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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潘心元谈过多次，上述只是一次。
以后，我和潘谈到平江起义后，这一年多来，斗争最艰苦、最激烈，得到的经验教训也不少。主要是武装斗争方面：没有根据地，武装斗争就不能持久；没有武装斗争，也建立不起根据地。湘赣边和湘鄂赣边区的建立，就是这一经验的证明。武装斗争要有分工，即要有主力红军和地方游击队、赤卫队。没有主力红军打不开局面，粉碎不了白军进攻；没有地方武装，镇压不了反动的靖卫团、挨户团及地主富农的反水，也就保卫不了根据地。现在主力红军同敌军来比是弱小的，要研究如何以弱小的红军战胜强大的白军。我举了奔袭鄠都和去年八月潞口砂的伏击仗，这都是以弱胜强，出敌不意，又是攻敌要害，也就是攻敌必救的痛处，结果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这种打法是旧式军队不懂得的。战机是经常有的，即敌军弱点是经常存在的，就是不易发现和不易及时抓住。红四军抓住了歼灭郭凤鸣旅的战机，就开展了创造闽西根据地的局面。我也举了去年六月进攻安福失败的教训，如果那次红五军这一千三四百人的主力被消灭了，对湘赣边区的巩固和发展，就要增加多少困难！今天红军主力作战，务求每战必胜，这当然是难事，但须反对去年进攻安福这样的冒险主义。我们是由旧式的国家反动军队起义来的，一切由有后方供应，变为无后方供应，任何补给全靠自己，这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现在我们初步学会了自筹给养，打土豪挖窖；自己扩兵来补充自己，争取俘虏兵当红军。
我又谈到，在现在的条件下，要建立所谓巩固的后方，敌军打不进来的后方，这是不可能的。守井冈山的经验教训是很多的，像红光医院那样集中地医治伤兵，在现在的环境下，是不适当的；只能依靠群众掩护，分散医治。我举了小密寄伤员的事实，我们党代表负伤后，也是寄在群众家医治好的。这是一个宝贵的经验。我们准备采用这一经验，再不要起井冈山那样的红光医院了。那样的医院好是好，就是保不了。
潘说，那又怎样叫做巩固的根据地呢？我说，巩固的后方是指军队有固定的医院、被服厂及一切军用物资储备所。巩固的根据地是指白军打进来，我们又能把它打出去；它又打进来，我又能再把它打出去，如此不断反复，人民群众始终拥护我们：对红军掩护、侦察敌情，对白军袭扰、封锁消息，对当地反革命分子，群众自动看押，甚至镇压，这样的根据地就算是巩固的。如果长期不能打退白军而被它长期占领，那就变成游击区或游击根据地了。如井冈山那样的，只算军事后方，我们守了三天，被敌打破了，即使三天打不进来，三十天也是会打进来的。
潘说，守井冈山就是错的啦？我说，守井冈山有正确的，有错误的，然后又是正确的。经过这样的过程：开始以红五军五个大队守井冈山既设阵地，吸引敌人攻坚，疲劳消耗敌人，是为了使我转入外线的红四军能机动打击敌军，配合红五军打退敌人围攻，这是正确的。后因敌情变化，红四军受到谢文彬旅的袭击，他们放弃配合保卫井冈山，经赣南出闽西。他们当时只有这样做才能摆脱困难，保存自己。这时，红五军就成了孤军困守井冈山，敌军优我三四十倍，那它总会把井冈山打下的。在这种情况下，坚守井冈山就成了错误。我们当时不明了红四军的情况，如能及时了解情况，早一两天突出包围，那就要比较安全些。井冈山有五条要路，三条被敌攻破了，五军决定突出重围，保全红军，避免被消灭，然后再图恢复边区和井冈山，这是正确的，这是完全必要的。这样的事，在当时并不是那样容易决断的，如果预先没有一点准备，就很难设想。
可是，事过四十年的一九六九年国庆节后，《人民日报》的通讯员，说这是不要根据地，违反毛主席指示！照他的意思是不要突围，而要同敌人把自己拼光。那才是要根据地，那才是执行毛主席指示？他自己违反毛泽东思想，却自封为毛泽东思想，他是投机分子，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
又一次我和潘谈：我们还不大会做群众工作，只是做了一些宣传工作。至于如何在农村中建党、建政、分田，还未入门呢。今年局势要是稍微缓和一点，我们要抓紧学做群众工作，特别是分田。
他也谈了一些时局问题：蒋桂战争终究会妥协，蒋冯阎虽有矛盾，不一定会爆发战争。他说要回上海去，其他地方不去了。我问从哪条路走，他说，想回浏阳老家一趟，然后走鄂东南回上海。他没有见过黄公略，那时黄已在赣江以东，万安县境内。
袁文才、王佐事件
在潘心元走后大约三四天内，一九三○年三月初，我们正将三、四纵队集结于永新、吉安、安福边境，在进行夺取安福城的攻城练习。某晚深夜，边区特委书记朱昌偕、秘书长陈正人（似乎还有王怀或其他人，记不清楚了）来我军部，向军委报告情况。当时公略已去六军，代远、邓萍和我在。他们谈袁文才、王佐要叛变。说袁、王在永新县城县联席会议上，强迫特委决定把边区地方武装归他们改编统率。王佐讲话时，把驳壳枪在桌子上一摆。现在永新城内驻的是袁文才、王佐部队，如不承认这一条件，袁、王有将参加边区县以上联席会议的同志一网打尽的可能。事情万分危险，请求五军立即出动挽救这一危局。我说：“去年五六月间，王佐率特务营和五军共同行动打酃县、桂东、城口、南雄时，还不坏，不算太蛮横，不至如此严重吧！为什么变化这样快呢？”朱昌偕说，这完全是袁文才从红四军逃回以后挑拨起来的。红四军前委于一九二九年一月讨论“六大”决议时，将其中有关争取土匪群众，孤立其首领一段删去未传达（讨论“六大”决议，袁、王参加了，删去那段是四军前委常委决定的），袁文才在红四军政治部找到原文对出来了。袁文才从红四军逃回后，将那段原文念给王佐听（王佐不识字），对王佐说：“我们怎样忠心，他们也是不会信任的。”我说：打南雄回来以后，约半月，有一天近黄昏时，我一个人到王佐处，我想把王佐同袁文才的关系搞好一点，王总是撇开此事。黄昏以后，红五军司令部派传令兵来接我回去，王部警戒兵喊口令：“站住！”王佐很紧张，立即把手枪拿出来，左右人员也把枪端起来了。我知道他有怀疑，坐着未动，说：“这里没有敌人嘛！”又问：“传令兵同志，你来干吗？”传令兵回答说：“党代表要我来接你，怕路上有狼呀。”从上面事情来看，王多疑是肯定的。
事情这样突然，时间这样紧迫，这样的事情，很不好处理。当时，军委开了临时会议，我与特委共同决定，派四纵队党代表刘宗义（张纯清）带四纵队一部分（离永新城三十里）接近县城，守住浮桥。等天明时再和他们谈判，弄清情况后，再行决定。据说四纵队一部刚到浮桥边，袁、王察觉，即从城内向桥上冲来，一在桥上被击毙，一落水淹死。袁、王部有二十余人系井冈山老土匪，冲出城外逃回井冈山去了。其余部分在城内未动。
特委向部队说明袁、王“罪恶”后，将其部队改为湘赣边区独立团，受特委直接领导。以前我们没有预闻，以后我们也未干预此事。
红四军离井冈山前，毛主席向袁文才做了很多工作，才争取了袁随四军出动的。在部队出动前，毛主席同我谈过。毛主席说，袁这人很狡猾，名堂很多，他已同意随四军政治部工作，这就可减少井冈山以后工作的困难。这是在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时，我去送行，在茨坪房子外面荒土上，我们坐在地上谈的。这样做是想争取袁文才进步，使他离开旧基础，改换新环境。
一九三一年粉碎第一次“围剿”后，项英来到中央苏区，富田事变的领导机关和部队（二十军）撤到河西永新。在讨论如何去争取他们时，我便同毛主席谈了袁文才和王佐这件事。毛主席说，讨论“六大”文件时，不应该要他们参加。在红五军四纵队靠近永新城时，袁、王那样惊慌，是可以怀疑的，袁文才从红四军逃回井冈山，也是不怀好意的，袁是一个知识分子，在袁未逃回以前，王佐随五军行动时，还是表现好的，对五军是不怀疑的，那次随五军到南雄，是王自己提出来的，我们未向他建过议，要是王过去有怀疑，他就不会随我们出去。
在庐山会议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上，有人说彭德怀为吞并袁、王所部，不惜杀害袁、王。此案必须请求审委弄清楚，我要是从袁、王所部拿回一杆枪，甘愿偿命赔罪。此事还有陈正人活着可查明。假使当时特委同志所报非实，那特委同志也有责任，我们也有轻听轻信的责任。假设这些合于当时事实，那么就同一九三○年敌人进行第一次“围剿”之紧急关头时，总前委在桥头决定解散二十军的情况，大致是相似的。
我第一次到井冈山和第二次到井冈山恢复根据地，是完全拥护毛主席对绿林部队耐心改造的政策的。只有用共产党的阶级路线和具体政策，才能逐渐提高绿林部队的政治觉悟，促其思想进步，才能逐渐分化和改造他们。什么“争取其群众，孤立其领袖”，这只是教条主义的阶级路线，而不是具体的实践的阶级路线。
边区全盛时期与中央四月来信
在袁、王问题解决后，只过三五天，三月初，我率三、四纵队攻克安福城，消灭守敌一个营和靖卫团共约六七百人。这时湘赣边有六个县城——永新、莲花、宁冈、泰和、遂川、安福，还有茶陵、酃县、万安等各半个县，这是边区全盛时期。
红军继续攻克新余、分宜，三月攻占宜春，消灭了这些守城的靖卫队和警备队反动武装，在袁州（宜春）休整十天。四月份占领万载、铜鼓。中旬进攻浏阳的东门市、文家市，歼敌二百余。东门市是浏阳东乡民团反动据点。四月二十日前后，一、二、三、四纵队集中平江县东部之长寿街；四月二十五日前后，第五纵队在进攻瑞昌受挫后，亦从瑞昌、阳新边界到达长寿街，五个纵队共约五六千人。
此时，蒋冯阎军阀大战〔44〕已开始，鲁涤平命令民团集中守县城，这对我消灭地主武装，发动群众，扩大苏区很有利。湘赣边苏区和湘鄂赣边苏区，连成了一片，中间没有白军隔断。打通湘鄂赣和湘赣的任务，在军事上已基本完成。地方工作跟不上来，只做了一些宣传工作。从一九二九年秋末冬初至此时，红军主力扩大一倍还多，士气高涨，是平江起义后之最盛时，地方红军也有些扩大。特别是攻克宜春时，正遇着鲁涤平从湖南招来一批新兵，一千余人，全部参加了红军，补充到三、四纵队，这是一种意外的收获。
这时，湘鄂赣边区特委派去上海开会的代表已回到了边区，带回了一九二九年冬我给中央信后中央给我的回信，我们叫做“四月来信”。其中除称赞外，对建设根据地一项说：建设根据地是对的，但不要像你们所说建设在大山中，而要建设在大城市，像武汉这样的城市。从而五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