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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按照弗利的说法，他和哈斯特上校在北平丰台分手后，哈斯特上校还拥有那只军用提箱。而美国记者普鲁勃在１９５２年发表的那篇报道中却说，当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装上开往秦皇岛的火车后，哈斯特上校就再也没有见过任何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了；并且哈斯特上校在去世之前也从未提到过那只箱子的事情。那么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到底该相信谁的呢？哈斯特上校并没有参与“北京人”化石的包装和运送，这一点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而且从哈斯特上校本人的性格、兴趣和爱好来看，他对此事也不会过分热心。因为作为运动员出身的哈斯特上校在华任职期间，除了对中国的艺术品稍感兴趣外，在其他方面的表现更像一个武士。
第五，按照弗利的说法，他回国后之所以没向美国当局报告箱子的事，是因为不能越级报告。弗利的这一解释看起来有些道理，但稍加琢磨，便很难经得起推敲。因为据夏皮罗此前的调查，哈斯特上校从日本遣返回国后，于１９５２年不幸去世。
哈斯特上校在去世前，未向美国当局报告过箱子之事，至于什么原因，不得而知。按照夏皮罗的理解，“北京人”的整个转运计划和过程是由美国公使馆和协和医学院秘密协商而定的，哈斯特只不过是请去帮助完成这项非军事行动而已，所以转运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的事并非哈斯特上校的本职工作，因而“北京人”失踪后主要责任自然也不在他身上。哈斯特回国后，美国当局并未对他进行过这方面的追查，既然如此，他又何必去引火烧身，自找麻烦呢？因此，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哈斯特上校未向美国当局作报告（或者还没来得及去报告），似乎算在情理之中。然而问题是，哈斯特上校去世后，尤其是中美之间上演的那场到底是谁偷走了“北京人”的指控与反指控的闹剧闹得满世界都知道后，作为这方面情况的惟一的知情者的弗利先生，无疑有责任、也应该向美国当局报告。可弗利先生却一直未向美国当局透露只言片语，直到今天，才将在内心深处已经冻藏了３０年之久的情况说出，这又是为什么呢？
……
经过整整一夜的思考，第二天夏皮罗带着诸多的疑问，又来到了弗利博士的诊所。当他向弗利和戴维斯提出一些疑问并请二位给予解释时，却遭到了弗利婉言谢绝。弗利明显有些不快地告诉夏皮罗说，他所讲的全部是真实的可信的，要是有差错，那一定是别人而不是他和戴维斯。
继续谈下去是不可能了，夏皮罗只好离开了弗利的办公室。
夏皮罗的这次调查尽管留下了一些遗憾和疑团，但弗利和戴维斯的出现，毕竟使他又得到了一些有关“北京人”丢失前后的第一手背景材料，为下一步寻找“北京人”提供了新的线索。而这些新的线索，他认为对探索“北京人”的下落是十分重要和不可忽视的，尽管还有待于做进一步的考证。
当然，夏皮罗博士也深深感到，如果说“北京人”的故事是一部怪诞的戏剧的话，那么弗利便是剧中一个关键的人物；这个人物如同一团来无踪去无影的谜，既让你感到历历在目，伸手可触，又让你觉得飘忽不定，神秘莫测。于是，为让更多的人来一起关心、探讨“北京人”失踪之谜，夏皮罗将这次对弗利的调查情况写成了一篇题为《奇怪的“北京人”化石》的文章，发表在１９７１年１１月的美国的《自然历史》杂志上。
夏皮罗的这篇文章发表后，马上引起了美国各界人士的广泛兴趣。为此，夏皮罗还专门召开了一个新闻记者招待会，对近期调查到的一些新情况和新线索作了公布，希望大家共同关注“北京人”。一直对“北京人”下落十分关心的《纽约时报》，很快登载了此文的详细摘要和夏皮罗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提要。在短短几个星期中，夏皮罗博士便收到了许多的来信，并向他纷纷索要该文的打印本。
此时的夏皮罗博士当然不会忘了中国的科学家。还在他的这篇文章没有发表之前，为了让中国的科学家们能尽快了解到有关“北京人”的最新线索，他曾打印了好几份，通过美国科学院外联部一位访华的好心官员传送给了中国，希望中国的古生物学家或古人类学家们看到此文后，能给他写信，交换一些看法和意见，或者提供一点新的线索。
然而，令夏皮罗深感失望和不解的是，曾在五十年代就“北京人”下落问题与美国唇枪舌剑，因而风云一时的中国考古学界，却始终没有给予只言片语和一点回音，仿佛对“北京人”之事一下显得漠不关心了。
美国的夏皮罗不可能理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中国正在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当然无法知道，在那个政治高于一切的年代里，数亿中国人包括红卫兵小将日夜寻找并要打倒的，是“帝修反”，是“封资修”，是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至于全世界都仰慕不已、引为骄傲的“北京人”，早被打入了“封资修”的冷宫，别说想法去寻找，连提都没人提起，也不敢有人提起。
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１日，在中南海一间普通的书房里，毛泽东与尼克松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这是一次划时代的握手，它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也意味着冰冻了二十多年的中美关系，从此将翻开新的一页。
当中美建交的消息公布于世后，许多美国人便立即表现出了到中国大陆旅游的热情和兴趣。尽管中国驻加拿大渥太华大使馆在不到两个月中，就收到了４０多万份发自美国的签证请求，但美国芝加哥的克里斯托弗·贾纳斯先生还是首先得到了特别的关照。他申请去中国的签证时间仅用了两个星期，便顺利地收到了他本人及其四位随行者的签证。
贾纳斯先生时年６４岁，是美国芝加哥的银行家兼商人，同时还是美国芝加哥希腊遗产基金会的主席。希腊遗产基金会是一个非营利的民间组织，该会的宗旨是搜集和保护世界各地具有珍贵价值的古代文物和古代建筑以及其他有文物价值的东西。贾纳斯是个热情奔放、精力过人、乐于交际、善于交际而又偏爱古文物的人。他每年都要把一些对古代文物颇感兴趣而又有一定造诣的商人、学者集合起来，到世界文物集中的地区考察３至４个星期，然后再进行一些探讨和经营活动。贾纳斯凭借着希腊基金会雄厚的资金和社会影响，在短短的几年中就调查了远东、希腊和南美等古文物的集中地，并取得了一些很有影响的成果。
远东中国，自然早就在贾纳斯瞄准的视野之中。还在中美没有建交前，贾纳斯便对神秘的中国充满了极度的向往之情，每当和朋友们一谈起中国的故宫、长城、敦煌、周口店，便如同一个３岁的孩子，兴奋得手舞足蹈，不能自抑。并且，他和朋友们早就有了到中国考察古文物的打算和计划。可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贾纳斯的中国之行迟迟未能实现。中美建交后，贾纳斯立即作出了前往中国考察访问的决定。他想，如果他的考察中国的计划能够实现，一定将对美国社会产生极大的吸引力；假如在考察期间又能为中国发现和寻找到一些失落的珍贵的文物，则更将为希腊遗产基金会带来莫大的声誉和世界性的影响。
为此，贾纳斯开始了他出访中国前的频频奔波。
贾纳斯活动的第一站，是华盛顿。他匆匆飞往华盛顿后，首先拜访美国政界官员和科学界的专家。他和他们进行了多方面的恳谈，特别是对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科技等背景情况，他更是做了认真而细致的了解。最后，他又特意将电话打到白宫，与他的老朋友、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作了交谈。他除了把自己考察中国的计划简单向基辛格谈了谈后，还征求基辛格的意见：到中国后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事要他在中国帮办？基辛格只告诉他说：考察的事情你自己把握，只有一点需要注意，要试着加强美中的友好关系。
１９７２年５月１３日，贾纳斯连同四位基金会职员来到北京，以私人的身份开始了他在中国首次考察的历程。
贾纳斯先试着在北京附近的几家工厂和村子转了一圈，然后向中国有关部门的领导人提出了自己准备考察古代文物和古建筑的设想。当中方向贾纳斯介绍说周口店成立了一个新博物馆时，敏感的贾纳斯马上引起注意，并当即表示说，很愿意去看一下。于是，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有关人员的陪同下，贾纳斯及随行人员很快来到周口店，并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摆着各种化石的陈列馆。
周口店的发掘工作自１９３７年停工后，到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才得以恢复。为了方便日渐增多的来访者，１９５３年春，中国科学院正式拨款一万元，在原来的地点新盖了一个陈列室，将周口店所发掘的化石摆出来陈列。“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口店的发掘和研究工作陷入瘫痪，陈列室也奉命关闭。到了１９７２年，中国科学院再度拨款，在原来陈列室的背后又盖起了一座比原陈列室大３倍的陈列馆，并对外开放。贾纳斯这次所见到的，正是这个刚刚落成不久的陈列馆。
陈列馆内，放着一个５英尺长的木板，木板上的文字简要地介绍了周口店的发现、发掘概况以及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贾纳斯一边观看，一边认真地听着翻译人员的讲解：“这是６５万年前至５５万年前人类的发展时期；这是最早使用火种的原始人之一‘北京人’；这是生活在山洞中以烤肉为食的、甚至可能穿制兽皮的‘北京人’；这是中国乃至亚洲大陆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头盖骨模型……这些化石被尊为中国的‘国宝’。”
在此之前，贾纳斯尽管听说过中国的“北京人”，但对其科学的重大价值和意义却知之不多；而对“北京人”的发现、发掘，乃至丢失等一连串的故事，更是知之甚少。通过这次参观，使他大开了眼界，大长了见识，对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从陈列馆出来后，意犹未尽的贾纳斯借休息之机，又请该博物馆的馆长给他详细讲述了“北京人”失踪的经过。
馆长以极其痛心的心情讲完后，还很诚恳地对贾纳斯说：“贾先生，你回国后还请督促你的政府帮助寻找‘北京人’。我确信这批化石还在世间，也许就秘密藏在美国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当然，我的意思并非是说‘北京人’就肯定藏在美国，但它是在美国人手中丢失的，却是勿庸争辩的事实。我们有１９４１年１２月美国人转移‘北京人’时留下的收据。”
也许是贾纳斯为“北京人”的故事所感动和吸引，也许是为了加强中美友好的关系，贾纳斯当即向馆长表示，回国后一定想法把中国的这层意思，转告美国有关部门，而他自己本人，也一定尽最大努力，力争找回“北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