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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的大女儿孔令仪对家里给她介绍的对象一概拒绝，自己选中了圣约翰大学毕业生陈继思。陈父是上海一个舞场的音乐指挥，孔祥熙夫妇觉得陈出身不行，够不上门当户对，一直不同意这门亲事。孔大小姐不管这一套，和陈远走美国，两人在纽约结婚。孔祥熙夫妇见木已成舟，只得默认，空运补送了一份嫁妆，不巧飞机失事，遂引来社会指摘。
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想娶宋子文的妻妹为妻。宋霭龄认为儿子娶娘舅的小姨子，有点不成体统。孔令侃说：“娘舅归娘舅，讨他的小姨子，我就是他的连襟。”
《红旗谱》的作者梁斌年轻时，有人来家里提亲，说的是邻村一个16岁的姑娘。母亲让他二哥去打听打听，二哥去后，见村口有个打鱼的，就上前问这姑娘长得怎么样。打鱼的说：“长得怎么样？有鼻子有眼就行了！”
梁斌年轻时看上同村一个叫云英的女孩，没事就在她家对过的大木头上坐着，可以看见云英家的台阶。有时云英从台阶上经过，进门前回头朝他笑笑，常令梁斌心跳不止。梁斌晚年在回忆录中写道：“此事过去了几十年，如今年已古稀，儿孙成群了，我的心上还想着她，两地相隔，想见一面也难呀！我把这种悬念，写进《红旗谱》和《烽烟图》中。”
1933年7月，胡风从日本回国，住在上海施高塔路四达里韩起家。一天下午，韩家后门传来一阵敲门声，韩起夫人把钥匙从楼上扔下去，却摔断了，只好下楼开门。进来的是楼适夷，后面跟着个小姑娘，经韩起介绍，知其名屠玘华。屠当时穿一件淡蓝色的短旗袍，短头发，显得很精神，给胡风留下了极佳的印象。她便是后来的胡风夫人梅志。
郁达夫和王映霞结婚后，经常双双漫步街头。冷眼看去，一个服装华丽、风姿绰约的少妇，身边跟着个蓝布长衫、弱不禁风的瘦男，类似于公馆里的少奶奶带着听差上街闲逛。
四川军阀杨森有一堆小老婆，却不许青年男女自由恋爱，在街上同行。当时少年中国学会会员舒新城在成都教书，思想解放，穿戴时髦。一日他和女友手拉手漫步街头，恰巧被杨森撞见。杨回去立即下令捉拿舒新城，甚至扬言要枪毙舒。作家李劼人闻讯后将舒新城在家里藏了三天三夜，后又化装把舒送出四川才算了事。
诗人臧克家在一篇回忆文字中说：张宗昌“姨太太几十个，编成号码”。
作家黄药眠回忆说：“曾经有一位姑娘，送给我一张相片，背面写着：‘您瞧，她在献给你微笑。’她是一个很可爱的姑娘。但是因为穷，我还是微笑地谢却了她的微笑。”
兰妮是上海有名的交际花，一度为孙科情妇。抗战时期她曾得到一笔相当可观的不明财产，胜利后，被当作敌伪财产没收。兰妮找到时任立法院长的孙科求援，孙便致信上海有关官员，替兰妮说情。信中称兰妮为“敝眷”，一时传为笑谈。后来孙科和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时，黄绍竑甚至化名以《敝眷兰妮》为题在报上写文抖搂孙科的老底。
学者钱穆的第一个妻子病故后，吴江友人金松岑给钱介绍自己的族侄女，该女曾是东南大学校花。两人书信来往几次后，在金家见了一面。该女告诉金松岑：钱先生为师则可，为夫非宜。
郁达夫的视线总离不开女人。上世纪20年代，他去苏州旅游，转遍了玄妙观周围，称印象深刻的观感只有两个。其中之一是三五个年轻姑娘在观前街一家箫琴铺买箫，郁达夫站在旁边一阵呆看，她们也回了郁几眼。
吴宓赴美留学期间，经同学介绍与从未谋面的杭州姑娘陈心一订婚。时吴宓与一道赴美的清华同窗朱君毅是情同手足的哥们儿，而朱的未婚妻毛彦文与陈心一又是浙江女师的同学。吴宓便委托毛彦文代为打探陈心一的底细，毛考察一番后回复说：“陈女士系一旧式女子，做贤妻良母最为合适。皮肤稍黑，性情似很温柔，倘吴君想娶一名能治家的贤内助，陈小姐似很适当；如果吴君想娶善交际会英语的时髦女子，则应另行选择。”后吴宓回国与陈心一成婚，却又看上了曾代他考察未婚妻的毛彦文。
吴宓和陈心一离婚后，毛彦文分析说：“吴（宓）脑中似乎有一幻想的女子，这个女子要像他一样中英文俱佳，又要有很深的文学造诣，能与他唱和诗词，还要善于辞令，能在他的朋友、同事间周旋，能在他们当中谈古说今，这些都不是陈女士所专长，所以他们的婚姻终于破裂。这是双方的不幸，可是吴应负全责。如果说他们是错误的结合，这个错误是吴一手造成的。”毛彦文所言吴宓脑中幻想的女子，其实指的就是自己。
学者姜亮夫从清华毕业后，到上海教书，认识了陶小姐，并论及婚嫁。女方出身豪门，家里不识穷书生的潜质，开出的条件是姜必须出洋镀金，否则不得履行婚约。姜为了爱情毅然留学法国，三年后才回到国内，两人终成眷属。姜后来成了著名学者，其夫人则温柔闲静。
朱自清25岁时，写了名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当中一段文字涉及对妓女的看法：“一、在通俗的意义上，接近妓者总算一种不正当的行为；二、妓是一种不健全的职业，我们对于她们，应有哀矜勿喜之心，不应赏玩地去听她们的歌。”
1940年，戴望舒之妻穆丽娟决定和他离婚。戴望舒因此向她发出《绝命书》，说：“从我们有理由必须结婚的那一天起，我就预见这个婚姻会给我们带来没完的烦恼。但是我一直在想，或许你将来会爱我的。现在幻想毁灭了，我选择了死……”但戴望舒终于没有死成。
学者谢国桢二十多岁时游杭州，在西湖附近的葛岭闲逛时，遇见两个老者，其一姓李，据说懂得相术，谢便请他给自己看看。李说：“谢先生相貌很好，将来一定有二十年的好运，可是有一桩，如果是不怎样……那就更好了。”谢马上问：“怎么样？”李吞吞吐吐地说：“要是到三十五六岁的时候，不被娘儿们引诱，那就更好了。”谢说：“我又不嫖姑娘，那又怕什么？”李正色道：“花钱取乐，不损人格，那又怕什么！只怕是不花钱的女人呀！”十多年后，谢已四十朝外，自嘲道：“深盼有一天机会来临，可是一直到民国三十二年尚未遇见一回事，真是书生老矣，机会不来。”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女学生的择偶标准被编成一句顺口溜：“北大老，师大穷，清华、燕京可通融。”
刘海粟这样描述自己的第二个妻子：“当时，成家和较之一般的女孩子，是很美的，她的容颜、体型、风度、神韵皆美。”抗战时，先是刘海粟没有留下足够的生活费便抛下妻儿去了南洋，后来成家和又抛下儿女，带着刘海粟的藏画和作品与人私奔。
画家叶浅予的第一次婚姻并不幸福，女方罗彩云不识字，两人情趣上的距离可想而知。叶那段时间经常借酒浇愁，遂有女画家梁白波的第三者插足。叶梁的私情后被罗发现，据叶后来回忆，罗彩云“有如缉私巡警一般，随时追踪袭击我们，记得1936年她‘袭击’了两次。一次在上海某处亭子间，由女儿的奶妈侦察追踪，把我们抓获。罗彩云俨然以太太自居，把白波当成姨太太来羞辱，我当时惊慌得不知所措。另一次在南京，罗彩云把她的父亲也搬了来，当面逼我‘定个名分’。我被牵着鼻子送他们父女回上海，还由律师作证，写下了保证书。”解放后，叶和罗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但“文革”中罗仍受叶的牵连而遭罪，后服安眠药离世，死前，她对女儿说：“你们叶家害得我好苦！”
叶挺向李秀文求婚时，李家家底殷实，李父提出成婚的两个条件：一、叶须当上团长；二、女儿出嫁时，他把家产全部卖掉，给女儿当嫁妆，但女儿女婿须负责给他们养老。后来叶家用这笔钱在澳门买了一幢房子，又租了一幢房子，并保障了一家人的日常开销。
胡絜青回忆说：1930年的寒假，老舍回到北京。“罗莘田请我和老舍在家里吃了一顿饭，接着，白涤洲先生和董鲁安先生也单请我和他去吃饭。这几顿饭当然都是主人有意安排的，我和他这两个客人心里也明白。吃过这几顿饭，他给我写了第一封信。他说：咱们不能老靠吃人家的饭来见面，你我都有笔，咱们在信上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吧。他先说了心里的话。回到济南以后，他每天起码给我一封信，有时两三封信。”
梁思成说：“我爹（梁启超）把家庭的财政大权给了第一夫人，把爱情给了第二夫人。”
学者张岱年晚年对儿媳说：“年轻时，你妈的手凉，我的手热；现在呀，是她的手热，我的手凉。”
梁漱溟的侄女婿也是他的得意门生，结婚时梁说了一番夫妻理当相敬如宾的话后，举例道：“如像我初婚的时候，我对于她（梁漱溟夫人）是非常恭敬，她对于我也十分的谦和。我有时因预备讲课，深夜不睡，她也陪着我，如替我沏茶，我总说谢谢，她也必得客气一下。因为敬是相对的、平衡的……”话未说完，其太太突然大声叫了起来：“什么话？瞎扯乱说！无论什么到你嘴里就变成哲学了！……”
林语堂夫妇感情很好，生活上自然也很默契，彼此相知。一次聚会，林先到，后门外有皮鞋的脚步声，林侧耳一听便说：“她来了！”
作家赵景深回忆，他第二次结婚前，友人钱歌川与妻子凌丽茶去赵家看新娘子，“凌女士很漂亮，在我的朋友们妻子中间，像这样具有丰仪的女性是很少见的。歌川的肤色也很白皙，略为隆起的希腊式的鼻子，与丽茶真是一对璧人。”
抗战时期，学者舒湮住在重庆。某个周末他去歌乐山，等公共汽车返回时，舒湮牙疼加剧，恰巧附近有一家医院，便去求诊。一个姓吴的值班女医生接待了他，说是周日不门诊，把他回了。舒湮不死心，说：“我是特地从重庆赶来求诊的。倘若在此地过夜，明天再来，实在有些不大方便，请通融一下吧。”吴小姐便为他拔了牙。舒湮以为拔牙很疼，没想到吴小姐医术高妙，牙拔下来的时候，舒湮竟然不知道。他说：“我宁愿牙齿多坏几颗！”这一通融，正如舒湮所愿。后来，两人在重庆举办婚礼，证婚人是张元济。张在婚礼上说，舒湮的先人冒辟疆当年带着董小宛去过他的老家——浙江海盐。
胡适说：“陆小曼与徐志摩的关系只有少数人能够了解，还有几个人是‘完全了解’，而我就是‘完全了解’。”
诗人杨骚和白薇约定，等他在新加坡嫖妓过百，真正懂得女人之后，两人再结婚，白薇居然同意。杨是否嫖娼过百不得而知，但他确因此染上了一身性病。
章克标回忆说：“林语堂逢场作戏地在交际场中，也会吃花酒，叫条子了，也懂得长三堂子的韵味了。他还十分赏识那时的名妓富春楼老六，好像还为她写过捧场、赞美的文字。他穿着长袍马褂，伴陪了交际花、名妓到高级跳舞厅婆娑起舞或坐听音乐，也感到兴趣不恶了。”
茅盾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只字未提秦德君其人，但在茅盾的一生中，这是一个抹不去的名字。大革命失败后，茅盾和秦德君同船避往日本，在京都同居。1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