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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激烈的斗争中，所有的人都清楚地看到，虽然夏言孤身一人，但从未屈服于那位高高在上的首辅大人，无论多少攻击诋毁，他从未低头放弃。
这人实在太有种了。几乎所有的旁观者都持有相同的看法。
既然他敢干，为什么我不敢？！
于是那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愤怒终于开始蠢蠢欲动，借投机而起，打压，排挤，陷害，一切的控诉终于喷涌而出，一定要彻底打倒张璁这个无耻小人！
越来越多的人围绕在张璁的身边，他们认定，这个人能够带领他们战胜那个为人所不齿的家伙，为含冤而去的杨一清报仇！
可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夏言竟然拒绝了，他接受大家的热情，却婉拒了所有的帮助，表示自己一个人扛住就行，不愿意连累大家。
无数人被他的义举所感动，然而他们并不知道，夏言其实并不是一个如此单纯的人。他这样做的原因只有一个——他知道那个问题的答案。
夏言比张璁聪明得多，因为他很清楚，拉多少人入伙并不重要，最终决定自己命运的只有一个人——皇帝。
他虽然官小言微，却看透了这位嘉靖皇帝的底细——这是一个过分聪明自信的人。而这样的人，绝对不会饶恕任何敢于威胁他的人。
张璁是个不折不扣的蠢人，他已经是首辅了，竟然还要扩大势力，难道想做皇帝吗？
夏言很清楚这一点，他推辞所有人的帮助，只是为了得到那个最关键的支持。
所以他饶有兴致地看着张璁那得意的笑容和无限的扩张，因为他明白：权力的膨胀就意味着加速的灭亡。
事实证明了夏言的推断，转机终于到了，皇帝对待张璁的态度突然大变，经常大骂他，而且屡次驳回他的建议和奏折，让他大失脸面。
张璁终于发现情况不对了，由于智商的限制，他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但可以肯定的是，自己已经落入了圈套。
束手待毙从来都不是中国政治家的风格，张璁的偏执达到顶点——只要解决了夏言，皇帝的宠信，众人的尊崇，一切的一切都将恢复原状！
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只需要一个完美的陷阱——让夏言身败名裂的陷阱。
这个陷阱由一封奏折开始。
嘉靖十年（1531）七月。
行人司长官（司正）薛侃突然来到太常寺卿彭泽的家，交给了他一份文稿。
这份文稿是准备交给皇帝的，基本内容如下所列：
“以往祖宗分封，必定会派一位皇室子孙留驻京城，以备不测，现在皇上您还没有儿子，希望能够按照先例，先挑选一位皇室宗亲加以培养，这是社稷大计，望您能认真考虑。”
薛侃略带兴奋地看着彭泽，等待着他的反应。
“很好，”彭泽笑着回答，“这是有益于国家的好事啊！”
薛侃放心了，他认为自己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合理化建议。而他会跑来跟彭泽商量，是因为他们不但是同科进士，还是十余年的老朋友。
“事不宜迟，我明日就写成奏折上禀。”
他兴冲冲地收起了文稿，准备告别离去。
彭泽却拦住了他：
“先不要急，容我再想想，你留一份底稿给我吧。”
事情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看起来似乎一切都很正常，薛侃为国尽忠，提出建议，彭泽大力支持，完全赞同。然而隐藏在背后的，却是一个无比狠毒的阴谋。
问题在关键就是那封奏折，薛侃认为它可以造福社稷，彭泽却知道，这是一件致人死命的工具。出现这样的偏差，说到底是个分工不同的问题。
薛先生的工作单位是行人司，这是个跑腿的部门，见过的世面有限，而彭先生在太常寺工作，这是一个专门管理礼仪祭祀的部门。
所以当彭泽看到这份文稿的时候，他立刻意识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到来了。
作为掌管宫内礼仪的官员，彭泽十分清楚，嘉靖先生虽然经常因为各种原因被大臣骂，却也有一个万不能碰的禁区——儿子问题。
不知为什么，这位皇帝继位十年，却一直没有儿子，原因不详，这种事向来都是绝对隐私，一般也是大娘大婶街头谈论的热门话题，换到今天也得偷偷摸摸地上医院，更何况在那万恶的旧社会。
竟然敢上这种奏折，真是活腻了！
但作为多年的老朋友，他却微笑地告诉薛侃：这是一个十分合适的建议。
看似很难理解，其实原因很简单：
首先，彭泽的后台同党叫张璁。
其次，十五年前的那次科举考试，同时考中的人除了薛侃和彭泽外，还有夏言。而众所周知，薛侃是夏言的死党。
最后，彭泽是一个不认朋友的无耻小人。
因为在彭泽的思维体系里，有着这样一条定理：
任何人都是可以出卖的，只不过朋友的价格要高一点而已。
彭泽带着老朋友的文稿连夜找到了张璁，向他通报了自己的计划，求之不得的张璁当即同意，但为了达到最大的打击效果，他决定再玩一个花招：
“你去告诉薛侃，我很赞同他的意见，只管上奏，我一定会支持他。”
彭泽接受了指示，离开了张璁的家。
但张璁却没有休息，他连夜抄录了薛侃的文书，准备交给另一个人。
第二天，他进宫觐见了嘉靖，出示了那一份文稿。
看着皇帝陛下那涨得通红的脸，张璁不慌不忙地抛出了最后的杀招：
“这是夏言指使薛侃写的，请陛下先不要发怒，等到他们正式上书再作处罚。”
嘉靖强忍着愤怒，点了点头，在他看来，这封大逆不道的奏折是一个让他难堪的阴谋，一定要进行彻底的追究！
一天之后，得到张璁鼓励的薛侃十分兴奋地呈上了他的奏折，当然了，效果确实是立竿见影的——光荣入狱。
虽然已经有了思想准备，嘉靖仍然气得不轻，他看着这封嘲讽他生不出儿子的奏章，发出了声嘶力竭的怒吼：
“查清幕后主使，无论何人，一并问罪！”
夏言麻烦大了，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和薛侃的关系，这回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局势一片大好，张璁和彭泽开始庆祝胜利，虽然一切都在他们的预料之中，但意外仍然发生了。
很快，刑部的审案官员就纷纷前来诉苦——审不下去了。因为薛侃虽然看人不准，却非常讲义气。无论是谁问他，他都只有一个回答：
“我一个人干的，与他人无关。”
没办法了，幕后黑手亲自出马，彭泽又一次站在薛侃面前，开始了耐心的政治思想工作：
“如果你指认夏言，马上就放了你。”
看着眼前的这个卑鄙小人，薛侃沉默了，他看了看四周陪审的官员，一反以往的激愤，用十分平和的语气说道：
“我承认，那封奏折确实是我写的。”
看来有希望，彭泽松了口气，正准备接着开问，却听见了一声大吼：
“但我之所以上奏，都是你指使的！当时你跟我说张少傅（张璁）会全力支持此提议，难道你都忘了吗？！”
傻眼了，这下彻底傻眼了。
虽然彭泽先生的脸皮相当厚实，但众目睽睽之下，也实在是不好意思。于是审讯就此草草收场。
闹到这个份上，已经结不了尾了，一定要审出来，业余的不行，那就换专业的上！
所谓专业人才，是指都察院都御史汪鋐，这位仁兄有长期审讯经验，当然，他也是张璁的同党。
为了能够成功地完成栽赃任务，他苦思冥想，终于决定图穷匕见，直接把夏言拉过来陪审，期望能够在堂上有所突破。
事后证明，这是一个极其白痴的想法。
夏言这种骠悍之人，天王老子都不怕，而汪御史竟敢找上门来，只能说是脑子进了水，一场审讯就此变成了闹剧。
要说汪御史也算开门见山，刚开始审矛头就直指夏言，反复追问幕后主谋，甚至直接询问夏言是否曾参与此事。
汪御史的行为是一种赤裸裸的挑衅，估计是想引蛇出洞，可他没有想到，自己引出来的竟然是一条巨蟒！
夏言压根就不跟他废话，一听到被人点了名，当即拍案而起，大喝一声：
“姓汪的，你说谁呢！？”
汪鋐被镇住了，他害怕气势汹汹的夏言，却也不愿认输，还回了几句嘴。
夏言彻底爆发了，他离开了自己的座位，准备冲上去打汪鋐，好在旁边的人反应敏捷，及时把他拉住，这才没出事。
在此之前，张璁一直在现场冷眼旁观、不动声色，颇有点黑社会大哥的气度，但是情况的变化超出了他的想象。既然脸已经撕破了，夏言也就顾不得什么了，他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找到了后台老板，大声怒斥：
“张璁，都是你搞的鬼，你到底想怎么样？！”
这算是以下犯上了，张首辅也不含糊，清清嗓门准备反击，可还没等他做好热身，一句响亮的话突然横空出世：
“请张首辅即刻回避此案！”
说这话的人是给事中孙应奎、曹卞。
应该说孙、曹二位仁兄是很有点法律修养的，因为他们的话放在今天，是有特定法律称谓的——“当事人回避”。
可惜他们虽有律师的天分，张首辅却没有法官的气度，准备送出去的骂人话被退了货，张璁气得眼珠都要蹦出来了，你们存心捣乱是吧！
可张璁站在原地憋了半天，才发现竟然无话可说！掐架估计掐不过夏言，讲法律也讲不过这两个突然跳出来的二愣子。
百般无奈之下，张大人只好走人，临走时抛下一句愤怒的留言：
“你们等着瞧吧！”
老板都走了，大家也别傻呆着了，一起撤吧！这场奇特的庭审就此结束。
但张璁已经决定把小人做到底了，他一刻也不敢耽搁，立刻向皇帝打了小报告，说他发现了一个反动团伙，此团伙组织严密，除夏言外，申请回避的两位法律专家也是资深的团伙成员。
嘉靖表扬了张璁，把这三位仁兄一股脑关进了监狱。
张璁闻言大喜，这事情看来就算解决了，可惜张璁先生忘了，嘉靖先生的智商比他要高得多，于是就多了下面这句：
“让他们从速审讯，把供词给我，我要亲自过目！”
这下子玩不转了。
冤枉到家的法律专家孙应奎、曹卞自不必说，夏言更不是好惹的，想从他们口中得到供词，只怕要等到清军入关。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这几个人还打不得，毕竟他们目前还不能划入敌我矛盾，这种领导主抓的案子，如果搞刑讯逼供，最后只会得不偿失。
该怎么办？没有办法。
就这样，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的多位同志们搞了几天几夜，绞尽脑汁，终于得出了一个上报结果：
薛侃的奏折是自己写的，彭泽指认夏言指使，纯属诬陷（泽诬以言所引）。
这是一个极其悲惨的结论，对张璁而言。
很快，嘉靖就作出了反应，他释放了夏言、孙应奎和曹卞，并给予亲切的慰问。
但事情没有那么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