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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发生的一连串事情了。他觉得目前包括贾纳斯在内最急需要做的，是首先弄清那位神秘的黑衣女士究竟是谁，而不是守株待兔，慢慢等待她自己送上门来。于是他找到贾纳斯，说：“如果以后你有机会和那位黑衣女士联系上的话，可建议她去请一位律师。这样，可以打消她的顾虑，保证她手中的化石受到法律的保护。”
贾纳斯认为夏皮罗的这一见解很有道理，便在征求了国家有关部门的看法并取得同意之后，在《纽约时报》又刊登了一则寻找黑衣女士的重要启事。其大意是：
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北京人”化石受美国法律保护。如果您愿意向我们提供化石或将化石进行展览，将不会对您本人及对化石的拥有权造成任何损害。在可能的情况下，您可以找一位律师作为法律保护人。希望您能与我再次联系。
不久，贾纳斯就接到了纽约律师事务所打来的电话。对方说，黑衣女士曾找过该事务所一名律师，但双方尚未谈出结果，黑衣女士突然又不辞而别了。
黑衣女士的忽隐忽现，时有时无，越发激起了夏皮罗设法搞清她的真实身份的决心。根据黑衣女士的行踪，夏皮罗首先肯定她就是纽约人，因为如果她是外地人的话，安排在帝国大厦会谈是极为不便的，而且也不可能看到贾纳斯在《纽约时报》上登的寻人启事，更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和贾纳斯取得联系。如果黑衣女士确实是从她已故的丈夫那儿得到了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那么她的丈夫就应该是美海军陆战队的一名海军陆战队员。因为据弗利大夫所说，他收到的日本人归还的军用提箱并没有打开过，而他装有私人衣物的箱子却被打开搜查过了，而且还丢失了东西。因此，在“北京人”失踪的许多可能性中，有一种想法始终在夏皮罗的脑海里不断出现，这就是：很可能运往天津美海军陆战队营地的军用提箱被日本兵打开过。但检查箱子的日本兵根本不认识“北京人”化石，对其价值和意义更是一无所知，所以打开箱子后一看是一堆死人骨头，就把“北京人”化石扔掉了，或将其中的一部分扔掉了；而在这个时候恰巧被一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队员看见了，并认出或者说猜到了这些骨头就是珍贵的“北京人”化石，于是便将它们重新收藏起来，然后设法带回了美国，继而落在了这位黑衣女士的手上。
这个推论看起来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但据夏皮罗的调查，当年美国陆战队中确有一位队员见过这批化石。这位陆战队员当初认识一位在实验室工作的姑娘。有一次，他例外地被姑娘领进了实验室，有幸参观了这批文物。
那么由此我们可以推论的是：当这位陆战队员在参观过程中或者参观之后，这位姑娘有可能会告诉他这批化石就是珍贵无比的“北京人”化石；由于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这位队员回到营地后，有可能向他的队员们吹嘘一番看到“北京人”化石的传奇经历。这样，有关“北京人”的故事及其重大价值，就有可能在霍尔库姆营地一部分陆战队员中流传开来，因而后来有陆战队员辨认出“北京人”化石并私自带回美国长期隐藏，似乎也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夏皮罗的结论在肯定与否定之间徘徊不定。但他坚信那个神秘的黑衣女士的丈夫在中国得到一件或一部分“北京人”化石，并设法带回了美国，是存在可能的。至于这位陆战队员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把化石巧妙地运往美国，他却无法搞清。
带着诸多疑问，夏皮罗决定再找戴维斯聊聊，因为戴维斯当年曾是霍尔库姆兵营的医生，凭着这一特殊身份，他几乎认识兵营中的每一个人。何况，后来戴维斯和这些士兵又共同熬过了４年的铁窗生涯，彼此间的了解肯定有增无减。据悉，战后美海军陆战队员还成立了联谊会，戴维斯作为其中颇受尊敬的一员，每年都要参加一次聚会，并和当年不少的陆战队员保持着长久而密切的联系。
当夏皮罗把神秘的黑衣女士的情况以及由此引出的推论向戴维斯讲述后，戴维斯认为上述的推论难以成立。因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被俘后立即进行了看押并很快送往俘虏营，日本军队是在他们走后才进行检查的。即便再假设美军陆战队离开营地时，他们当中有人将“北京人”化石藏在了被允许随身携带的一只用于装日用品的箱子里，但也很难设想，一个小小的旅行箱怎可能盛得下如此众多的化石？！
不过，戴维斯告诉夏皮罗说：“家住在纽约的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是有两个，而且这两人都还健在。倒是住在纽约附近的新泽西州的一位陆战队员已经故去，听说还留下了一个寡妇，但我却不知道这位寡妇的确切地址。”
那么这位寡妇会不会就是那位神秘的黑衣女士呢？
通过戴维斯的介绍，夏皮罗马上给有关部门写信进行打听。接着，夏皮罗又写信给政府，向他们汇报了这一情况，并希望他们帮助查清那位神秘的黑衣女士以及几位陆战队员的情况。几个月后，政府人员通知夏皮罗说，新泽西州确实有一位陆战队员的寡妇，但这位寡妇不是他要找的那位黑衣女士。此外，他们还通过各种渠道调查了许多前驻华美海军陆战队队员，但最终还是没有令人满意的成果。
在无数次碰壁之后，夏皮罗只得把寻找“北京人”的希望寄托在中国。而就在这时，即１９７３年９月２５日，贾纳斯从芝加哥给他打来一个电话，希望他能够在１０月２０日左右随“希腊遗产基金会”组织的访问团到中国，亲自对“北京人”进行一次认真的寻找。夏皮罗听了后非常高兴，一口答应下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忙碌，夏皮罗将所需的一切材料全部准备就绪时，可芝加哥方面却忽然传来一个令他十分尴尬的消息：他的护照出了问题！夏皮罗急忙找到贾纳斯，让贾纳斯想想办法。贾纳斯当即给中国方面打了越洋电话，将有关情况作了说明，希望能取得中国方面的支持；同时，贾纳斯还特意去拜访了在加拿大的中国官员，希望他们从中斡旋，促成夏皮罗的这次中国之行。但不知什么原因，贾纳斯的一切努力，最终还是未能奏效。
于是，夏皮罗２０多年前就想去中国寻找“北京人”的梦想，不得不再次化为泡影。尽管这样的挫折夏皮罗完全可以接受，但他不明白的是，作为他这样一个在世界上很有影响的古人类学家，出入世界各地考察从来都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为什么偏偏在通往东方中国的路上，却是如此的困难重重？！
在美国的寻找陷于绝境，到中国的计划又被搁浅，夏皮罗决定暂时放弃对“北京人”的寻找，先专心于学术的研究，好好过上几天平静的日子。
可这平静的日子还没过上几天，一阵“旋风”又骤然而起。
一日，夏皮罗正在研读一份资料，贾纳斯从芝加哥突然给他打来电话，说他收到了一封现住俄亥俄州的一个叫“比满”的前霍尔库姆兵营陆战队员的来信，信中提供了“北京人”化石有可能在台湾的信息，希望夏皮罗对此能够给予帮助。夏皮罗听后很高兴，让贾纳斯尽快将比满的信寄给他，以便研究处理。
几天后，夏皮罗收到了贾纳斯寄来的信的复印件。他当即认真的阅读了此信：贾纳斯先生：您好！
如果我刚接到的消息准确的话，你将在台湾的国家博物馆内找到“北京人”化石和其他一些珍宝。它们是国民党人逃离大陆时带去的。化石很可能还是原封未动。
这个消息是我在日本官员举办的一次鸡尾酒会上听到的。这位官员曾在中国的一个空军基地担任了三年联络官。我想通过他了解一下当时侵占霍尔库姆兵营的日本兵的情况。
在赴宴的客人中，有一位在同一基地工作过的国民党官员魏上校。他曾在国民党空军干了三十年。在交谈中，我告诉他我对“北京人”很感兴趣，并问他是否听说过“北京人”？他说他知道，并且说他还曾看到过一则消息，说一名国民党将军把一箱未经开启的骨头从大陆带到了台湾，这批东西很可能就藏在国家博物馆。
这件事情在我看来可能性很大，因为日本人肯定知道，处理这批掠夺物的最好办法是经过中国人。当然，能买得起的人只有那些有钱人，最有可能买的是那些国民党要员。而且，从军队到军队的可能性更大。当国民党退踞台湾后，一直不肯展览这批从大陆运来的文物，或许他们怕失盗，但这种小心的做法很可能说明“北京人”的神秘性。我认为它们很可能完好无损地放在国家博物馆里。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呼吁，造成国际压力，以使“北京人”化石能供科学界进行研究……
前霍尔库姆兵营陆战队队员比满
１９７３年１０月２日
比满的这封信带给夏皮罗的，有惊奇，有思考，也有疑问。他不得不承认，比满的这一说法为寻找“北京人”又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对其真实性一时又很难确定。说“北京人”在台湾，目前还缺乏依据；说“北京人”肯定不在台湾，又未免有点绝对。解放前夕，国民党人把一批珍贵的文物从大陆装箱运往台湾，已是众所周知，但将“北京人”化石也一同带走了，夏皮罗还是首次听说。凭他所了解的情况和掌握的可靠资料来看，国民党撤离大陆时，虽然是把许多文物劫往台湾，但那是１９４７年的事，离“北京人”化石的丢失已经过去了整整６年。如果国民党在撤离大陆时就已经找到了“北京人”化石，那么，当时在北平的与此事有密切关系的人一定会知道此事，例如翁文灏、裴文中等。而且，这个消息也肯定会通过新闻媒体马上传遍世界。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别的任何材料，来证明确有其事。
还有，大概是几年前，台湾的馆长包先生曾给他写过信，希望能给他们一个保存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北京人”化石模型，以作展览之用。他满足了包先生的要求，事后包先生还给他寄来了一扮热情洋溢的感谢信。试想一下，如果台湾方面有真正的“北京人”化石，又何必写信向他求援呢？
当然，夏皮罗也承认，这只是出于一种良好愿望的推测，“北京人”被有的中国人暗中带到了台湾，也不是没有可能。
而比满的这封信带给贾纳斯的，却是难以抑制的兴奋和火热般的激情。贾纳斯决定亲赴台湾，对“北京人”查个水落石出。当然，他在向夏皮罗大讲去台湾的必要性的同时，并没有忘记请夏皮罗博士为他写上一封去台湾的推荐信。
两天后，贾纳斯带着夏皮罗的推荐信和几位随从，匆匆飞往了台湾。
由于“北京人”本是台湾和大陆的同一祖宗，台湾科技界对“北京人”的丢失同样深感惋惜和痛心。所以贾纳斯到达台湾后，凭借着手中夏皮罗为他写的推荐信，再加上近一时期来他在美国寻找“北京人”的一些影响，因而所到之处，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台湾当局对他在台湾寻找“北京人”的活动极为重视，科学界还专门派出有关人员，陪同他到所有存放化石和可能存有化石的地方进行了周密的调查，并对寻找“北京人”的资金方面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