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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潘诺夫说，“你说为了使这个诱饵保持一种消极的然而有很大可见性的姿态，曾对诱饵连续不断地施加压力。他的环境是什么样的？”
“残酷到你怎么想象都行。”
“多长时间？”
“三年。”
“上帝，”精神病医生说。“没有间歇吗？”
“根本没有，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三年时间，扮演一个不是他自己的人物。”
“你们这些傻瓜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即使是条件最糟糕的牢房里的囚犯也能作为自己本人生活，同自己的人交谈——”潘诺夫停住话，明白了他自己的话和康克林的意思。“那就是你的意思，对吗？”
“我不太肯定，”情报官员回答道。“情况很含糊，令人茫然，甚至很矛盾。我想要问的是这个，在这种环境中这个人是否可能开始……相信他是那诱饵，表现出那些特征来，把假的人事档案吸收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致他相信自己就是这假想的人物？”
“回答是显而易见的，我很惊讶你会问这问题。当然可能。很可能。这是一个无法忍受的冗长的表演，是人所无法承受的工作，除非自己就是剧中人的想法成为他生活现实的一部分。一个从不离开那永无终止的表演的舞台的演员。日复一日。”医生又停了停，然后小心翼翼地说下去。“但这不是你真正要问的问题，对吗？”
“对，”康克林答道：“我要更深入一步。超出诱饵这件事。我不得不这样，这是唯一能说明问题的事。”
“慢着，”潘诺夫厉声打断他的话。“你最好就此为止，因为我不愿证实任何盲目的诊断。不可能作出你想说的结论，没门，查理。这等于给你一张我不能负责的证明——不管付没付诊费。”
“‘没门……查理’，你为什么说这话，莫？”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为什么说这话？这是一句口头禅，我时常听人家这么说，街角穿牛仔裤的孩子们说，我最爱去的沙龙里的妓女也说。”
“你怎么知道我想说的是什么？”中央情报局的人问。
“因为我必须看些书，而且你也不是很含蓄的。你描述的是一个典型的带有多重性格的类似偏执狂的精神分裂症病历。问题不仅仅是你手下的人承担了诱饵的角色，而且诱饵本人将自己的身份变成了他在追踪的那个人的身份，就是要抓的那个猎物。这就是你想要说的，亚历克斯。你是在告诉我，你的那个人是三个人，他自己、诱饵和猎物。我再说一遍，没门，查理。没有经过全面检查我是不会证实任何哪怕和那个只是稍稍相似的结论的，那等于是把不属于你的权利给你，给你三个理由去处置三个人。没门！”
“我并不想要求你证实什么东西！我只是想知道是否有可能看在上帝的份上，莫。有一个有着丰富杀人经验的人带着枪在到处乱窜，杀死他声称不认识的人，可他们都是和他在一起工作过三年的人。他否认自己在某个时候到过某个地点，可是他的指纹证实他曾在那里。他说一些形象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他无法辨认的面孔，他听说过但不知是从哪里听来的名字，他声称自己从来就不是那个诱饵，这诱饵也从来就不是他！可这诱饵过去是他，现在仍是他！这可能吗？这就是我想知道的一切。紧张、时间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压力可能不可能把他逼成现在这个样子？成为三个人？”
潘诺夫一时屏着呼吸。“有可能，”他轻声说。“假如你说的情况准确的话，有可能。我只能说这些，因为还有其它许多可能性。”
“谢谢。”康克林停顿一下。“最后一个问题。比如说，有一个日期——一个月份和一天——对那个假的人事档案有很重要的意义——也就是那诱饵的人事档案。”
“你必须讲得更具体些。”
“好吧。这个日期是那个身份被人用来作诱饵的人被杀日期。”
“那么现在的档案里显然不会有，可你的那个人知道。我理解得对吗？”
“是这样。他知道。这么说吧，如果他当时在场，他会记得吗？”
“作为诱饵不会记得。”
“作为另外两个人中的一个呢？”
“假设猎物也知道这一点，或者他在转移时传递了这个记忆，那么他会记得的。”
“还有，有一个地点，计划是在那里产生的，诱饵是在那里创造的。假如我们的那个人就在那地方附近，而且死亡的日期也临近了，他会不会给那个地方吸引过去？这事会不会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使他觉得重要？”
“会的，如果它和原先的死亡地点有关联的话。因为诱饵是在那里产生的，所以有可能。这取决于此时他是谁。”
“如果他是猎物呢？”
“而且知道地点？”
“是的，因为他的另外一部分必须知道。”
“那么他会被吸引到那里去的。一种下意识冲动。”
“为什么？”
“去杀死诱饵，他会见谁杀谁，可是主要目标是诱饵。他本人。”
亚历山大·康克林放下话筒，觉得他那条不存在的腿在肿胀，思绪如乱麻，以致他不得不闭上眼睛去理出一个头绪来。他在巴黎……在巴黎市郊的一块墓地里做错了事？他弄错了原因，想杀死一个人，没能意识到真正的原因。他是在和一个疯人打交道。是这么个人，他的苦恼在二十年的训练中没得到解释，但是如果有谁考虑到那些痛苦和损失，一阵接着一阵没完没了的暴力……所有的一切都以无效而告终，他是会理解这些苦恼的。一切都没意义，今天一个卡洛斯被困住了，杀死了，而另一个又会取代他的位置，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戴维？
戴维，我终于说出你的名字了。我们曾经是朋友，戴维……德尔塔，我认识你的妻子和你的孩子。我们在亚洲的遥远岗位上一起喝过酒，还一起吃过几顿饭，你当时是远东最好的驻外军官，这一点人人都知道。你溝就要成为新政策的重要人物，并且是最有希望的人选，可是后来事情发生了。来自湄公河上空的死亡，你叛变了，戴维，我们都输了，但是我们当中只有一人成了德尔塔。在美杜莎行动中。我当时对你并不很了解，一起喝酒，一起吃一、两次饭并不能使两个人成为亲密的朋友——然而我们当中也没有什么人变成野兽般的人物。你却变成了野兽，德尔塔。
你现在必须死。没人能够受得了你，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再对你容忍下去。
“请离开我们，”威利尔将军对他的副官说。他到蒙马特咖啡馆里在玛丽·圣雅克的对面坐下。副官点了点头，朝离他俩厢座十英尺的一张桌子走去；他会离开但他仍在警卫。筋疲力尽的老军人看着玛丽。“你为什么一定要我到这里来？他要求你离开巴黎。我向他保证过。”
“离开巴黎，离开角逐。”老军人憔悴的脸使玛丽心酸。“抱歉，我不愿成为你的另一个负担。我听到了收音机里的报道。”
“疯狂，”威利尔拿起他的副官为他要的白兰地说。“在警察局呆了三个小时，满口可怕的谎话，把我自己犯下的罪推给另一个人。”
“对他的描写十分准确，活龙活现，没有人认不出来。”
“他自己教人的。他坐在我妻子镜子关，一面以最奇怪的眼神看着他的脸，一面告诉我说些什么。他说这是唯一的方法，只有我去报警，制造一次通缉，卡洛斯才会深信不疑。当然他是对的。”
“他是对的。”玛丽同意。“可他不在巴黎，也不在布鲁塞尔或者阿姆斯特丹。”
“对不起，我没听清楚？”
“我要你告诉我他去哪里了。”
“他自己告诉过你了。”
“他对我撒了谎。”
“你怎么肯定？”
“因为当他对我说实情的时候我会知道的。你瞧，我们俩都心里有数。”
“他们俩……？我恐怕不太懂你的意思。”
“我想你不会懂，我敢肯定他没告诉过你，他在电话里对我撒谎，犹豫不决说出那些话的时候，心中明白我知道它们都是谎话。我当时无法理解，没能把事情联系到一起，直到听到收音机里的报道。有关你的和另一个人的。那份描绘……如此完整，如此全面，甚至提到他太阳穴处的疤痕。于是我知道了，他不会留在巴黎或者巴黎附近五百里之内的地方。他要去很远的地方——在那个地方，这描绘没有多大意思。他要把卡洛斯引去，把他交给与贾森有协议的人。我说得对吗？”
威利尔放下杯子。“我已经答应把你带到乡下安全的地方去，我不明白你说的事情。”
“那么我再把话说得明白些，”玛丽往前倾着身子说。“收音机里还报道了一件事，你显然没听到，因为你正在警察局里，或许正独自躲在什么地方。今天早晨，在靠近朗布里埃的一块墓地里发现有两个人给人用枪打死了。其中一个是从圣热瓦伊来的有名的杀手，别外一个已查明是——住在巴黎的前美国情报官员，一个很有争议的人，他在越南杀死了一名记者，因此给他两条路，或是离开军队，或是上军事法庭。”
“你是说这些事件是有联系的？”老人问。
“美国大使馆指示贾森昨晚到那块墓地去见一个从华盛顿飞来的人。”
“华盛顿？”
“是的，他的协议是和美国情报部门的一小群人签订的，他们昨晚想杀他。他们认为他们不得不杀他。”
“天啊，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不信任他，他们不知道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干了些什么，到过什么地方。可是他无法告诉他们。”玛丽停顿了一下，把眼睛闭上一会儿。“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他们是谁。从华盛顿来的人昨晚雇了别人去杀他。那人不肯听他说，他们以为他已经背叛了他们，从他们那里盗走了几百万，杀害了他从来没听说过的人。他并没有。可他也不能清楚地回答任何问题，他只有一些零零碎碎的记忆，而每一个记忆的碎片都是谴责他的。他是一个几乎全部记忆缺失症患者。”
威利尔布满皱纹的脸惊讶得发呆。他眯着眼睛凝神回忆。“‘由于弄错了的原因……’他对我说过，‘到处都有他们的人……奉命一看到我就格杀勿论。我正受到一些我不认识也看不见的人的追杀，就为了种种弄错了的原因。’”
“为了种种弄错了的原因，”玛丽把手伸过狭长的桌子轻轻碰了一下老人的手臂，用强调语气说。“他们确实到处都有人，这些人奉命看到他就打死他。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有人在等着他。”
“他们怎么会知道他去哪里了？”
“他会告诉他们的。这是他计谋的一部分。他如果这么做，一定会给他们杀了的。他是走进他自己布下的陷阱。”
有好几分钟威利尔沉默不语。他感到沉重的内疚，最终他低声说：“万能的上帝，我干了些什么？”
“你原来的想法是对的，他让你相信的说法也是对的。你不能责备自己，也不能责备他，真的。”
“他说过要把他的遭遇全部写出来，把他所记得的全部事情写出来……这陈述对他是多么痛苦！我无法等那封信了，小姐，我们不能等了，我必须知道一切，你所能告诉我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