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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地朝那位干部扫射，后来终于黯淡下来，伤心失望地再不肯看那位干部一眼。
他已经跳到了门口的方向，虽然舞曲末终，他也不再继续旋转，彬彬有礼地脱离舞
伴，点点头，歉意地说：“对不起，我有事，该走了。”
我们虽然正年轻，想跳舞，但是不敢离开他，一见他要走，都匆匆扔下舞伴去追随。
一名卫士就跑去拿他的大衣。
那时没有现在的讲究，现在高级饭店的舞场都有存放衣物处，当然也有失窃严重的
原因。那时没有这种服务，也没有失窃的忧虑。参加舞会的人，多余衣物都是往椅子沙
发上一丢，摞一大堆；不分职务高低，不分衣物高档低档干净不干净，全堆一起。总理
在门口立住脚，看卫士取大衣。卫士手忙脚乱，翻出总理的大衣，往出拿时，把压在上
面的别人的一件衣物弄掉地了。
当卫士将大衣交给总理时，正在胸脯起伏的总理忽然脾气大发。他生来不会骂人。
毛泽东偶尔发火还会说个“屁话”，吼一声“滚”。总理连这些话也从不会讲。他最严
厉的话是：“这是不允许的！”他激烈时也不过两句典型语言：“滑稽！”或“胡闹
台！”
现在，总理显得那么严厉，目光和声音一样尖锐：“你是怎么搞的？为什么把别人
的衣服弄掉地？这是不尊重人，是不礼貌，不文明！”
总理前两句话声音还不大，说到“不尊重人”，“不礼貌，不文明”时，声音放得
很大，传向舞场。卫士何曾见过这样的脾气大发？流水也似伤下头。总理却继续大声训
斥着：“不要以为这是小事，小事不注意，遇到时机一样能闹出大事。这是不允许的！”
卫士知道“这是不允许的”分量。他哭了。
总理板着面孔走了，登车而去。他批评人无论多么严厉，事后总要再找你一次，重
新解释安慰一番。
“唉，发脾气是一种无能表现。”总理事后这样解释：“对不起了，请你原谅。我
那天心情不好，这不是对着你来的……”
我们都明白，总理大声训斥的那些话，是说给放肆舞场的极少数负责干部的。
还是那句话，千人千性，五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呢。我们经常跟随总理去参加舞会，
他又常常是在舞会进行一段时间后到场，正是热烈起来的时候，有时难免遇到不严肃的
场面。遇到了他就生气。记得第二次遇到时，他当场就不跳了，就在舞场中间气愤地喊
了一声：“不跳了！走！”随着这下声，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就都停下舞，追着总理
往出走。有名卫士跳舞中没听见，等发现追出去时，总理已经甩下他坐车走了。
可是，这种含蓄的批评、抗议和警告，有时并不能解决问题。总理在场，这种个别
干部注意些，总理不在，他们还是不肯放弃这种“放松”和“愉快”。总理参加舞会没
有准点，有时仍然要碰上。他终于忍无可忍，开始了当面的严厉批评。我们这些跟随左
有的人，见他批评过不少次，对有些人很不满，不留情面地表达了义愤。记得有次一位
干部“不严肃”，见总理来到，跳舞“放”不开了，就想带着结识的年轻舞伴一起登车
走。总理拦住了他，严厉训斥：“你年纪也不小了，连这一点自我约束也做不到？你这
样。胡闹台，不觉得羞耻吗？……”
公开的舞场上，气氛总的说是健康而朝气蓬勃；偶尔也只是个别人有所越轨，在总
理的影响下还渐渐改正收敛了。真正气氛不够好的还是“家庭舞会”。
所谓家庭舞会；好象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听得多了。其实建国之初就有。当然，一般
人是搞不了的，大城市里的资本家另当别论，以共产党的干部讲，就是那些司令、部长
也没有搞的条件，也想不到去搞。就我的所见所闻，似乎只有高岗搞过。
那时，高岗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可以说身处权力的顶层。他有能力，有魄力，
精明强干，在过去的革命斗争中作出较大贡献和成绩，抗美援朝又有新奉献，受到过毛
泽东的表扬。
不过，这个人也有弱点，就是喜欢亲近女色，并且不大在意人们对这种事的议论。
用林彪一句名言来讲，就是认为“小节无害”。他在东北是最大的“西瓜”。高岗不点
头，老天爷不敢下雨的人物。就是东北军区某些身经百战的红军将领，有一位他看不上
眼了，也照样表个态度就能将其拿下来免职。这原因很简单。历朝历代，开国之初都必
然经历一个“英雄治国”的阶段。这是巩固政权时所不可免的，各方“诸侯”集党、政、
军大权于一身，在建立健全法治之前完成其人治的历史使命。
大权在握的“诸侯”，能否用理想、道德及党纪、军纪、政纪约束自己，规范自己
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就要取决于其自身的人品和修养了。高岗的长处不应否认，抗美援
朝时，东北处于特殊地位，高岗自然也负有特殊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朝鲜是彭德
怀总揽，东北是高岗总揽，北京是总理总揽，这三个人接触频繁，共商共事，一道奋斗，
不能说没有感情。所以高岗到北京后，在他家组织舞会，总要让秘书通知我们，请总理
务必光临。
但高岗的短处也无须遮掩。他的亲近女色有时简直“坦荡”得无所顾忌。在东北时，
他喜欢白俄姑娘，一旦被缠住，他可以毫不在乎地给东北军区或东北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打电话，叫送“招待费”去“救驾”，打发那些爱钱不怕官的姑娘。办理过这类“救驾”
事宜的老同志已经有过回忆文章，这里不多讲。可是高岗的不在乎也太过了，他就没想
想北京不是东北。东北的“西瓜”到了北京也许就是“芝麻”，至少也不再是“大西
瓜”。
第一次邀请，总理兴致勃勃地赶去参加了。刚见面时当然都很热烈礼貌，还免不了
互相客气一番。一个是总理，一个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互相都很尊重。舞一旦跳
起来了，高岗便渐渐有点“原形毕露”，目光像猎手一样搜寻和享受女性特有的曲线部
位的美，调情的话多起来，有些甚至讲得很粗俗。
对此，总理开始虽然有些感觉，有些意外，但还能宽容。他并不要求别人都像自己
一样高雅，参加到革命队伍里的人本来就有各自不同的出身、经历及所受教育，怎么能
不允许人家各有千秋呢？彭德怀见了高岗可以直呼其：“哎，高大麻子！”高岗听着很
亲。总理如果这样叫，高岗一定就不舒服了。同样，总理在舞场上仍然保持高洁文雅，
如果要求高岗也高雅，那就虚假不成其为高岗了。倒是逗几句粗话来得本色。若走到这
一步而止，总理不会发脾气。过去在工作的接触中，总理就知道高岗的性格中有着粗犷
热烈，大大咧咧，不修边幅的一面。可是，高岗并没到此为止，他又加上了“按摩”动
作，并且也要享受舞伴的“按摩”。
还动真格的了？这位东北来的陕西汉子令总理吃惊。他后来在不同场合曾多次向我
们感慨“山高皇帝远”，有些地方官“胡闹台”，中央难于很快都查明。
这一次跳舞，总理后来是生气了。虽然强忍住没发作，但是告辞时态度已经明显地
冷淡下来。
此后，高岗又连续几次邀请总理去跳舞，总理拒绝了两次。考虑到高岗身兼中央人
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东北人民政府和东北军区一把手
的重要职务，特别是在国务院兼任着计划委员会主任，今后还要在许多方面合作共事，
不能闹太僵，就勉强又接受邀请去了一次。
这一次高岗不但没收敛，反而更“开放”“搞活”了。以高岗的身分，总理不适合
在这样的场合对其公开发脾气训斥，所以总理在跳到门口时，仍然是朝舞伴点头，礼貌
地说声：“对不起，我有事。”便转身退场了。
这一次其实发脾气更大，因为对高岗是不辞而别，并且上车就走，又把卫士们丢下
了。
“大大咧咧”的高岗这才发现北京不是东北，总理是真发脾气了。他有些尴尬，有
些不安。后来又多次让秘书来电话请总理“光临”，总理之光却再也不曾照临高岗之家。
他向我们吩咐：“告诉他，不去。他的舞会我再不要参加！”
你问50年代的老部长：你最怕谁？我保证他们回答：周恩来。
如果你再问一句：你最不怕谁？我保证他们还是回答；周恩来。
“伯”总理，是因为他对工作极端地严格、认真、负责；不怕总理，是因为他高尚、
纯洁、正直，对人充满爱心。许多老部长都曾带着极大的崇敬和怀念之情对我说：“我
们这些部长最怕跟总理汇报工作了。他记忆力太惊人，我们拿着材料念都不如他脑子记
得准确……”
这话不假。我就多次见过总理随口纠正部长们汇报的各种统计数字。部长们拿着材
料，总理什么也没拿；部长只管一个部门，总理却掌管全国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这就
不能不使部长们流汗，“害怕”。
天上地下，国内国外，总理脑子里究竟装了多少东西？谁也难测其万一。就连一面
之交的普通工人、农民、服务员，他在多少年后仍然能叫出名字。这样的例子在人们以
往的回忆文章里写得已经很多。有次总理宴请外国专家，外专局报告“在京专家人数约
为250人至370人”。这样大的伸缩性招待部门如何准备席位？公文报到总理那里，总理
随笔便批上一句：“至多280人”。
有关部门就照280名外国专家作准备。到了那天，除个别因故未能出席者外，到席
者果然是270多名。
总理在贵阳曾对当地负责干部有个即兴讲话，有关同志根据记录整理写作出一篇文
章，经总理审阅批准，发往北京。吃过晚饭，看过演出，总理提出稿子要修改一下。当
地负责人急了，因为没留底稿。总理说，“不要紧，你们记录，我来默诵。”总理先背
诵一遍原稿，再说出需要改动的几处文字。当地干部又吃惊又疑惑。稿子是省里的人整
理写出，总理只看一遍。连整理者都不记得原稿文字，近千字的文章总理怎么可能全背
诵正确？将信将疑地拿着这份口述稿和改动文字，电话与北京对照，天哪，竟一字不差！
过去常听人讲“过目不忘”，总以为那是一种夸张形容，只有生活在总理身边，才
相信确有其事其人，古人所言并非虚妄。
记忆力惊人，对工作又极端严格、认真、负责，我便多次见到周恩来当众给那些部
长下不来台，把材料摔还部长，严厉训斥：“这就是你们弄的文件？数字都抄错了！”
“这句话就不通嘛”，“这件事就没说清楚么！”“你看一看，这文件搞的是什么嘛，
难道还要我来给你们当秘书吗？”
文件尚且如此，当面汇报就更难了。有的部长怕总理问数字，间细节，汇报时就带
了有关司局长甚至还有处长。大家准备了又准备，可是没等汇报，总理就沉下了脸：
“这是作什么？搞祖孙三代同堂？胡闹台！”还有的部长带个助手坐身后，也被总理严
肃批评：“汇报工作还要问二排议员，这是不允许的！”
查档案你会发现，凡是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