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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集权”和“分封”的矛盾在秦王政的“乾坤大挪移”之下，迅速转化为“官府”和“国民”之间的激烈矛盾，这时候地方上的形势非常紧张，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引发叛乱和暴动，这将大大阻碍功臣们对地方的控制，地方势力的壮大速度将因此而延迟。
秦王政以牺牲天下万民的利益给集权中央赢得了时间，创造了机会。
宝鼎被秦王政的决断所震骇，他万万没想到，秦王政竟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功臣们以能否完成统一大业来要挟秦王政，而秦王政则气吞如虎，以统一大业的全面崩溃来要挟功臣。
要么你妥协，要么统一大业崩溃，大家鱼死网破，你选择哪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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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8章 我不再是我
第408章 我不再是我
秦王政的这个决策迎合了朝堂上各方势力的需要。
你要继续进行统一战争以加大对地方的控制权，可以，我满足你的愿望；你要修筑直道以发展北疆武力，也可以，我也满足你的愿望；你要开辟西南战场以图东山再起，可以，我同样满足你的愿望。
秦王政满足了所有贵族们的愿望，而唯一受到损害的就是普罗大众的利益。虽然今日朝堂上的君王和贵族们都知道普罗大众是大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但在激烈的利益争夺中，普罗大众非常不幸地成为博弈的工具。
宝鼎试图劝阻，他穿越而来，知道普罗大众一旦爆发，其威力足以摧毁帝国，但这个时代的君王和贵族们不知道，在他们所熟知的历史里，还没有哪个王国是被普罗大众所摧毁，所以，在这个时代的君王和贵族们的眼里，普罗大众就是微不足道的草芥蚁蝼，在他们所认知的世界里，唯一威胁到王国生存的是贵族。
商汤灭夏，是贵族所为；武王伐纣，是贵族所为；秦灭周，还是贵族所为。今日大秦吞灭关东五国，谁是决定性力量？依旧是贵族。
宝鼎告诉秦王政：君者，舟也；庶民者，水也；水亦载舟，水亦覆舟。这个道理在后世者看来极其浅显，垂髫幼儿都知道，但在这个时代，它不过是大贤荀子的一家之言，因为在这之前的历史没有给荀子的这个理论提供足够的证据。
宝鼎苦口婆心地告诫秦王政，普罗大众的利益必须放在第一位，否则帝国必将因此受到惩罚，甚至有亡国之祸。
秦王政听不进去，他承认宝鼎的说法有道理，但仅仅也就是有道理而已。在当前局势下，让秦王政把普罗大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让秦王政与整个贵族集团做公开对抗，让秦王政暂时停止统一战争转而去实行“与民休息”之策，显然不现实。不是秦王政不想做，而是他做不了，强大的贵族集团会阻止他，即便秦王政强行下令实施稳定战略，贵族集团也会想方设法让这一战略彻底失败。
宝鼎苦叹，他穷尽心血改变了历史，原以为历史轨迹会在统一前后发生颠覆性的改变，谁知今天听到秦王政的决策，他才知道历史竟然奇迹般地又回到了固有的轨迹上，他的一切努力几乎全部白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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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秦军在赢得中原决战后，以摧枯拉朽之势杀过淮河，攻占寿春，俘虏楚王负刍。接着项燕和楚国贵族立熊启为新楚王，与秦军在淮南再次决战。这次决战项燕和熊启全部战死，楚国贵族逃亡江东。王翦率军杀进江东，灭杀楚国。秦灭楚之战，前后历时四年，耗费巨大。
然后就是王贲转战辽东，灭燕。接着南下直杀山东，齐国投降。再接着就是江南战场全面打响，屠睢、任嚣指挥五十万大军分五路杀向南岭，试图一战而定，击杀六国余孽，开辟西南。这一仗遭遇重挫，一打就是七八年。
南方远征大战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北方开始征伐。秦王政和中枢当然不会狂妄自大到两线作战，虽然历史把北伐归结为秦王政的穷兵黩武，但稍稍思考一下，不难发现是匈奴人的入侵迫使大秦不得不陷入两线作战的窘境。蒙恬在北方战场上连战连捷，攻克贺兰山，取河南之地，又杀到阴山脚下，取云中之地，然后就是大规模的移民和边塞屯田。
这时候直道修筑已经完成，蒙恬和三十万大军出塞作战，攻占河南之地，显然是受益于这条“高速公路”给他们提供的源源不断的粮草和武器。
在秦王政死去之前，南征、北伐都已完成，而付出的代价就是对中土普罗大众的疯狂压榨，“官府”和“国民”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
本来中土的战争总算结束了，大秦总算可以“休养生息”了，如果秦王政再活十年，大秦或许能延续更长时间，但秦王政死了，而国内最激烈的矛盾也就爆发了，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大秦轰然倾覆。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农民为首的普罗大众推翻了一个强大的帝国，从此中国人相信了荀子的治国理论，历代君王和贵族们更是把“水亦载舟亦能覆舟”做为警世恒言。
秦王政和贵族统治阶级在统一后的大约八年时间里为了稳定和巩固新生帝国，完成了历史上所谓的全部“暴*”，其中南征、北伐、直道修筑和灵渠开凿所耗费的钱财与兴建六国宫殿、阿房宫和骊山陵的钱财相比起来，后者就是九牛一毛，根本不值一提。
南征和灵渠开凿需要耗费多少？北伐和直道修筑又要耗费多少？如此庞大的财政支出，刚刚统一的帝国中央财政根本支撑不了，最终逼得秦王政和贵族们不得不疯狂地压榨普罗大众，以“敲骨吸髓”来形容毫不为过。
现在中土距离历史上的统一时间还有三年，而现在秦王政竟然做出决策，把历史上本该用十一年时间来完成的事情，在未来几年里全部完成，这太疯狂了，疯狂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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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大秦在统一之前，其国内最激烈的矛盾肯定是“集权”和“分封”的矛盾，而统一之后，因为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官”与“民”的矛盾迅速成为国内最激烈的矛盾。
历史只记载结果，而结果背后的原因早已湮灭。宝鼎现在总算知道了在历史书籍上，大秦为什么统一之初有分封之议，而其后竟然相隔八年，才有淳于越借“师古”之名重提分封，接着便爆发了“焚书”、“坑儒”两大重案。这两大重案实际上就是“集权”和“分封”的矛盾再次爆发。
这八年秦王政在干什么？南征，北伐，修直道，修灵渠，最终南征、北伐胜利了，而秦王政则利用南征、北伐顺利地转移了当初国内最激烈的“集权”和“分封”的矛盾，挑起了“官”和“民”的矛盾，由此不但阻碍了功臣们对地方的控制，牢牢地压制了功臣们对“分封”的追求，而且籍此机会建下显赫功勋，增强了中央的绝对权威。
南征北伐完成了，分封之议再起，但看看秦王政和中央在“焚书”、“坑儒”两大重案中的表现，不难发现秦王政和中央已经在八年之后，拥有了绝对的权威，绝对的实力。
“焚书”大案看上去并不复杂，焚书而已，但仔细想一想，秦王政和中央以“私藏**”为借口屠戮了多少功臣？诛杀了多少妄图“分封”，妄图对抗中央的贵族？
扶苏在“坑儒”大案爆发后，直言劝谏，难道扶苏当真是为了阻止秦王政不要诛杀那一帮招摇撞骗的“方士”？其实想一想就知道了，秦王政之所以要杀“方士”，是因为“方士”已经成为秦王政和贵族们博弈的工具，杀“方士”不过是为了掩盖他诛杀“方士”背后的贵族而已。
历史上没有记载秦王政在“焚书”、“坑儒”两大重案中诛杀了多少功臣和贵族，但从几年后大秦的轰然倾覆中不难看出，整个大秦的贵族阶层尤其宗室、楚系和本土老秦贵族基本上看不到了，除了被历史所记载的宗室王子公主、关东系的冯氏和蒙氏被诛杀外，其他人呢？在大秦倒塌的那一刻，难道整个大秦朝堂上可堪重用的只有章邯一个大臣？宗室重臣呢？隗氏呢？熊氏呢？郿城孟西白、夏阳司马氏呢？他们当时都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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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做出推测，大秦在统一之初，虽然秦王政已经压制了宗室和本土老秦人，打击了熊氏，但“集权”和“分封”的矛盾还是来势凶猛，危害了大秦的安危，危及到了统一大业，所以秦王政断然决策，放弃休养生息之策，发动南征。
南征并不顺利，这其中肯定有贵族们的阻扰，于是北伐又开始了，最终中央财政崩溃，大秦不得不压榨普罗大众，竭泽而渔。
南征当真迫不及待吗？北伐当真一定要打吗？南征一定要开凿灵渠，让军队越过南岭开辟西南疆土吗？北伐一定要修筑直道，让军队出塞占据河南和云中吗？
大秦刚刚统一，当务之急是休养生息，是与民休养，是恢复国力，这是基本常识，秦王政和中央不可能不知道，既然秦王政和中央对此一清二楚，既然南边的六国余孽和百越蛮夷并不足以危及到大秦安危，既然北方有长城为阻，入侵的匈奴人暂时还不会危及到咸阳的安全，那么秦王政和中央为什么还要急不可耐地发动南征和北伐，非要把中央财政推向崩溃的边缘，非要把“官”与“民”的矛盾推向爆发的边缘？
唯一的解释不是秦王政要“穷兵黩武”，要实施“暴*”，而是当时国内“集权”和“分封”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功臣们控制军队和地方势力，与中央形成对抗，割据称霸正在形成，分裂和战乱正在来临。
于是秦王政发动南征，这也可以说是一个陷阱，把功臣所控制的军队和地方势力推进陷阱。功臣们本以为借助南征可以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实力，最终迫使秦王政和中央分封诸侯，哪料到南征消耗了他们的军队，吞噬了他们的地方实力。北伐也是一样，北伐虽然胜利了，但军队的消耗同样惊人，同时他们还要镇戍辽阔的边疆，而更重要的是，北疆军队严重缺乏粮食。秦王政和中央控制了直道，也就等于卡住了北疆军的咽喉。
秦王政利用南征和北伐狠狠的打击了功臣和地方势力，扩大了中央的权威，接下来当分封之议再起的时候，秦王政毫不犹豫地借助“焚书”、“坑儒”两大重案大肆屠戮功臣，彻底摧毁了功臣们对分封的攫取**。
正因为这两大案件的爆发，正因为秦王政和功臣们、中央和地方激烈厮杀，导致大秦再一次耽误了休养生息的宝贵时间。
然后秦王政死了，所有的矛盾都彻底爆发，大秦轰然倾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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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鼎原以为自己所拟定的拯救帝国的策略都是正确的，一度还在为自己改变了历史而沾沾自喜甚至洋洋得意，现在他发现自己大错而特错。
扶苏做储君也罢，自己控制北疆军也罢，改变帝国国策将其偏离高度的中央集权制也罢，这一切都不足以拯救帝国。
帝国崩溃的真正原因不是源自高度的中央集权制，而是源自帝国内部“集权”和“分封”的矛盾，正是因为这个时代的贵族们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分封”，试图在统一后的帝国中攫取到最大程度的利益，在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获得最大的分配比例，结果他们的过度贪婪最终导致了帝国的崩溃。
历史上，帝国的倾覆证明了这一点，后战国时代项羽和十七位诸侯王的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