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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人旧情，派飞机把张伯苔由重庆接回天津，表示慰问。张伯苓先生去世时，周恩来亲
自赶往天津吊唁，悼念这位母校的老校长。
我想起……善良使人心平，慈爱使人气和。
心平气和就是一种休息，就能带来快乐。
同文艺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聚会更多些，因为这种聚会不仅是休息，本身就包含有
统战工作的意思，何况聊天时还可以更具体更有针对性地做工作，解决一些问题。
在中央领导人中，周恩来结交的文艺界朋友最多，举凡有些名气或虽然名不见经传
但确有所长或有某种代表性的人物，他几乎都认识，并且多数都交了朋友。像郭沫若、
茅盾、巴金、艾青、曹禺、蔡楚生、田汉、阳翰笙、夏衍、白杨、张瑞芳等等文艺界老
战士，无不与周恩来建立起深厚友谊。
比如张瑞芳，在我记忆里她的入党都是周恩来介绍的。那是1946年，日本投降后不
久，周恩来把我叫去，单独嘱咐：“何副官，你去陵江门接一下张瑞芳，要注意安全还
要保密，决不能带尾巴。”
我记得张瑞芳当时是住在陵江门一座国民党修建的公寓里。我去之前，首先设法甩
掉国民党特务，确实证明没尾巴了，才猛插公寓接走张瑞芳。带张瑞芳到周恩来那里，
她高兴得不得了，我记得是批准她加入中国共产党了。
周恩来在重庆结交的这批朋友，来往密切，友谊深，彼此很随便。直到建国后，周
恩来当上总理，与这些人仍是朋友相交，相互之间的感情和关系从没因为地位的变化而
变得疏远或冷淡。
从我的感受，周思来和邓大姐老两口的生活太单调，太寂寞，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
候。他两个人都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但是，要说没有一点空闲时间也不真实。
逢年过节，老两口有点空闲时，那种单调寂寞就会显得突出。总理害怕这种寂寞，寂寞
往往会使人生出莫名的孤独与忧伤。所以；年前节前，只要估计有点空闲时间，我们必
要给总理安排一些活动，不能叫他“闲”。
总理自己也注意不发生“闲”，一得空儿，必要提出名单，请客人到家来聚会，特
别是文艺界人士，他们一来，西花厅就热闹起来，活跃起来，总理就会忘掉寂寞，快活
起来。
有子女的首长们，劳累之后巴不得有两天清闲，与孩子们共享天伦之乐。没有子女
的首长，如果生性孤僻，也就不容易理解总理。比如彭德怀，在军营中过惯了硬梆梆、
简单明确的制度式生活，对于总理喜欢与文艺界人士交往，就产生一点看法。说过一句
两句难听的话。不过，他本来就是厉害人，敢骂娘，敢为民请命，也难免敢翻脸把人闹
个难堪。有些高级领导高级将领因此对他意见大些，周恩来却从来没有为个别一句两句
话生出意见或看法，相反，对彭德怀更加喜欢，常对我们工作人员说：“那才是个好同
志呢，有啥是啥，怎么想就怎么说，你叫他装假他都装不出来。”
周恩来常去彭德怀住所串门看望，同时也继续与文艺界广泛结交来往；他不因为彭
德怀的难听话而疏远彭德怀，更不会因为彭德怀的偏见误解而断绝与文艺界的朋友聚会。
周思来是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而生活，不是按照别人的议论或想法去生活。
正因为如此，文艺界人士、民主人士，有什么事，发生什么矛盾，首先想到的都是
周恩来，请周恩来帮助解难。
记得有次接到一个电话，大声说要找总理。
“总理正忙，请问您是哪位？”
“我是张治中。请你向总理报告一声，我找他有急事。”张治中的声音有些异常。
想起当年军事3人小组的活动，天天一道坐飞机，想起“不要忘了我张治中3次到延安”，
我决定报告总理。
此类事，只要我们报告，总理是不会不马上接电话的。
“文白兄吗？”总理听到报告，马上接电话：“我是恩来呀。”
“哎呀，总理啊，”张治中刚听到周恩来的声音，立刻像个受了委屈的大孩子一样
叫起来：“请你转告郭，要笔下留情啊！”
“怎么回事啊？文白兄，你不要急，慢慢讲么。”
“我已经给总理写去一封信，就是郭沫若先生那个洪波曲，请他笔下留情！我张治
中罪该万死，遗臭千年，也还不敢有计划有预谋地加害恩来兄。我若是这种人，以后还
好见总理吗？……”
看来张治中是真恼火了，不称郭老、郭先生，让转告“郭”。原因是郭老写的那部
“洪波曲”，里面写到了抗战开始时长沙那场大火，说这场火是国民党有计划有预谋地
要烧死周恩来。烧这把火时，张治中是湖南省主席；要说有计划有预谋，这个计划者、
预谋者自然少不了有湖南省主席这位地方政府最高长官。
“文白兄，郭先生决不会是要伤害你，他写的是小说，文学作品，不是史料，不是
作历史评论。不妥之处，我马上转告郭先生，设法补救，文白兄这边也要息怒，互相多
谅解……”
周恩来放下电话就又给郭沫若先生打电话。郭沫若先生叫屈说，写这件事时，脑子
里出现的只是蒋介石，并没闪过一点张治中的影儿。何况书已经出来，无法再改，只能
请总理代为缓颊了。
张治中和郭沫若都属于总理最亲近的朋友这一圈里的人物，无话不好谈。总理便去
张治中家作客，不送东西，送东西就见外了，就是看望，吃顿饭。
饭后，总理说：“文白兄啊，要说有计划有预谋烧死我，我再不怕死也不敢来讨饭
吃。这段历史还需要多解释吗？”
“无须再解释。”张治中承认。
“我看文白兄不是怕郭先生的书，是怕老百姓议论猜测。人言不是史，人言不足畏；
既然书已经出来了，文白兄还是要看其主要内容和思想，个别地方说法不准确不妥当，
容他日后再版时修改，你看可好？”
“我并没叫他焚书。”张治中终于谅解了。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总理到民主人士家里作客是常有的事。总理自己不过生
日，但很乐于为民主人士祝寿作生日。比如给傅作义过生日，我就跟随总理去过几次。
那时傅作义住在小酱坊胡同，总理去时，不送寿礼，就是看望、聊天、吃饭，与往
日朋友聚会的那种亲热、密切气氛一样，只是多两句加寿的吉利话而已。
这类朋友交往，总理始终保持了一诺千金。所以，只要答应去，哪怕临时发生了再
大的事，最后还是要赶去。比如前面章节里曾写到总理答应去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家吃
饭，大家等到晚上10点，总理仍然末到，就没一个人脑子去想总理可能不来了，只想他
一定遇了大事，要晚到。结果，总理10点多赶到了，原来是被主席叫去了。从毛主席那
里一出来，立刻赶往杨尚奎家。所有人都坚信：“总理只要说过，就绝不会忘，一定会
来。”
总理这一生，答应过的事情忘记了，大概只有过一次。至少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在议
论中，只扯出这么一件事。我从1940年跟随总理，到他逝世，再想不起第二件答应别人
以后又忘记了的事。
那是1957年左右的事。在一次集体活动的场合，人很多，总理不停地与人招呼，不
停地与人交谈，各种信息都朝他这里汇聚。其中就有傅作义部长，他说：“6月29日是
我生日。总理，想请您到我家里吃顿便饭，不知行不行？”
“62岁生日，对吧？”总理连连点头，“好，我一定去。”
这一天收到的信息量太大，距博作义过生日还有两个星期，到了那一天，总理恰好
忙了23个小时，上床服了安眠药，睡觉了。
傅作义深知周恩来一诺干金，从认识起，没出现过失信，所以生日这天作了总理来
参加的准备。工作人员提醒说：“当时只是随口问一句，这都两个星期了，总理会不会
忘了？”
“不会。”傅作义充满自信，“打从我认识他，他就没忘过事，没失过信。”
幸亏亲属和工作人员不像傅作义与总理接触多，他们只按常理想事情。照常理，事
隔两个星期，总该再问问。就算对方没忘记，两星期前只能算打招呼，办事这天还该再
邀请一下才合礼。所以，他们在中午11点给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话讲得很巧妙：“傅
部长今天过生日，总理今天是否能抽出时间参加？”
那天成元功值班，他翻翻日历又看看小黑板，没有记录这项活动，也就是说，事先
没作安排。所以总理连续工作23个小时后就上床休息了，没有坚持28个小时，再参加一
下傅作义的生日餐，然后才休息……
不过，成元功是细心人，听对方口气，分明总理是答应过的，而总理又是一诺千金
的人，所以他没有因为总理已经入睡而回答不行，只说：“请等一下，我去报告。”
成元功向邓大姐报告，邓大姐明白总理一诺的分量，对成元功说：“告诉他们，总
理去，稍晚点儿到。”
11点半，邓大姐将入睡不足1小时的总理唤醒。
以往，总理被叫醒，不是主席找就是国家出了大事。总理眼圈充血泛红，一边看表
一边问：“有情况？”
“傅作义今天的生日，”邓大姐问，“你是答应去吃饭了吧？”
“嗅，嗅，是答应了……两个星期前就答应了。”总理一下子精神起来，匆忙穿衣
服，“哎呀，糟糕糟糕，怎么会忘，怎么会忘了呢！”
总理匆匆驱车进往小酱坊胡同，参加傅作义将军的生日聚餐后回来，兀自歉疚地喃
喃不已：“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这还是第一次忘事情！”
我说：“反正又没误。”
总理不自安地说：“答应了人家的事情又忘记了，就算没误也是对不起人家呀，答
应了怎么能忘记呢！”
总理就是这样的朋友交往，一诺千金！
总理喜爱的文娱活动很多。他是个爱玩又没时间玩的人；兴趣广泛又不能不压制兴
趣，甚至忍痛将其窒息掉。
总理喜欢唱歌、跳舞、读小说、作诗、看电影、看戏剧以及下棋打牌。
在人民大会堂，在建设工地，在许多群众集会的场合，历史都为我们留下了周恩来
指挥大家高歌的镜头。
周恩来喜欢唱歌，也喜欢听歌。他的听歌、唱歌有一致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一致之处是，他喜欢听喜欢唱民歌，不大喜欢“洋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美
声唱法。听这种歌他从来不跟着唱，也不会像那样用嗓。
他曾对我说：“这是一种很好的艺术，但不适合我。这种洋嗓子听着不舒服，洋嗓
子和我们革命的历史联系不大，唤不起美好的回忆。”
周恩来毕竟是一位职业革命家，有他独自的经历，当然也就有他自己的爱好和选择。
就像生活中好姑娘很多，但未必好姑娘就可以成为好妻子，每个人还有其他性格、知识、
经历、交往等许多考虑。听歌唱歌也是这个道理。
周恩来喜欢听信天游，听到这种曲调便会生出莫名的激动，两眼闪出湿漉漉的波光，
头轻轻地点出节拍，神情里流露出一种静谧无言的喜悦和舒心惬意的遐想。
但是，他很少唱信天游。从东北到云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