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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拂晓回到团部集合地，他们在集体露营。我说明情况：师直属队很恐慌，即将南开。此地危险不大，但我们不宜久留，应开湘乡、永丰靠近二、三营。团军需正胡子茂说：“现在关系已断，无处领款，怎办？”他们正在为难之际，我说：“向湘潭商会借三万元，榷运（官盐局）做抵，以后向省财政厅转账。”胡说：“袁团长办的小工厂约值千元，一部分是他自己投资，一部分是公款，怎办？”周说：“由你去处理吧。”袁有寓兵于工思想，过去谈过，我赞成。办小工厂是试验的。袁家不富，靠母亲纺织生活、念书、考保定。在当时有爱国思想，且有一定才能。
袁死后不久，军需正胡子茂辞职回家仍做茶叶生意；周磐代理团长，不久以后任正式团长。周磐家也不富，其父亲是篾工，在当时也有些爱国思想，但不及袁强烈，在紧急时无决断。袁、周对我都有一定信任，也可能是利用。
其后，大概是十一月，部队开驻湘乡之永丰、杨家滩地区，我率一连驻湘乡毂水（现在的涟源县）。第一营扩编为第一、二两营（我任第一连连长），收得谢国光某部，即杨超凡部，改编为六团三营。当时第一营营长是刘道经，北方人，保定二期生，旅长唐希汴。
鲁涤平率二师主力和谢国光、吴剑学两个独立旅入粤后，湘西刘叙彝部（约万人）乘机扩大地盘，占辰溪、洪江、新化、溆浦一带，独霸贵州省鸦片出口过境税，引起贺耀祖、宋鹤庚等不满，发生驱刘战争（实际是争夺鸦片过境税）。自一九二四年二月左右至三月底、四月初结束。
一九二四年四月初刘营长请假归家省亲，我代理营长。六团由洪江经宝庆（邵阳）、湘乡回驻湘潭。
一九二四年四月下旬开到长沙靖港待命。后经衡阳、永州、全州向桂林迫近，解陆荣廷及其所部（他部下沈鸿英部叛变）之围。陆在当时是拥护孙中山的，在湖南屡受北洋军阀压迫时，陆是支援湖南的。
大概七月，正值盛暑，刘道经营长回营了，不久，又因事请假回家，我再代理营长。八月下旬或九月初，回驻湘阴、长沙线休整。
一九二五年一二月间，六团开赴湘西北之慈利一带，协助贺耀祖〔23〕师等收复澧县、石门、慈利。
四月，开桃源之漆家河一带，防贵军袁祖铭部犯湘西北。约六七月间开安乡，一营驻县城，后驻武圣宫、嘛嚎口一带休整。
一九二五年，湘省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剧烈，但在反苏、反共、防赤化上，他们是共同的。我这一年的工作重点放在团结本营，进一步巩固第一连，谨慎地开展二、三、四连工作。希望在一九二五年每连能够做到有三五个救贫会会员，并注意在士兵中讨论时事。会员提议我多做些军官工作，对团也要多加联系，工作要突出而不要孤立；各连士兵工作由他们去多做些，上下配合，收效可能大些。我觉得他们的意见很好。
在讨论时事资料中，介绍并讲解以下一些内容：苏俄对我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现在又帮助广东孙中山；列强在大战中，日本代替德国在华利益；巴黎和会对中国无益而有害；欧美商品和日货充满市场，这就是经济侵略；在政治文化上也在加紧侵略，企图瓜分中国。有些人不说这些帝国主义坏，反说苏俄坏，这就是颠倒是非；还有些人说共产党这不好那不好，事实，共产党才出生三四年，它没有割地赔款，也没有与外国订立不平等条约，更没有出卖中国民众的任何利益，它一出生就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净是做的好事，反而说它不好，这有什么道理。鸦片战争以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袁世凯同日本帝国主义订立二十一条，不去骂这些卖国贼，卖国政府，反而去骂共产党，这究竟有什么道理？一个人究竟站在哪一方面，如不加思考，随声附和，就可能站在卖国贼方面去了。还有人说，“赤化就是不好。”赤化就是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土豪劣绅，反对讨小老婆，实行男女平等，反对吸鸦片烟，这些到底有哪些不好呢？我们说，应当大赤化一下，化掉这些腐朽的东西，很有好处。
这些简单道理（在那时像我这样落后的人，也只能提些具体事实做教材），经过反复讨论后，在一营中，那些反动谬论就大大减少了，甚至听不到了。可见反帝爱国主义教育，在当时旧式军队中是迫切需要的。
一九二六年五月间，广东北伐军〔24〕开始入湘境时，刘道经请假未归，后辞职了，我即任第一营营长。直至一九二七年十月当团长（正式去团部就职是农历年关前），经过两次代理和正式任营长，为时在两年半；不算代理，只有一年半。
几次回家情况
审委多次询问回家次数，和问了我家的瓦房情况。
我当兵后，回家共四次。前三次在上面历史叙述中已写过。第四次是因为一九二五年春父死时，我不在家，约三四月间，黄公略大病，在长沙就医，后转天花，不仅脸麻，且满身脓疮，我去长沙看他，见他病势极危，帮他另请大夫医治，我就便第四次回家。
当年家乡旱灾异常严重，地主囤粮居奇，贫者求籴无门，邻友饥饿情况甚惨。我强迫地主高价卖出十来担谷，费近百元，无偿分给我乡（现在的乌石大队）贫民户。地主陈满钻子背后大肆侮辱：“穷崽子，自己一个田角也没有，还要打肿脸充胖子。”这事对我教育很大，使我灭地主、平地产之心更切。
带回六百数十元（内有周磐送的丧礼二百元），除给公略医病和买谷救济贫穷乡亲，所余四百元交给了弟弟。
一九二七年秋冬，我团经委会瞒着我，给我二弟四百元，连前款，他们即建起现在这所瓦房，一共十二间。
注 释
〔18〕沈鸿英，旧 桂 系 军阀。二十年代初流窜于湘、赣、粤、桂四省。
〔19〕许崇智，一九一七年夏随孙中山南下护法，任大元帅府参军长。年底援闽粤军成立，许为第二支队司令。
〔20〕陈炯明，当时是孙中山任命的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后来叛变革命。一九二五年，广东的革命军队两次东征，将陈部击溃。
〔21〕商团，是旧中国某些商会在城市中组织的式装。商团按军队编制，以团为最大建制。它常与当地军警勾结，镇压职工和各种革命运动，维护商会利益。
〔22〕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是湖南军阀赵恒惕于一九一七年在原来陆军小学的基础上兴办的军官学校。一九二六年，该校随着赵的下台而停办。
〔24〕广东北伐军，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从广东出发讨伐北洋军阀的国民革命军。
第四章 找到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八年四月）
参加北伐 结识段德昌
一九二五年冬，六团回防到南县、华容、安乡三县，我营驻安乡县城，后驻嘛嚎口。
一九二五年秋冬以来，湖南军阀内部矛盾异常尖锐，害怕广东北伐，又怕唐生智与粤联结。赵恒惕、贺耀祖等军阀，有的主张先发制人，解决唐生智部。
一九二六年四月，六团突然奉命开赴湘乡、永丰一带待命。我们还未到达指定地点，听说赵已下台，叶开鑫 主湘。六团忽又奉命开宝庆、衡阳之间，接近唐生智部第四师防区；第一、二两个师也向湘东南推进，企图解决唐生智部。不久，传闻北伐军前锋已抵安仁县境，叶开鑫〔25〕在醴陵、衡山、永丰一带紧急布防，湘军内部恐慌万状，大有一触即溃之势。本营各连经过冬季整训，各连都有了救贫会员，从旧历正月至三月的时事讨论，全营官兵对北伐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不但不恐慌，而且高兴。部队到达永丰，我又向大家说明叶军必败，北伐军必胜的道理。并将这些也同周磐谈过，提出宜早派人去同唐生智处联络。周说，唐处早有人去了。某日对方开始进攻，我用电话告周，周问如何处理？我说，可经湘乡、宁乡、沅江向南、华、安撤退，如湘乡县城被对方先占，即从城西迂过。我们安全到达目的地，实力无损，且有扩大。
国民革命军〔26〕唐生智所辖第八军进入长沙，将原湖南第二师改编为第八军之第一师。原三旅六团改为第一团，团长由第二营营长戴吉阶升任，我仍任第一营营长，第二营营长由五连连长谢德卿升任；将刘铏、唐希汴等宝庆系军阀之家兵，也是二师残余部分，合编为第三团，团长刘济仁；唐生智收后勤部队之一部分，编为第二团，团长张超。三个团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一师，师长周磐，成立师政治部，团设政治指导员。
整训短期，即行北伐。一团参加围攻武昌城南门，右与围攻朝阳门之叶挺部、左与三十六军联络。第一师之二、三两团在整编，还未赶到。约过数天后，师政治部秘书长段德昌同志，由团指导员米青引来我处，送了不少宣传品。我说，以后请常来。他答应了，且未失约。当时出版的进步刊物，他总是尽早派专人送来。
武昌守敌投降后，第一师归三十五军军长何键指挥。我团驻汉阳数日，即经孝感向当阳前进。第一师到达当阳城时，据报吴佩孚残部由宜昌经玉泉山向南阳逃窜，周磐派我率部前去进占玉泉山截击逃敌，段德昌要求同往，周同意。
到达玉泉山时，敌已先一天通过该地。山上有座关帝庙规模很大，地势险要，古柏苍松，别有风味，即《三国演义》上所写的关云长显圣处。部队就在该地布置宿营。我和段德昌在关云长塑像前，铺了稻草就宿，相谈甚深，使我得益不少。段问我对关云长有何感想，我说：“关是封建统治者的工具，现在还被统治阶级利用做工具，没有意思。”段问：“你要怎样才有意思呢？”我说：“为工人农民服务才有意思。”段问：“你以为国民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我答：“现在不是每天都在喊着打倒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实行二五减租〔27〕吗？我认为应当实行耕者有其田，而不应当停留在二五减租。”段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也不应当停留在耕者有其田，而应当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由按劳分配发展为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制。共产党是按照这样的理想而斗争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已实行按劳分配，消灭阶级剥削。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共产党员就是要为这样的理想社会奋斗终生。”段问我：“加入了国民党吗？”我说：“没有加入，我不打算加入国民党。”段问：“为什么？”我说：“你看现在这些人，如唐生智、何键等等，都是军阀大地主，还以信佛骗人；何键、刘铏等还卖鸦片烟，同帝国主义勾结。这些人连二五减租都是要反对的，哪里会革命呢？”段未答。我问：“国民党中央党部情形如何？”段告：蒋介石、胡汉民、孙科、宋子文、戴季陶〔28〕等等都是些假革命、反革命。
彼此高兴畅谈了约两小时，使我受益不少，当时表示了对他的感谢，及内心的敬佩。到现在，有时还回忆这次谈话。
段同我谈话有好几次，但以这次最长，最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