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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鼎的个人实力至今已经足够强大，而且他坐镇中原，又有东南熊氏这个盟友，再加上河北的公子扶苏和王翦，江南的公子高和公子腾都与他利益一致，如果再加上隗氏和琴氏所控制的巴蜀的帮助，宝鼎一旦爆发，足以给咸阳宫以沉重打击，就算秦王政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宝鼎也可以以放弃中原和河北为代价，把秦王政的个人威信彻底摧毁，最终迫使秦王政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
老秦人和楚系就等着宝鼎的爆发了，但他们心里非常忐忑，倒不是因为前车之鉴，而是因为宝鼎一旦爆发，损失最大的不仅仅是咸阳宫和秦王政，嬴姓宗室和大秦王国都将因此受到重创，而宝鼎所坚持的统一中土的理想会因此停滞甚至耽搁，这是宝鼎绝不能接受和容忍的事。所以老秦人和楚系在咸阳争斗陷入僵持之后，王贲和熊炽以书信试探，但宝鼎一直沉默，这让他们陷入了两难处境。
秦王政不想斗得两败俱伤，老秦人和楚系又何尝想斗得两败俱伤？但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双方都没有了退却的余地，谁退却，谁就要惨遭另外一方的疯狂打击。
这时候，就需要宝鼎出面斡旋了。
斡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太难。斡旋成功的基础是必须让斗争双方都能获得各自满意的结果，但就目前咸阳政局来说，根本找不到一个让双方都能满意的妥协方案，这就是宝鼎迟迟不愿出面的重要原因。
现在，宝鼎终于开口说话了，而之所以说话，是因为楚国政局即将发生第二次巨变，一旦阳文君及其势力遭到血洗，楚系熊氏失去外援，对咸阳宫的重要性大大降低，那么咸阳风暴中僵持双方的心理都将产生重大变化，此消彼长之下，秦王政的态度会由妥协转向强硬，最终就算宝鼎出面支持老秦人和楚系，秦王政的屈服也是极其有限，宝鼎及其利益集团从这场风暴中所获得的利益也是微乎其微。
宝鼎不能保持沉默，必须开口说话了。
秦王政已经表达了妥协的意思，那么宝鼎一旦开口，他就要给老秦人和楚系施压，迫使他们也主动寻求妥协，从而让宝鼎能够尽快争取时间化解这场风暴，以期从中获得最大利益。
宝鼎等到帐内众人把自己这句话“消化”之后，这才冷冷地扫视了众人一眼，“中原虽然摆脱了大饥荒的屠杀，但若想让中原人彻底解决饥饿问题，还要等到秋收之后，所以中原当前的重任就是确保秋收，为此，中原各军要尽快把主力集结于陶城和昌邑一线，全力防御齐国的攻击。”
停了一下，宝鼎又说道，“秋收之后，中原各郡马上调集地方军赶赴陶城和昌邑，代替中原主力镇戍中原，而中原主力则急速渡河北上赶赴呼沱水一线，参加中山大战。”接着他用力挥动手臂，大声说道，“大家以此策略商议具体方案，奏报咸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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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烈侯对咸阳政局的态度第一时间传送到咸阳、河北和东南三地。
上将军王翦和昌平君熊启马上给宝鼎写信，请他出面斡旋，以免与咸阳斗得两败俱伤，最终一无所获。
如此一来，咸阳博弈双方都积极寻求妥协之策，宝鼎总算等到了出面斡旋的机会。
宝鼎考虑良久，拟定了一个斡旋方案。
秦王政当前最为急迫的事是挽救自己的威信，而挽救自己威信最好的办法就是在统一战场上建功立业。只要他吞并了六国，统一了四海，建立了一个空前庞大的帝国，他的威信将达到一个从未有过的巅峰高度。
为此，他需要赢得军队的支持，赢得将士们的信任，他需要与老秦人重建信任，而最好的最有效的最简捷的办法就是给武安君白起翻案，为武安君昭雪沉冤。
当前宗室大量进入朝堂和军队，尤其武烈侯公子宝鼎更是功勋显赫，公子扶苏和公子高两位王子也是以弱冠之龄出镇地方，在前线冲锋陷阵。宗室的崛起不但在速度上惊人，在数量和质量上也是有目共睹，这时候秦王政为武安君翻案，承认昭襄王所犯下的错误，不但无损于君王的颜面，无损于宗室的威望，反而有助于秦王政和老嬴家在大秦子民的心目中烙刻下公正无私的印记，这事实上可以让大秦王室赢得子民的信任和拥戴。
秦王政一旦下令给武安君白起昭雪沉冤，他首先便在这场争斗中的最后阶段赢得了主动权。
老秦人必然会做出回应，主动妥协。老秦人主动妥协了，楚系当然紧随其后，那么接下来的斡旋就有了很大的腾挪余地，双方都会选择更好更灵活的妥协方案。
宝鼎在此基础上，首先提议立储。如果能迫使秦王政在立储一事上做出承诺或者积极回应，那么本利益集团就算在这场斗争中获得了最大的收益。
秦王政不可能马上立储，这等于是“投降”，他不会答应，所以宝鼎拿出了一个“三步走”的方案。第一步是公子扶苏封君。第二步则在消灭赵国之后，公子扶苏出任秦军“监军”一职，拥有一定的军权。第三步则在统一中土之后，以功勋赢得储君之位。
其次就是国策的变革。在这一点上，宝鼎绝不让步，秦王政必须答应国策变革，而且在未来五年内，大秦国策必须适应形势的发展，必须在尊重现实的基础上，拿出一个治理庞大帝国的一揽子新政策。
国策变革的核心其实就是权力和财富的分配。过去大秦的疆域有限，权力和财富也有限，现在大秦正在走向统一，权力和财富都在急剧膨胀之中，继续按照原有的分配方案必将导致各阶层的矛盾激烈化，所以宝鼎提出的国策变革的重点就是拟制一个能让各方都能接受的新的权力和财富分配方案。
在这个新的分配方案中，宝鼎一如既往，强调“以民为本”，这个民是指庶民，包括社会地位很低的商贾。统一后，要“与民休养”，这是安抚子民，赢得民心的唯一办法。以“与民休养”为原则，大秦的赋税、律法、土地、工商、农耕等等与子民利益密切相关的制度都要做出修改，比如减免赋税，废除“连坐”原则和残酷的肉刑，土地有限度的私有化，农商并重等等。
庶民在新的分配方案中受益之后，接下来就轮到“士”了，也就是贵族的利益分配，这是最难的一部分，也是宝鼎最没有把握的一部分。
之所以没有把握，关键就在于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如何调整，这不仅仅关系到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利益瓜分，更关系到君王和贵族之间的利益分配。
如果以高度中央集权为基础，那么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就是垂直控制，归结到制度上就是中央领导下的郡县制。但考虑到实际情况，统一之初六国之民对大秦的抵制和反抗，再加上疆域辽阔，中央和遥远郡县之间交通不便，讯息传递困难，中央若想牢牢控制这些郡县难度太大。中央如果不能牢牢控制这些郡县，那如何保障这些郡县始终如一的遵从中央的命令，维护中央的统治？
宝鼎拿出的对策就是分封和郡县并行制度。在咸阳可控地区实施郡县制，在咸阳难以控制之地实施封国制。
封国就是分封诸侯，但自战国以来，各国变革的重点就是遏制和断绝诸侯分封，于是就有了封君制度。封君制度的关键就是封君对自己的封地仅仅拥有“经济特权”，其他诸如军政财制度都要绝对遵从中央，也就是说，封地的权力归中央，封地的财富归封君。
封君制对诸侯国来说非常合适，毕竟诸侯国疆域有限，中央对这些地区可以实际控制，但中土统一后，未来的帝国疆域辽阔，封君的封地距离京城有几千里甚至万里之遥，中央实际上失去了对这些地区的控制，所以为了防止地方势力割据称霸等一系列可能危及到帝国安危的事情发生，中央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这些地区实施封国制，以封国代替郡县。
之所以以封国代替郡县，其原因很多。诸侯争霸六百余年，今朝一统，中土人肯定需要一个适应和接受的过程。新帝国疆域辽阔，中土人从来没有统治过这么一个庞大的帝国，从君主、中央到地方，同样也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还有就是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实行的大都是分封和郡县并行制，这里面牵扯到观念思想、文化学术、历史渊源、制度建设等等一系列复杂问题，所以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也要有个平稳过度和稳步发展的过程。
但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封君的权力有多大？封国的地位又如何？封国和郡县之间又是什么关系？
如果“师古”，从周朝的制度，那封国就是诸侯国，诸侯国是中央的藩属，诸侯在自己的封国内拥有所有的权力，由此必将重演春秋战国诸侯称霸之祸，这是历史的倒退，秦王政不会答应，大秦法家大臣们也绝不会接受。
宝鼎借鉴后世历史经验，把封君制和藩镇制相结合，提出封国地位与郡县相等，在此基础上，又提出封君在封国内是名义上的统治者。封君府的事务由“相”主掌，封国的行政权则由“太守”主掌，守、相不可以兼任，以便互相牵制。边陲封国有戍守疆土之责，所以边陲封国的防务由镇戍军主掌。
这个修改后的封君制度，进一步明确了封君、守、相和镇戍将军的职责，把封君之权、行政权和军权划分得更为清晰，由此彻底断绝了地方势力割据称霸之祸。当然，制度归制度，制度要靠人去执行，假如执行的人野心勃勃，公然对抗律法，那这个制度也就形同虚设。
所以，宝鼎在新的封君制度里增加了至关重要的一条，非嬴姓宗室，不得封君。这个嬴姓宗室，在宝鼎的方案里就是秦王政的子嗣，帝国统一之初，儿子翅膀没有长硬，总不会造老子的反。退一步说，即便封君造反，那也是老嬴家内部之争，不管最后哪一方赢了，帝国还是老嬴家的江山，不至于引发改朝换代的大浩劫。
宝鼎最后提到了削藩。从历史经验来看，未雨绸缪有好处，尤其在律法上把削藩一事确定下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醒君王和中枢，告诫封君和功臣，分封和郡县并行制是暂时的，是为了稳定这个新兴的庞大帝国，一旦帝国稳定了，国力强大了，民众安居乐业了，那么帝国的制度必然要过度到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分封制必将退出历史。
此策一出，宝鼎算是彻底断绝了宗室功臣们分封诸侯的念头。
既然分封诸侯这块大肥肉吃不到了，那等于君王首先在权力和财富分配中拿到了最大的利益，接下来，用什么分配方案才能满足贵族们的利益？
宝鼎只能妥协，他必然要走上维护贵族利益之路，从爵位的继承到财富的保护，以权力的继承和财富的增加来换取贵族们对帝国的忠诚。也就是说，无论是传承至今的老贵族，还是新兴的军功贵族，他们都将一代代延续下去，最终形成庞大的豪门世家，形成实力强悍的门阀。
宝鼎痛恨门阀政治，门阀政治的兴起不但削弱了中央集权，也给中土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就目前的条件来说，宝鼎为了帝国的强盛只能加快中央集权的速度，但为了中央集权不至于走向极端，他又不得不竭尽全力维护贵族们对权力和财富的占有，所以，他明知这种制度会在未来造成世家政治，门阀政治，最终会严重削弱中央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