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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要走走，那就到了寒流的老家了。”
“你讲这些是什么意思？”
“你需要一件皮大衣，和一顶皮帽子。”
“我不需要。”总理摇头。
“有备无患。”我劝说，“你不是去观光，也不是做客，是去做工作呢。万一冻病
了，躺倒了，就要影响党和国家的大事……”
总理被我说动了。沉吟一下，表示同意：“那好吧，听你的。”
于是，我们给总理做了一件皮大衣，一顶皮帽子。我以为这次是真做对了，莫斯科
比北京冷得多，我们是毛衣毛裤，棉衣棉裤，再加皮大衣，仍然冷得不敢在野外长时间
停留不动。特别是到西伯利亚，零下30多度还是好天气，夜里一刮风可真不得了，虽然
不至于吐痰冻在嘴唇上，唇上也确实不敢沾唾沫，沾湿了就马上有结冰的感觉。
我有点替总理担心。因为一带皮大衣，他就把毛衣毛裤，绒衣绒裤，棉衣棉裤统统
丢下不带了，上身除了外衣，只多一件夹背心；下身就是一层衬裤一层外裤。大衣是个
皮筒子，上下通气灌风，真怕总理冻出病。
这一层担心很快就消失了。那是难以想象难以置信的，总理即便在零下30度的严寒
中一站3小时，所有人脸上都会出现青灰的寒色或鸡皮疙瘩，总理却红光满面，从皮领
口和帽沿下流出腾腾热气。不动还好，稍有运动，比如说走着参观，工夫不大，他竟能
流出汗来！
“上当了，上当了。”总理开始小声发牢骚，“这家伙又沉又热，何秘书，我可是
上你们的当了。”
总理不时地用手提提穿在身上的沉甸甸的皮大衣。他是极讲仪表的人，什么衣服穿
上身，决不随便解开一个扣，再热也要保持整齐。
我很纳闷：“总理，我们毛衣毛裤，棉衣棉裤还要穿个皮大衣，你……”
“我怕热，你又不是不知道！”总理心里有气。
“转战陕北到进京，你也穿过棉衣……”
“那是盖棉被！”总理纠正，“那时走到哪儿，随便一倒就睡一觉，棉衣是当棉被。
现在我又不需要走到哪就倒在哪儿睡……”总理摇着头，朝我挥挥手：“上当了上当了，
你忙你的去吧。”
在莫斯科，总理基本不穿那件皮大衣，只是多穿一条布衬裤，上身加件我的绒衣。
就这一身，到处走走看看，没有事。
我不能不担心。哪伯是穿上那件海军呢大衣呢？偏偏带了皮大衣就没带海军呢大衣。
总理连呼上当，本来就不高兴，所以穿得再少也不敢多劝了。
然而，离开莫斯科，到了西伯利亚就不能不劝了。有时气温能降到零下三四十度，
再挨骂也得劝他穿上皮大衣。当时我可没料到这一劝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
那一路多次停车，参加地方党政领导人举行的宴会，参观工厂。户外活动时，总理
穿了皮大衣。在客人面前，他不能说热也不能嘀咕上当了，热着热着，忽然鼻子一湿，
忙把头转向一边，用手绢去堵。
糟了，总理流鼻血了！
从这次“血的教训”，我才明白总理确实怕热不怕冷。回到专列上，总理丢下皮大
衣，又开始说“上当了。”大家面面相觑，都默认这是事实。
此后，这件皮大衣就压了箱底，总理再没穿过一次，直到他逝世。邓大姐对我说：
“这件大衣基本没穿过，还新着呢。总理逝世前有交待，那时是供给制，大衣应是公物，
还是把它缴还公家吧。”
于是，总理1950年1月20日访问莫斯科所穿的这件大衣，在25年后又新新地“完壁
归赵”还给了公家。
我们为总理做的那件丝棉袄，总理也从没穿过。我们也接“血的教训”，一次没请
他穿。每年冬天，总理下身就是一条衬裤、一条外裤，上身就是一件衬衣，一件呢子外
套，偶尔加件夹背心。天气最冷时，哪怕是去机场迎送外宾；所有主人客人都是一身棉
又裹一身皮毛，只有总理一身单，外面穿件呢子大衣就可以在寒风里一站两个小时，红
光满面，没有丝毫寒冷之状。这使许多人都惊讶不已。贺老总等几位首长想学学总理，
可是不行，在机场上一站就明白不是挺一挺能过去的。也只有总理是个例外。
总理不怕冷也不怕感冒。他极少感冒，偶尔有点感冒，嘴里含口酒就可以好。常听
议论：苏联人在寒冷中生活惯了，特别经冻。还有一种说法：白种人比有色人种耐寒；
白种人比黄种人耐寒，黄种人比黑种人耐寒。如果这种说法真有什么科学根据，那么周
恩来肯定是个例外。他比绝大多数白种人都耐寒。记得1965年11月，总理去罗马尼亚参
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那天风雪交加，雪是那种颗粒状的雪，不像那种轻盈飘落的雪
花，而是像沙暴一样横扫一切。这种天气的寒冷总是带着钻透力和бЯΓ芾碓谡庋�
恶劣的天气里，不穿大衣，不戴帽子，站在一群皮毛裹身的各兄弟党和国家领导人中，
默哀，送葬。
墓地很远，仪式又长，从早晨8点到下午1点，总理在风雪中整整站立、缓行了5个
小时。
不断有各国外宾惊讶地打量总理，关心地问几句：“怎么没穿大衣？“今天变天了，
你穿这么少……叫人取些衣服来吧？”
一位外宾甚至批评起我们这些随员：“哎呀，你们就是这么保护你们的总理？天这
么冷！”
我们不想多解释，多解释怕吓坏了他们；我们的周总理何止是没穿大衣？他连毛衣
毛裤都没穿一件！
总理不但对穿戴的选料有讲究，对如何穿戴及款式也是蛮有讲究的。
总理这一生，多数都是在礼仪环境中度过，极少有随便松弛，自由自在的时候。我
们私下聊天，都觉得总理这一生太累太苦了。
毛泽东在穿衣方面很与他的性格有关：宽松随意，无拘无束，漫不经心。他穿衣往
往由卫士帮忙，自己并不动手，也不会注目在他面前手忙脚乱的服务人员；他的目光落
在你身后很远的地方，可能正在看赫鲁晓夫干什么或美国人跟越南人打成了什么样？这
个时候，你给毛泽东穿什么衣服？纽扣是少了一颗还是扣错一个眼？胸襟上的菜汤是否
洗去了？他都不管。你怎么摆弄他怎么动，听话得很；衣服给他穿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扣子扣错一个眼，衣服左高右低，歪一天没人说他也不知道。
周思来的穿衣也反映出他的性格：规矩严整，清洁平展；认真仔细，一丝不苟。他
不叫卫士帮忙，穿衣脱衣都要自己动手。就寝时，他每脱一件衣裤，都要叠放整齐，从
不乱扔，更不会胡乱一揉一堆；他从外衣裤到内衣裤，从下往上一件件叠放好，第二天
起来，又从上往下一件件取来穿上；按部就班，顺序明确。他不但衣服一上身就要系好
每一个扣子，神展每个衣角袖口领口，而且注意不能有一点点污渍。一旦发现，哪怕只
是米粒大的污渍，他也会马上用湿毛巾仔细地擦去。我不只一次被他那种爱好清洁，仔
细揩拭去溅到身上一点污渍的专注神态所打动。那神态常使我联想到爱惜羽毛的勤于梳
理功鸟儿。
毛泽东喜欢“乱”，屋里的书，床上、椅上、桌上、沙发上“随便”扔，越乱他越
好找，谁若不经他允许而破坏了他的“乱”，越归置得整齐有序越会挨他批，惹他发脾
气。他会由于这种人为的整齐有序而无法一下子找到自己要找的东西。
周思来却是讲究条理顺序的人。一天到晚无论多忙，都忙得有条不紊，生活和工作
井井有序。办公桌上的文件按轻重缓急排放得清楚规律，闭上眼也不会拿错；纸墨笔砚
文具眼镜各自就位；举手就能拿对；就连衣服口袋也都分工明确，永远不乱揣东西。手
绢是固定装在右边的裤兜里，左边的裤兜装手纸；右面衣袋装眼镜盒，盒里还放两支圆
珠笔，左边衣袋里永远是装笔记本；上衣袋里只装别人递来的名片或汇报条，涉及机密
的材料就放入贴身的内衣袋中。这种条理性和规律性保证了总理的工作效率，从来不会
发生手忙脚乱找不到东西的情况。一有事，他说走就走，不像一般人，越急越丢三落四
地迈不开步。
由于长期生活在礼仪环境中，时时要面对照相机，摄影机镜：头，时时要面对外宾、
内宾和广大群众的注目，他养成了穿制服的嗜好。他多次对我们讲：“衣着整齐是一种
礼貌，表示对人家的尊重。
一旦养成嗜好，就不容易去分场合。所以，总理即便在家里，四周围没有外人，也
总是衣着整洁，连领扣也不放松，好象面前有个摄相机随时记录着他的一举一动，他理
应永远保持自己的形象，保持好中国人的脸孔。
前面讲了总理怕热不怕冷，那只是一个方面，是对冬天而言。
到了夏天，总理就变了，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惧暑热。
记得进城后，总理做的布料服，都是浅灰色的中山服，有斜纹布，也有平纹布。他
认为孙中山“发明”的这种中山服是最能表现中国人脸孔的，当时的干部制服都是中山
装。夏天无论多热，总理穿的也是布稍稍薄一些的平纹布中山装，而且太“正统”太
“制式”，中山装里还一定要穿衬衣，衣领整齐地露一圈白边。当天气热得人恨不能脱
光了再泡在凉水中时，总理也坚持“全副武装”，他甚至不肯赤脚穿拖鞋，一定要穿双
短袜子。
公开场合这样严整还有一定道理，回到家，没有外人，仍然保持这种“严整”性，
我们可有点受不住了。总理办公，哪怕热出一身汗，决不会脱下那身制服，连领扣都不
肯松开。他这样表率，我们就不得不跟着注意。在自己办公室还可以悄悄脱下制服，随
意地只穿件汗衫或圆领衫，赤脚踩双凉鞋。但电铃一响，就赶紧穿制服，全身严整地去
见总理。
记得有次热浪袭击北京，热得人要死要活，张开嘴喘气。总理开会回来，汗水湿了
全身。他匆匆去冲凉，从卫生间出来，已，经又是全身披挂，制服领扣都系严了。在办
公桌前坐下，还认真戴上工作袖套。
我们帮他开了电扇，电扇前还放盆凉水。但那风仍然是灼人的热风，总理刚坐下，
汗水已经又流出来。
“总理，”我终于忍耐不住，打断他的办公：“我想给您提条意见。”
“噢？”总理抬起头，由于汗水不断被电扇风吹干，脸上变得粘湿；他认真望住我：
“说吧，有什么意见？”
“天气这么热，”我朝办公室外望一眼，在聒耳的蝉鸣声中，空气热得浮动波颤，
“你不脱外衣，我们也就不好脱，太受罪了，影响办公啊。”
邓大姐很少有地也走进了总理办公室，支持我的意见：“是啊，这么热。你那是干
吗呀？又是背心又是衬衫，外边还要套制服，穿那么多！”
总理打量自己：“我觉得还可以……问题不大。”
“等觉出不可以就晚了。再说，大家都捂着……”
“你们可以脱，不要跟我比。”总理还不肯放弃“形象”。
“你不脱，我们怎么好脱呢？”我拿定主意要让总理解脱些，轻松些，“在家里又
没什么影响问题，完全没必要受那个热罪……”
这时，许多秘书和卫士也进来劝说，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