑或二百年，最多三百年就轮回一次，就是矛盾缓慢爆发的过程。
吕布又曾不无恐惧地深入想过，既然权贵统治者作恶的对象是老百姓，当贵族、官吏这构成权贵阶层的两大分支都对老百姓作恶的时候，它们之间凭什么互相监督？其结果必然不是互相监督，而是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官官相护，这又是被中国三千年历史所证实的道理！
既然统治者之间不能互相监督，那么，监督统治者的只能是老百姓。可是，以孔子君君臣臣的理论，国君是比官员高级的玩意，国君和官员是比老百姓高级的玩意，按照等级理论，下级是不能监督上级的。否则，下级岂不是要以下犯上，犯上作乱？在春秋时代，各诸侯国对周天子理也不理，礼崩乐坏，各诸侯国中的士大夫屡屡犯上作乱，各诸侯国之间彼此攻伐，这些都不是孔子所希望看到的。在这种情况下，孔子怎么可能在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中加入犯上作乱式的从下对上的监督？
什么是监督，绝不仅是看着，同时还意味着可以批评，在批评不果的情况下还可以施以更强硬的手段。如果监督只是可以看不能说，那不叫监督。如果监督只是可以看可以说，却不可以采取有效措施，那也不叫监督。
监督有三个层次：一是可以看。被监督者如果在这个阶段主动更改错误，监督者的行为可以停留在这一步；二是看了以后说，即批评。被监督者如果在被批评后可以更改错误，监督者的行为可以停留在这一步；三是在监督者看了说了以后都不起效的情况下，监督者有足够的权利和力量让被监督者下台滚蛋，或是对监督者施以必要的强制惩罚措施。
一个真正的监督必须同时包括这三个阶段，缺少任何一环，都不可能形成真正的监督。缺少任何一环的监督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监督。不完备的监督一般是统治者为了糊弄老百姓而丢给老百姓的一个政治玩具。
从春秋战国的乱糟糟中看出来，一个有序的等级制度当然很好，这是勿庸置疑的，这正是孔子想要努力维护等级制度的根本原因。可是，没有监督的情况下，有序的等级制度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可是，如果有切实有效的监督，那么，等级制度就不是等级制度，而是人人平等的制度。
在实践中，高等级者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它们会带头破坏秩序。对于这一点，孔子恐怕也知道，可是，基于等级制度，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向高等级者宣扬他的君子有德和礼乐制度。在等级制度理论的限制下，孔子除了宣扬他的理想外，其他办法也没有！这是孔子的可怜可悲可恨之处！
ps：哎，思想太深刻了一点，是我的错！
第713章 道德面前人人平等
郑玄听了吕布一通长篇大论，目瞪口呆，他恍然明白了一些自己原来一直搞不懂的事情，他原来一直认为儒学那么完美，为什么独尊儒术的大汉竟走到这步田地，为什么那些饱读经学的世家子弟们做事毫无孔圣所言的仁义，为什么董仲舒改良的儒学是儒家为皮法家为里，他现在终于都明白了。
吕布看了郑玄那目瞪口呆又似有所悟的表情，稍微停顿了一下，又继续阐述起自己对孔子儒家思想的认知，以吕布看来，响鼓就要用重锤，想要彻底让郑玄接受自己的思想，就要多加灌输：
孔子囿于自己长幼尊卑有序、下级不能反对不能指责上级的等级观念，他不能也不敢说出对恶的惩罚，他只能无力地向上层权贵宣扬他的道德观和周朝礼乐，当上层权贵不听他那一套的时候，他只能无奈地离开。孔子在三十七岁的时候，舍弃鲁国，舍弃鲁君，带领徒子徒孙，去鲁国之外寻求发展。
如果孔子勇敢一些，在提倡君君臣臣的同时，也勇敢地面对君不君的情况，勇敢地思考如何处理君不君的情况，那么，他或许能认识到等级制度是不可行的，是错误的。可惜，所谓的圣人不过和绝大多数凡人一样，也是遇到困难变成头插在沙子里的鸵鸟，不敢直面自己的理论难题！
圣人在实践上并没有严格遵守自己的等级理论，如果严格按照等级理论来说，孔子不应该逃跑，应该忠于生他养他的祖国—鲁国和鲁君，他应该像后来的董仲舒所要求的那样，做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孔圣人不敢在国家体制问题上发出人人平等的呼声，可是，他在人际关系上确确实实发出了人人平等的呼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在喊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时候，未必明确赞同人人平等的价值观，可是，他凭本能说出来的话，切切实实代表了人类追求人人平等的理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实质就是人人平等。否则，按照严格的等级制度，高级对低级拥有控制权，高级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完全可以“硬施”于低级。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上层权贵对老百姓实际施行的一直就是“硬施”。所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在这个过程中，皇帝可以“硬施”于他手下的官员，皇帝手下的高级官员还可以“硬施”于低级官员。
在皇帝那里，治理百姓称为“牧民”，百官之下级官员称为“牧民之官”，百官之上级官员称为“牧官之官”，州之长官称之为州“牧”，这里的“牧”字用得实在太贴切太形象了，上级对下级。就像人类“放牧”牲口一样，牧人也会管理自己的动物，也会爱护自己的动物，也会让自己的动物性…交以繁衍后代，但是。当牧人需要的时候，动物必得被宰杀以享主人。
孔子想要维护等级制度时，他发现等级制度有根本性的缺陷，他在面临君不君的情况时不能自圆其说！可是。他心里又觉得，如果大家各就各位。保持好君君臣臣的本份，那么，世界将是美好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他又提出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说法。现在看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孔子明确维护的等级制度是相冲突的。
孔子面对自己思想内核中的冲突和不和谐，找不到出路，纠结不清，那时候的孔子并不知道正确的道路在哪里，他看到的是：
一，如果严密维护等级制度，那么，当处于等级顶端和高端的人“君不君”时，问题立即陷入无解。这不但是想当然可得到的推论，也是为当时的社会政治所证实的。
二，如果放弃维护等级制度，那么，天下政治会立即陷于犯上作乱的混乱状态。这不但是想当然可得到的推论，也是为当时的社会政治所证实的。
孔子肯定知道严格维护等级制度不可行，可他又觉得完全放弃等级制度也是不对的，孔子纠结于维护等级制度和放弃等级制度之间举旗不定。
当孔子发现在行动上无法继续坚持等级制度时，他也会以实际行动放弃维护等级制度，就是离开鲁国，这虽然不表明孔子追求平等的价值观，却绝对表明孔子没有遵守等级制度的要求。
孔子在不能自圆其说的纠结中，找到了一条似乎能自圆其说的玩意，那就是“中庸”。中庸这个思想绝对是儒家思想中最最重要的思想之一。可是，让精通儒家思想的人给中庸下一个明确定义，或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那是不可能的。从孔子到现在，两千五百多年过去了，中国出了无数儒家学者，可是，包括孔子在内，还没有哪怕一个人把中庸的意思表达得清清楚楚。中庸，在儒家文化中重要无比，却完全是一笔糊涂账！
孔子提出中庸的目的是想让自己思想体系中完全对立的两个思想融合起来，以便他的思想能够融会贯通，不再纠结。可是，孔子不知道的是，维护等级制度和放弃等级制度是不可调和的，根本不可能合二为一。正是因为不可调和，所以，包括孔子在内的所有儒家学者根本没办法给中庸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或明确说明中庸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中庸这个词永远只能意义不明、神秘莫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说到这里，吕布见郑玄如丧考妣的样子，便笑着抚慰道：“郑司徒，儒学对于国家还是大有裨益的，像你在书中曾强调地方眼从中央，地方要以顺道来事奉君主，人臣为君而死就是尽忠，是义、勇兼备的行为，而正直、刚克、柔克三德，为人臣者必须具备其一，又宣传孝道，要求人们像事奉父母一样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