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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布明白华歆的话，有显性也有隐性，吕布之前抓得是显性，现在要抓一下隐形。
吕布心里似有所悟，却还问道：“子鱼，你不妨举例说明一下，何种行为是隐？”
华歆一脸沉痛道：“有些官吏庸庸碌碌、得过且过、毫不作为，整天坐在衙门里喝茶、闲聊、下棋、看大汉日报，对公务该推诿就推诿，该避就避，随便应付了事，有些官吏甚至在公务时间里饮酒作乐，赌博消遣，甚至于，有些官吏人不在岗，吃空饷！”
吕布惊怒：“竟然有这样的事情！”
这种事情在某个朝代屡见不鲜，但在东汉时期就有了吗？吕布有些不信，但他拿起华歆、王朗、田丰联合做出来的报告，仔细一看。竟然有三成以上的世家子弟仗着家世，整天沉迷在神仙院、招贤馆、青楼或窝在家里懒惰不做事，就是不到衙门当差！
因为他们有家世背景，他们的长官只能替他们遮盖着隐藏着，但毕竟纸里包不住火，这么多世家官吏不当差，肯定误事，自吕布当政以来，因为世家官吏不当差而造成的公务延误数不胜数，只是吕布一直忙于南征北战。并无暇关注这些。
吕布怒不可遏，若是任由这种情形发展下去，只怕他治下的大汉变得比某个朝代更糟糕，这绝对不是他想看到的，若是任由自己治下的官吏比某个朝代的官吏还要无耻无能不作为，他不如现在就死掉算了。
在某个朝代，相对于贪污、受贿和渎职侵权等严重的行为而言，庸庸碌碌、得过且过、不积极履职等国家公职人员的不作为或消极作为，可以被称之是一种“隐性”行为。也是长期积存于某个朝代各级衙门及其办事机构中的“机关病”、“衙门病”的重要表现。
隐性体制性的危害，一点也不比显性为小。甚至更难清除。
在某个朝代，某市万州原区长的女儿李某在驻京办吃空饷，两年不上班工资照拿。一个八零后小姑娘，随夫出国却凭借父亲的权位保有干部编制，占着茅坑不拉屎，是典型的不正之风搞特权。经揭露后李某退还了工资三万余元，其数不多，人们也未往贪污上去想。但这一事件曝光后提醒了更多的人，人们发现象李某这样吃空响的人其实很多。很普遍，自己周边就有，早已司空见惯。因其反正是吃国家的“皇粮”，只是拿一份工资，而从未被视为贪污，见怪不怪，制度允许。是体制问题。
有人列举了吃空饷的17种现象，除干部外，中小学教师中也很普遍，凡有“国编”者。都有可能钻空子吃到空饷，在全国各地上上下下各行各业都有。如有的单位官位有限摆不平，为照顾“退居二线”的老资格，就专门安排吃空饷，或挂副职不干事，或搞个人大、政协衔享受某级待遇。又如改革开放之初各单位曾鼓励干部“下海”，为免除其后顾之忧，搞了“保编”留后路，待遇不变，经商失败还可回来，但回来己无事可干。有人停薪留职，有人停职留薪，二十多年下来，不但未作清理，而且形成惯例，其后更不断有新的保编者，凡能保有“国编”，不干事也可拿工资，造成冗官无数。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过破除“铁饭碗”，但其破除者仅是对准国企工人，拥有干部编制的“铁饭碗”却少有破除者。改革的手术刀可以指向各处，唯独不敢指向干部官僚特权阶层，冗官问题于是成了长期困扰着某国改革的老大难。拥有国家干部编制者既均由国家财政开资，于其单位财政是只有进而无出，只有利而无害，于是乎就有人长期休病假，工资照拿。有人未到年限就提前办退休，不行就开假证明办病退，不干活由国家包养。对此甚至有些领导也很关照，团体内是互助照顾，反正都是国家开支，吃点空饷无人眼红。有人估计在某国坐吃空饷的人，其数有上千万。
吃空饷的形式还有很多，大大小小都与官僚特权有关系，造成冗官冗费。
除此以外，还有数目巨大的庸吏，他们成天上班，看似吃正饷，但上班并无正事，有正事他们也干不了。相当多的机关作风懒、散，上班就是扯淡看报喝茶，有的干脆上网玩游戏、聊天，衙门虽大却效率低下。
所谓庸吏，即碌碌于位而不作为的官员，或靠关系上岗却无才无能什么也干不了的官员，这种人各单位都有，而有些清水衙门，就是专门安置享有特权的庸人的。比如工会组织，跟西方的工会相比，他们绝对是滥竽充数素餐尸位，他们十多个干部，除了从职工工资中每月扣收“工会费”，一年下来给职工发几桶食用油外，并未见为职工作什么服务，也无须工会提供什么服务，而工会组织在各“国编”事业单位都有，还有妇联等“群众组织”，都是清闲衙门，由国家开资，各单位能力较差的干部或享有特权的人都归编工会、妇联，用纳税人的钱养了一大批庸吏。
冗官庸吏看似不是贪官污吏，所得工资不一定很高，清水衙门福利也不一定好，但他们不劳而食，较之辛劳的工人农民是食利阶层，如万州李某等多是有权力关系背景的，相比于公勤实务人员其地位相当优越，是拥有特权的人。且其数目巨大，事业单位的干部编制到底有几千万人，一直是个未知数，财政上是无底洞。
冗官庸吏们耗费的国脂民膏其实并不比贪官污吏少，政府明知其弊却百般优容，不敢向他们开刀，生怕他们“上访”，对庸吏不敢得罪。三十年来有过十多次机构改革，却连保编坐吃空饷这样明显的弊政也革除不了，养了一大群寄生虫没有办法清除，以致于积重难返。另外，还有数量巨大没有编制却仍由国库拨钱发“补助”的准官吏，如农村的村支书，国家转移支付扶贫支农的钱，很多先被他们吃掉了。
冗官庸吏充斥却革除不了，论其实质就是体制性。
用纳税人的钱豢养冗官庸吏不符合公平正义原则，是一种恶劣的隐性的。
干部既由国家财政供养，不管是有编还是无编，都应公开透明，经纳税人同意，不劳而食或无事找事碌碌于位者，应统统清理。这本是行政改革的基本要义，是早就该做的事。但某国的行政改革总是在精简机构上做文章，改来改去就是不敢涉及到人，工人可下岗，但干部再冗庸也不下岗，宁愿包养起来吃空饷也不解雇。这对纳税人来讲，是极不负责任的。
某个朝代官场形式多样，有贪污受贿的高官，也有吃吃冤枉的小吏，吃空饷吃冤枉不仅本身与贪污性质无异，而且因其人数太多形成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像蝗虫一样吃光社会的积蓄。为保有既得利益，冗官庸吏不仅拼命反对改革，而且因其群体性成为的土壤，造成顽固的制度性。
某个朝代的反腐形势十分严峻，贪官污吏胆大妄为，不仅高官贪污受贿数额可达上亿元乃至更多，连鄱阳一个贫困县的股长，论其级别仅称得上是吏，也能卷走一个亿！这些还只是显性的，而隐性的体制性如养千百万庸吏，又要国家财政拿出多少钱来填补呢？所以国家发展最大的危险便在于官场，“国之命在人心”，不除，国无宁日。
既要反贪官污吏，也要反冗官庸吏，既治贪也治庸，既要反显性的，也要反隐性的，反要从体制上突破，消除的土壤还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
某个朝代想要彻底遏制或杜绝显性、隐性，就要还民众真正的参政议政的权力，就要把权贵俱乐部的人…大、政…协彻底对普通民众放开，让人…大、政…协真正成为代表人民参政议政的议院，各级代表、委员都不能由地方政府官员担任，也不能由官宦家庭出身的人员担任，代表、委员有权对任何官吏提起弹劾审查的权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起到监督官吏的作用。不过，用脚底板去想就能想到，那些官僚是不会革自己的命的，可没有真正的还权于民，伟大的祖国就不能真正地复兴，就一直被权贵官僚资本的阴影给吞噬，各种社会问题会日积月累到最后不可收拾！
吕布已经到了东汉末年了，再去操心某个朝代的事情，简直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吕布现在要重点关注，眼下大汉的官场改革该怎么进行！
吕布准备进一步深入改革，加强编制管理，强化考勤考核，一个萝卜一个坑，岗位要问责，财务政务要进一步公开，对各衙门各类吃空饷的人来一次大的清理。
当然，治本之道是深入推行体…制改革，让民众去监督那些冗官庸吏，才能真正建立起清明的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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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5章 坚定改革
华歆、王朗为了撤换地方上不称职的官吏，请求御史大夫田丰的帮助，从御史台、吏部派出许多观察使，分赴各地，观察使的汇报一到，庸官的姓名就从簿册上勾掉。
田丰见华歆一手举簿、一手执笔，俨若无情的阎罗判官，便从旁劝谕：“你这大笔一勾，可就有一家人要哭！”华歆回答说：“一家人哭，总该比几个郡县的人哭好些！”
吕布觉得田丰、华歆的对话很耳熟，仔细一想，竟然类如宋朝范仲淹跟富弼的对话。
吕布突然发现，自己最近趁着四边平静的机会，推出的各项改革措施，竟然跟当年范仲淹搞过的很像。
吕布回顾一下当年范仲淹改革的各项措施，因为那次失败了，失败的根本原因不仅在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更在于宋仁宗的短视与退缩，宋仁宗如此，他儿子宋神宗也如此断送王安石的变法改革。
其实宋仁宗、宋神宗那样的人物，在很多时代都屡见不鲜，口口声声地说要改革、要改革，实际上是稍微有点阻力，就放弃了那些绝对利国利民的好措施。
明朝张居正的改革绝对是对的，可惜又被短视愚蠢的万历皇帝给推翻了。
戊戌变法也是对的，又被慈禧太后推翻了。
此后的若干改革，特别是涉及到官僚权力约束监督的体制改革，都是嘴边泡影。
吕布若是任由官僚权力像怪兽一样无限膨胀，然后伤害民众。然后葬送一个国家，他活着又有什么意思，所以他要坚定不移地推行各项改革，特别是体制改革。
改革的阻力都来自既得利益集团，这一点，东汉如此，北宋如此，某个朝代亦如此。
吕布就以范仲淹的改革失败引以为鉴，更加坚定了自己改革的勇气和信心。
北宋庆历三年九月，宋仁宗催促范仲淹等人。拿出措施，改变“冗官、冗兵、冗费”的局面。范仲淹、富弼和韩琦，连夜起草改革方案，特别是范仲淹，认真总结从政二十八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
其一，明黜陟，即严明官吏升降制度。那时。升降官员不问劳逸如何，不看政绩好坏。只以资历为准。故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循苟且，无所作为。范仲淹提出考核政绩，破格提拔有大功劳和明显政绩的，撤换有罪和不称职的官员。
这一点，某个朝代貌似做到了，但很多政绩是带血、带灰尘的，吕布在这东汉末年要求各地官吏的政绩必须要得到当地民众的认可。而不只是上级的认可，这一点，可能要付诸于后来的议会制度来帮忙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