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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辆汽车，非常漂亮，既有冷气装置，又有收音机。”
张灵甫虽为一军人，却好舞文弄墨，附庸风雅。他藏有不少古董字画，其中有一把瓦壶，据说是明朝杨椒山用过的。
陈布雷生活中离不开两样东西：烟和安眠药。这大概和他所从事的职业不无因果关系。抗战前期，重庆供应紧张，杜月笙常从香港带给他三五牌香烟和安眠药。
宋美龄喜欢打桥牌，较为固定的牌友有魏道明、郑毓琇夫妇，宋霭龄也常参加。
英美烟草公司买办郑伯昭一生别无他好，唯一的乐事是打算盘。每天晚饭后，他便打开卧室里的银箱，取出三十多个存折，用算盘核计一番，看看当天又多了多少钱。他所在的永泰和洋行，职工经年累月一天到晚能听到经理室传来清脆响亮又流利的算盘声，就是弄不懂郑伯昭哪来那么多的账要算。
上世纪20年代末，许杰与女生何显文同船去南洋留学。何有烟瘾，曾在船上花一块钱买了一听50支装的香烟。许杰当时有些不能理解，他平时三块钱就能过一个月，而她买一听烟就花去一块钱。不过两人最终还是结为夫妻，一起生活了几十年。
1932年6月26日下午，鲁迅一家去上海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参观“春地画展”。艾青送展的作品是从本子上撕下来的一幅抽象派画稿，鲁迅走到这幅画稿前，驻足片刻，问：“这是原作，还是复制品？”艾青答：“是原作。”鲁迅说：“是原作那就算了。”鲁迅有收藏美术作品的爱好，尤好版画，很显然，如果是复制品，鲁迅打算把它买走。艾青后来很后悔，当时没有把作品送给鲁迅。
老舍喜欢听京戏，也会唱。1944年，六七十人在重庆郭沫若家聚餐，庆祝他从事创作30周年。席间，梅贻琦带着酒意说了个笑话，老舍则一口气唱了三段京戏，他唱的是龚（云甫）派老生。
梁启超说：“只有打麻将能让我忘却读书，只有读书能令我忘却打麻将。”
民国初期，滇军将领多半都有大烟瘾。范石生曾回忆说，他们横卧烟榻时，如部属来报告说“大元帅（孙中山）来了”，他们便收起烟枪出去迎接。如果是谭延辏Щ蚝好窭矗痛友涕缴献鹄础Ｈ绻墙槭矗潜慵绦檠蹋鹄匆裁饬恕�
黄绍竑当上广西“二把手”（地位仅次于李宗仁）后，私生活日益滑向颓废，甚至开会议政时也常借故溜走。李宗仁劝他戒掉大烟，他答：“德公，我怎么能戒烟呢？生活太苦闷啦！”后来，黄绍竑在李宗仁等的撮合下，娶了个可心的妻子，便当着李宗仁的面，捣毁了几套极为精致名贵的鸦片烟具，以示重新做人的决心。据说黄在戒烟期间硬着头皮不用西药，忍受了极其痛苦的一段日子，一个月后竟彻底脱瘾康复。
严复年轻时染上大烟瘾，李鸿章曾这样劝他：“汝如止队才，吃烟岂不可惜！此后当仰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但严复终其一生，并未“革去”这个嗜好，反而是变本加厉地猛抽，通常是一日三遍，而且抽得十分讲究，要专门从上海购入上好的烟膏，他的家书里不乏嘱其妻从上海购买烟膏的记录。1919年，已步入人生晚年的严复写道：“以年老之人，鸦片不复吸食，筋肉酸楚，殆不可任，夜间百服药不能睡。嗟夫，可谓苦已！恨早不知此物为害真相，致有此患，若早知之，虽曰仙丹，吾不近也。寄语一切世间男女少壮人，鸦片切不可近。世间如有魔鬼，则此物是耳。若吾言之，可作一本书也。”这种沉痛之言出于一生的教训。
舒新城长在水乡，自幼喜划船。后来他一直生活在上海，成为出版家，这一爱好也因条件所限而渐渐荒疏。1934年10月，舒新城夫妇到苏州郊外的青阳港度周末。饭店门前是一条宽几十丈、水极清澈的河。饭店备有一种尖底船，桨有胫，可坐荡而周身用力。他们上午10点多入住后，11点即租船划了一个小时；下午3点又划了两个小时；晚上8点再划一小时。一日三划，算是过了一把划船瘾。次日白天出游，回来晚饭后又划一阵。第三天下午又划了半天，并且深入小港，串游水乡。两人此行感觉极好，当即商定每月各存10元工资，专门用于以后来这里划船。
阿英是藏书家，访书之瘾极大，居上海时，常到苏州买书。
阿英一般是清晨从北站乘飞快车，一个多小时后到达苏州，住定即雇车到城内察院场，这是个旧书铺云集的地方。阿英曾开列出他依次出入的店铺：文学山房、松石斋、存古斋、来青阁、适存庐、觉民书店、艺芸阁、宝古斋、灵芬阁、集成、勤益、琳琅阁、振古斋、欣赏斋，一路访书至饮马桥。至此一上午就耗进去了。中午到西园粥店或玄妙观吃点东西。下午从观前街的书摊扫起，后折入牛角浜，再回到庙后，雇车入牛东大街，访来晋阁老店。后折入大华书店，在店主家歇息片刻，然后去闾邱坊巷看书。最后，巡回玄妙观前的新书摊。
这一大圈逛下来，已是夕阳西下时。阿英带着收获的旧书，回到旅店，略事休息后，到上海粥店吃晚饭。一般是要一盆活虾，一样菜，一碗饭。饭后在街上溜达一圈，即回旅店。接下来便是灯下翻书，遇到佳作往往一气读下去，至酣然入梦。
陈群曾是汪伪政权的内政部长、江苏省长。南京沦陷时，满街都是旧书，无人问津。陈群便于这时开始收书，收了不下百万册。他将当中十多万册最精善的本子藏于家中，不时把玩欣赏。抗战胜利时，他整理所有家藏，编了目，写了数百封遗书后，才仰药自尽。藏书家黄裳称陈群“在汉奸中，算是作风特殊的，也可以说是一个畸人”。
袁世凯之子袁克文自小师从天津四大书家之一的严范孙，得其真传，真、草、隶、篆无所不通，无所不精，后大享书名。袁克文写字的一个独到之处，是不用桌子，把纸悬空，由人拉住两端，他在上面挥毫，竟然笔笔有力，而纸无损，这是一般书家很难做到的。他写小字也是如此，常常是仰卧在烟榻上，一手拿纸，一手执笔，凭空书写，并无歪斜走样之处，的确令人惊叹。当时上海的各种小报、出版物等，纷纷慕名请他题签。某次，有个叫陶寒翠的作者以其作品《民国艳史》请袁题写封面，袁一挥而就。小说出版后，作者送给他一本。袁一览之下，顿觉懊悔，原来书中不乏大骂其父袁世凯的内容。袁自此谨慎行事，不敢轻易应酬了。
李叔同年轻时，养了很多猫。他去日本留学后，曾专门往家发电报，问猫安否。
周有光、张允和夫妇都喜听音乐，但偏好迥异。周有光喜欢西洋音乐，张允和则喜欢中国古代音乐。上世纪20年代后期，两人谈恋爱时，夏天周有光常请张允和到上海法租界的法国花园听贝多芬的交响乐，据说是躺着听，一人一个躺椅，票价自然不菲，两枚银元一张。往往躺着躺着，张允和就睡着了。
丰子恺1933年时曾著文说：“我每天还为了糊口而读几页书，写几小时的稿，长年除荤戒酒，不看戏，又不赌博，所有的嗜好只是每天吸半听美丽牌香烟，吃些糖果，买些玩具同孩子们弄弄。”40年后，丰子恺死于肺癌。
数学家吕竹人香烟瘾极大，在清华任教时，与人闲谈半小时能抽一匣。他的宿舍整天烟雾弥漫，别人进不去，偶开窗户，烟味能传到十米以外。
某年正月，北大教授周作人、马衡、钱玄同等同逛厂甸，撞见黎子鹤和张凤举，黎拿出刚高价收来的“酱油青田”印章给马衡看。马当时已有些眼花，将石头拿远些一看，便不客气地说：“西贝，西贝！”（意为假的）
北大教授朱希祖喜好旧书，而且收旧书的本事极精，很多书商都弄不过他。他留着大胡子，琉璃厂旧书铺没有不知道“朱胡子”的。
徐曾以《论烟》为题著文，头一句话就是：“烟是可爱的！”文中大谈抽烟的方式、抽烟的好处及享受抽烟的美妙：“吸的烟类，有‘旱烟’、‘潮烟’、‘纸烟’、‘雪茄’、‘斗烟’、‘鸦片’等，这些，我都喜爱。我爱在冬天太阳里听江南父老们喷着旱烟讲长毛的故事；我爱在田亩旁，在农夫们潮烟旁听田事的研究；至于房间中纸烟、雪茄、斗烟的烟雾里，同师友们与爱人谈些无系统的感想，当然是我所喜爱的事；而在鸦片烟旁听些或谈些深奥的问题，也是我所喜爱的事情。”“吸烟不当专吸某一类的，应当在适宜时候来吸各类烟才好，照普通生活来分配，早晨当吸水配，出门当吸纸烟，中饭后当吸雪茄，晚饭后当吸旱烟，星期日当吸一次鸦片，到田野去玩时该吸潮烟。”
刘半农的业余爱好是照相。据说当年在非职业摄影家里，他的造诣名列第一，曾著有《半农谈影》一书。
上世纪30年代，刘文典曾任清华国文系主任，同时在北大兼课。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教授。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散伙，教授们“各回各家”时，刘却留在了云南。据说这是因为他舍不得云土（烟土）和云腿（火腿），并由此而得了个“二云居士”的雅号。
“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兴趣广泛。收藏是他的头等爱好，此外据张中行介绍，他还不乏其他雅兴：“他喜好围棋，我的邻人崔云趾（围棋三段，晚年评四段）教他许多年，据说造诣不高，距离初段还有一大段路。他也喜好京剧，学老生，唱得不怎么样，音量太小，可是老师很了不起，是鼎鼎大名的余派创始人余叔岩。他还喜好古琴，弹得怎样，有没有名师，我都不清楚……他喜好书法，常写，字我见过，面貌清秀，只是筋骨少，过于纤弱。下款总是署丛碧，这是他的别号。他能填词，我像是在谁的书房里见过他的词集，确切情况想不起来了。他还能作诗，我的友人蔡君告诉我说，曾见一本《洪宪记事诗》，后部续诗是张伯驹作的。总之他是个出于锦绣堆中而并不完全声色狗马的人物。”
上海作家赵景深一度喜欢看根据名著改编的电影，有时一天连看几场。他还把这类电影说明书按作者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排列起来，夹在一本讲义夹里，大约攒有一百多张。他曾承认，当年看这类电影的初衷是为了偷懒，以为看了电影就不必读原著了，后来感慨说：“这怎么行呢？”
诗人朱湘嗜烟如命，在大冬天当袍子维持生计的困状下，他一天仍要抽一听（50支）白金龙烟。
戏剧史家周贻白喜欢收藏业内艺术品。他把一种脸谱烟标贴在相册里，一共100号，一张不少。他还在账簿和讣文上贴四川高腔的脚本、刘宝全和山药蛋的秘本大鼓以及《抗金兵》、《五彩舆》之类。
赵景深说：“我有一种癖性，常喜欢朋友所喜欢的，自然这也以自己范围以内为限。虽然仍旧是自己的癖性，没有朋友，或许会遭搁置；朋友也喜欢，我便感到兴趣盎然了。比方说，友人调孚喜欢弹词，我也跟着喜欢了一阵；现在他冷了，我也跟着他冷了。”
徐调孚好昆曲，但不是票友。仙霓社所演的几百出昆曲，他场场不落地看过。还替仙霓社编了一个《戏目索引》详细注出见何曲谱，在第几册，第几卷。
学者熊佛西喜欢兰花，栽培有道，能用一盆兰花分殖成几十盆。他的心得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