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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一片混乱，太子也吓得不行。他刚消停两年，就出这么个事，闹不好又得下去，整日坐卧不安，担惊受怕。
要说还是万历同志久经风雨，虽然愤怒，倒不怎么慌。先找太子去聊天，说我知道这不关你的事，好好在家读书，别出门。
然后再发布谕令，安抚大臣，表示相信大家，不批准辞职，一个都别走。
稳定情绪后，就该破案了。像这种天字第一号政治案件，自然轮不上衙门捕快之类的角色，东厂锦衣卫倾巢而出，成立专案组，没日没夜地查，翻天覆地地查。
万历原本以为，来这么几手，就能控制局势，然而这场风暴，却似乎越来越猛烈。
首先是太子，这位仁兄原本胆小，这下更是不得了，窝在家里哪里都不去，唯恐出事。而郑贵妃那边也不好受，毕竟妖书针对的就是她，千夫所指，舆论压力太大，每日只能以泪洗面，不再出席任何公开活动。
内阁也消停了，沈一贯和朱赓吓得不行，都不敢去上班，呆在家里避风头。日常工作只有沈鲤干，经常累得半死。大臣们也怕，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平时争个官位，抢个待遇的没啥，这个热闹却凑不得。虽说皇帝大人发话，安抚大家不让辞职，可这没准是放长线钓大鱼，不准你走，到时候来个一锅端，那就麻烦大了。
总而言之，从上到下，一片人心惶惶。很多人都认定，在这件事情的背后，有很深的政治背景。
确实如此。
这是一件明代历史上著名的政治疑案，至今仍无答案，但从各种蛛丝马迹之中，真相却依稀可辨。
可以肯定的是，这件事情应该与郑贵妃无关，因为她虽然蠢，也想闹事，却没必要闹出这么大动静，把自己挤到风口浪尖受罪，而太子也不会干这事，以他的性格，别人不来惹他就谢天谢地，求神拜佛了。
作案人既不是郑贵妃，也不是太子，但可以肯定的是，作案者，必定是受益者。
在当时的朝廷中，受益者不外乎两种，一种是精神受益者，大致包括看不惯郑贵妃欺压良民，路见不平也不吼，专门暗地下黑手的人，写篇东西骂骂出口气。
这类人比较多，范围很大，也没法子查。
第二种是现实受益者。就当时的朝局而言，嫌疑人很少——只有两个。
这两个人，一个是沈一贯，另一个是沈鲤。
这二位仁兄虽然是本家，但要说他们不共戴天，也不算夸张。
万历二十九年，沈一贯刚刚当首辅的时候，觉得内阁人太少，决定挑两个跑腿的，一个是朱赓，另一个是沈鲤。
朱赓是个老实人，高高兴兴地上班了，沈鲤却不买账，推辞了很多次，就是不来。沈一贯以为他高风亮节，也就没提这事。
可两年之后，这位仁兄竟然又入阁了。沈一贯同志这才明白，沈鲤不是不想入阁，而是不买他的帐。因为这位本家资历老，名望高，还给皇帝讲过课，关系很好，压根就看不起自己。
看不起自然就不合作，外加沈鲤也不是啥善人，两人在内阁里一向是势不两立。
而现在妖书案发，内阁三个人，偏偏就拉上了沈一贯和朱赓，毫无疑问，沈鲤是有嫌疑的。
这是我的看法，也是沈一贯的看法。
这位老油条在家呆了好几天，稳定情绪之后，突然发现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他随即恢复工作，以内阁首辅的身份亲自指挥东厂锦衣卫搜捕，而且还一反往日装孙子的常态，明目张胆对沈鲤的亲信，礼部侍郎郭正域下手，把他的老乡、朋友、下属、仆人全都拉去审问。
在这个不寻常的行动背后，是一个不寻常的算盘：
如果事情是沈鲤干的，那么应该反击，这叫报复，如果事情不是沈鲤干的，那么也应该反击，这叫栽赃。
在这一光辉思想的指导下，斗争愈演愈烈，沈鲤的亲信被清算，他本人也未能幸免，锦衣卫派了几百人到他家，也不进去，也不闹事，就是不走，搞得沈鲤门都出不去，十分狼狈。
但沈先生如果没两把刷子，是不敢跟首辅叫板的，先是朱常洛出来帮忙叫屈，又传话给东厂的领导，让他们不要乱来，后来连万历都来了，直接下令不得骚扰沈鲤。
沈一贯碰了钉子，才明白这个冤家后台很硬，死拼是不行的，他随即转换策略，命令锦衣卫限期破案——抓住作案人，不怕黑不了你。
可是破案谈何容易，妖书满街都是，传抄者无数，鬼才知道到底哪一张纸才是源头，十一月十日案发，查到二十日，依然毫无进展。
东厂太监陈矩，锦衣卫都督王之桢急得直跳脚，如果还不破案，这官就算当到头了。
二十一日，案件告破。
说起来，这起妖书案是相当的妖，案发莫名其妙不说，破案也破得莫名其妙。二十一日这天，先是锦衣卫衙门收到一份匿名检举信，后又有群众举报，锦衣卫出动，这才逮住了那个所谓的真凶：皦生光。
皦生光先生是什么人呢？
答案是——什么人都不是。
这位仁兄既不是沈鲤的人，也不是沈一贯的人，他甚至根本就不是官员，而只是一个顺天府的秀才。
真凶到案，却没有人心大快，恰恰相反，刚刚抓到他的时候，朝廷一片哗然，大家都说锦衣卫和东厂太黑，抓不到人了弄这么个人来背锅。
这种猜测很有道理，因为那封妖书，不是一个秀才能写得出来的。
那年头，群众参政议政积极性不高，把肚子混饱就行，谁当太子鬼才关心。更何况沈一贯和朱赓的关系，以及万历迫不得已才同意立长子这些情况，地方官都未必知道，一个小秀才怎么可能清楚？
但细细一查，才发现这位仁兄倒还真有点来头。
原来皦生光先生除了是秀才外，还兼职干过诈骗犯。具体方法是欺负人家不识字，帮人写文章，里面总要带点忌讳，不是用皇帝的避讳字，就是加点政治谣言。等人家用了，再上门勒索，说你要不给钱，我就跑去报官云云。
后来由于事情干得多了，秀才也被革了，发配到大同当老百姓，最近才又潜回北京。
可即便如此，也没啥大不了，归根结底，他也就是个普通混混，之所以被确定为重点嫌疑人，是因为他曾经敲诈过一个叫郑国泰的人。
郑国泰，是郑贵妃的弟弟。
一个穷秀才，又怎么诈骗皇亲国戚呢？
按照锦衣卫的笔录，事情大致是这样的：有个人要去郑国泰家送礼，要找人写文章，偏偏这人不知底细，找到了皦生光。皦秀才自然不客气，发挥特长，文章里夹了很多私货，一来二去，东西送进去了。
一般说来，以郑国泰的背景，普通的流氓是不敢惹的，可皦生光不是普通的流氓，胆贼大，竟然找上了门，要郑大人给钱。至于此事的结局，说法就不同了，有的说郑国泰把皦生光打了一顿，赶出了门，也有的说郑国泰胆小，给钱私了。
但无论如何，皦秀才终究和此事搭上了边。有了这么个说法，事情就好办了，侦查工作随即开始，首先是搜查，家里翻个底朝天，虽说没找到妖书，但发现了一批文稿，据笔迹核对（司法学名：文检），与妖书的初期版本相似（注意，是相似）。
之后是走访当地群众，以皦秀才平日的言行，好话自然没有，加上这位兄弟又有前科，还进过号子，于是锦衣卫最后定案：有罪。
案子虽然定了，但事情还没结。因为明朝的司法制度十分严格，处决人犯必须经过司法审讯。即便判了死罪，还得由皇帝亲自进行死刑复核，这才能把人拉出去咔嚓一刀。
所以万历下令，鉴于案情重大，将此案送交三法司会审。
之前提过，三法司，即是明朝的三大司法机关：大理寺、都察院、刑部，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司法部、监察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等若干部门。
三法司会审，是明代最高档次的审判，也是最为公平的审判。倒不是三法司这帮人有啥觉悟，只是因为参与部门多，把每个人都搞定，比较难而已。例如当年的严世藩，人缘广，关系硬，都察院、大理寺都有人，偏偏刑部的几个领导是徐阶的人，最后还是没躲过去。
相比而言，像皦秀才这种要钱没钱要权没权的人，死前能捞个三司会审，也就不错了，结案只是时间问题。
可是这起案件，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一到三法司，皦秀才就不认账了。虽说之前他曾招供，说自己是仇恨郑国泰，故意写妖书报复，但那是在锦衣卫审讯时的口供。锦衣卫是没有善男信女的，也不搞什么批评教育，政策攻心，除了打就是打，口供是怎么来的，大家心里都有数。现在进了三法司，看见来了文明人，不打了，自然就翻了案。
更麻烦的是，沈一贯和朱赓也不认。
这二位明显是被妖书案整惨了，心有不甘，想借机会给沈鲤点苦头吃。上疏皇帝，说证词空泛，不可轻信，看那意思，非要搞出个一二三才甘心。
所以在审讯前，他们找到了萧大亨，准备做手脚。
萧大亨，时任刑部尚书，是沈一贯的亲信，接到指令后心领神会，在审讯时故意诱供，让皦秀才说出幕后主使。
可是皦秀才还真够意思，问来问去就一句话：
“无人主使！”
萧大亨没办法，毕竟是三法司会审，搞得太明显也不好，就给具体负责审案的下属，刑部主事王述古写了张条子，还亲自塞进了他的袖口，字条大意是，把这件事情往郭正域、沈鲤身上推。
没想到王述古接到条子，看后却大声反问领导：
“案情不出自从犯人口里，却要出自袖中吗？！”
萧大亨狼狈不堪，再也不敢掺和这事。
沈鲤这边也没闲着，他知道沈一贯要闹事，早有防备：你有刑部帮忙，我有都察院撑腰。一声令下，都察院的御史们随即开动，四下活动，灭火降温，准备冷处理此事。
其中一位御史实在过于激动，竟然在审案时，众目睽睽之下，对皦秀才大声疾呼：
“别牵连那么多人了，你就认了吧。”
审案审到这个份上，大家都是哭笑不得，要结案，结不了；不结案，又没个交代，皇帝、太子、贵妃、内阁，谁都不能得罪。万一哪天皦秀才吃错了药，再把审案的诸位领导扯进去，那真是哭都没眼泪。
三法司的人急得不行，可急也没用，于是有些不地道的人就开始拿案件开涮。
比如有位审案御史，有一天突然神秘地对同事说，他已经确定，此案一定是皦秀才干的。
大家十分兴奋，认定他有内部消息，纷纷追问他是怎么知道的。
御史答：
“昨天晚上我做梦，观音菩萨告诉我，这事就是他干的。”
当即笑瘫一片。
没办法，就只能慢慢磨，开审休审，休审开审，周而复始，终于有一天，事情解决了。
皦生光也受不了了，天天审问，天天用刑，天天折腾，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