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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涛摆摆手，突然抽身就往门外走去。
“目前入住的，当然还是那些提前预定好的一些小国家小团体，不提也罢。而美国人这么一动弹，罗斯福、杜鲁门的那些小喽啰当然就会跟着起哄了。罢了罢了，咱们还是各忙各的吧，我倒想瞧瞧，他们一窝蜂地突然全部接受了邀请来看戏，到底想看谁的笑话。”
这边突击营紧张地备战着，远在延安的一群人也是连续多日寝食难安了。
从确认莫斯科方面要在蒙古动手的消息那一刻起，老毛沉思的眉毛就一直没有舒展过。
突击营在蒙古突然大张旗鼓的展开了一系列的扩张行动，作为宗主国的莫斯科绝对不可能对此坐视不理，所有斯大林何时动手以及怎样动手，虽然都已在他的预料之中，但当这件事真要发生了，他还是忍不住坐卧不安起来。
不管这么说，相对于千里之外的老蒋和他的重庆政府，在与斯大林及其克林姆林宫关系上，延安显然要亲密许多，当然在说话的轻重方面也更有转圜余地。
但是正所谓投鼠忌器，延安这种与莫斯科的亲疏关系反而在事关突击营扩张蒙古事件上，不仅很难有所作为，甚至还只能三缄其口不发一言为妙。
为何？因为在突击营进入蒙古伊始至今，别说重庆政府，就是与莫斯科奉行一个主义的延安都至今未置一词，更别说对突击营后来的扩张进行哪怕是表面文章的谴责了。当然这固然与突击营绝妙的先低调、后稳固、最后突然高调宣布的蚕食手法有关，但对于同样在心中耿耿于怀这块被强行割去国土的伟人们来说，显然从一开始就是乐观其成而故作装聋作哑的吧。
“老毛，请你看看这份电文。真是一个不省心的陈赓啊，当此日本帝国主义即将投降，而老蒋又与我们摩擦不断的关键时刻，他竟然还有闲心为突击营出谋划策。”
周恩来人未到声音先进了窑洞，不过生气的语气听上去倒更像是某种夸赞，老毛一听就是摇头一笑：“恩来呀，像陈赓这样的我军高级将领恐怕不在少数吧。哈哈，若不是上面有我们压着。他们也许早几年就对突击营在蒙古的行动不仅要大声叫好，还要去买几挂鞭放放呐。”
周恩来一听，也是摇头一笑。随即将电文递给老毛。
“我们怎样都还好说，就怕我们的那位身居克里姆林宫的大人若是了解我们这些将领的真实情况，怕是脸上会很难看的啊。”
“没了张屠夫，难道我们还真的要吃带毛猪吗？无妨。随它去吧——”
老毛说着，扬起手中的电文瞄了几眼，随即又是一声徐徐说道：“其实人家也不是傻子，从我们的那位小朋友开始动蒙古的脑筋，以及悄无声息的数年蛰伏期。再到近期的高调通电和正式扩张，我们哪一个不看得清清楚楚，又有哪一个在嘴上吐过半个字来？打，也由他，不打，也由他，总之我们还是按既定方针办——一言不发，静静地看戏。”
“可是。我们真的就只静静地看戏？”
不知为何。周恩来像是总有一句话始终没说出口似的，话说到一半，却又硬生生地咽了回去。
“不然怎样？”老毛仿佛看透了周恩来心思，继而挥手大声道：“谁也不是救世主，我们更不是。或许放在去年我还在心底有一丝波澜，为那些值得我关注的人和事。但今天我不会了。因为事实胜于雄辩，历史也检验了一切。该存在的，无论什么力量也都无法将其抹去。就像多年前我们的那场艰苦卓绝的长征，它总是有理由存在的。”
而在迷雾缭绕的重庆，一场对话也在同样进行着。唯一与延安有所不同的是，同样都是第一公子的身份，同样都曾经是苏联红军低级军官，同样都是从一个地方回到祖国，重庆的蒋公子经国却参加了这一次重大议题的会商。当然理由也是十分充分的，那就是对于即将在蒙古发生的惊天动地的大事，没有人比蒋经国更了解正在那里集结的苏联红军，以及苏联红军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了。
蒋经国怎么去的红色苏联，自不待言，但他的表现却是有目共睹的。1929年12月，蒋经国申请加入苏联**。为了表示坚定的立场，他还一度在苏联报纸上发表声明，如果将来有机会碰到蒋介石，要“给他和他的党羽严酷的惩罚””。也正是有了这些表态和表功，蒋经国被接受为第四类布尔什维克党员。所谓第四类，指的是“人民敌人”的子女。这说明他是被作为特殊情况处理的。
次年，蒋经国以全班第一名的惊人成绩从军政大学毕业。
当然，校方也在他的个人档案里做了同样惊人的评论：“（他）非常聪明、忠诚，是全校最优秀的学生。”
蒋经国的表现太好，以至于惊动了斯大林。斯大林指示苏共中央有关部门与**驻共产国际代表商议，准备把蒋经国派回中国，参加**领导的红军。但是，**驻共产国际代表拒绝了斯大林的建议。这就让蒋经国第一次回国的机会成了泡影。他再度请求到红军工作，这个请求也落了空。
这件事情颇具戏剧性，因为很难想象，假若延安方面接受了斯大林的这个建议，蒋氏父子将极有可能兵戎相见，而那将是一副何种场景呢？
或许正因为看到了这一点，老毛的伟人特质在那一刻超越了一切吧。
不过随着“西安事变”发生戏剧性的转变，蒋经国第二次回国的机会又一次戏剧性地到来了。
在斯大林首肯下，1936年11月上旬，苏俄驻华大使通过第三者向蒋经国传达了“经国可以回国”的最高指示。
1937年3月10日，季米特洛夫把蒋经国召唤到莫斯科，并由**驻莫斯科代表团向他做了一番陈述，同时表示他很快就可以回到中国，但首先要写一个声明，保证回到中国后不跟**作对，也不能站到托派一方。
蒋经国在做出多方保证之后，随即在中国驻苏大使馆领取了护照，并向蒋廷黻大使辞行。当日，季米特洛夫代表苏共以个人名义邀蒋经国到自己家里。对他说：“请转告令尊蒋总司令，**已经诚意决定和国民党联合。”这场极富政治色彩的欢送宴后，蒋经国随即携妻子离开莫斯科。由**驻共产国际代表康生陪同，乘火车经海参崴回国。
可想而知的是，像这样一个红透半边天的儿子，老蒋怎么可能有心情去重温一番天伦之乐呢？
然而终究血浓于水。在刻意疏离了很长一段时间避不相见之后，老蒋终于还是十指连心，极为低调地在当时建于杭州的国民政府主席别馆进行。一进门，蒋经国就向父亲跪下，三叩首。他以如此独特的方式。表达与过去12年的红色之旅彻底决裂的态度。
终于回归“太子之位”的蒋经国，在1940年10月1日这一天终于开始展露他的治世才华，这一年他刚刚年满30岁。
在江西赣州群乐大戏院内，踌躇满志的蒋经国对着赣南十一县的县长、秘书、参议会议长、社会贤达等慷慨陈述其“三年计划”：“我们在三年之内，要办331个工厂，要开垦2万亩荒地，要办314个农场，要建筑995个农业示范区。要成立3000个合作社。要建筑6043个水利工程，要开辟321个果园，要建筑259个新校舍……”
不过谁也没想到，这位已经在十几年的社会实践中取得了瞩目成绩，同时也用这十几年的实干荏苒岁月证明了自己的新派太子，再一次以自己的言辞震惊了世界。
而这时。在延安的另一位太子此刻正在深入农村，全身心地体验着作为一个合格农民的全部历程。
就在众将结束争论。老蒋即将做总结性发言之前，只是象征性地询问了远远坐在一角的蒋经国。因为在他看来。十几年的历练对于他未来可能接手的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度，还是太少太过苍白了。
“经国，你有什么要发言的么？”
老蒋话音未落，蒋经国早就腾地一声站了起来，颇有些令人意外地慷慨陈词道：“父亲，经国真真有话要说。各位前辈，同志们，由于经国那段人所共知的不堪经历，所以接下来我要引用的一句先人警言，万望能够引起诸位的足够认识和警觉。那就是林则徐先生曾经大声疾呼过的，亡中国者，终为俄罗斯也！我只想改一个字，亡中国者，必为俄罗斯也！”
随着蒋经国的话音落地，整个会场顿时哄地一声变得人声鼎沸起来。
人头攒动中，逐渐醒悟过来的陈布雷急忙倾身对坐在他前排座椅上的老蒋低声提醒了起来：“总裁，您必须要有个态度了。目前世界正在多方督促苏联出兵中国，并协助我国对侵华日寇完成最后雷霆一击之关口，我们的态度和所持立场就变得尤为微妙了。”
正凝神想着什么的老蒋，怵然一惊，但马上就面露不悦地猛哼一声：“娘希匹，我们要什么态度？解放和收复我们失去的所有领土，寸土不让地全部重新收回到中国名下，这就是我们的态度。再说了，现在讨论的是孟遥他们，关苏联人什么事情，娘希匹。”
陈布雷暗叹一声，但还是尽责地跟上一句：“孟将军之事就是苏联人之事，请总裁三思。”
老蒋似乎有所触动，但不知为何却始终梗着脖子不搭腔，并最终抬手一指蒋经国道：“你的话没有讲完，可以继续讲下去。”
蒋经国点点头，赶紧抓住机会继续大声陈词道：“同志们，父亲早在本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已警告我们，像我们这样四亿五千万人口，一千二百万方公里土地的国家，无论是跌下去，或是站起来，对于世界人类总是一番大震动。无论是敌人或是友人，都要先看他自己所受的影响，才敢确立他对我们中国的方针。”
“可是一世纪来，由于列强对我们不断的侵略和压迫——尤其是比邻的日、俄两国，更迭为害。日本没有力量的时候，俄国就来了；俄国打败了，日本又起来；现在日本倒下去了，又成了俄国人的天下。日本的野心，已由日本人自己的口中说出，这是容易明白的。而俄国人则不同，他们口口声声说扶植弱小民族，帮助殖民地民族的解放运动，援助中国革命，其实绝对口是心非，真正的是要攫取我们在远东的整个大陆。”
老蒋沉脸听着，突然高声命令道：
“经国，这些众所周知的事情就不要多说了，你只说说协助宋部长访问俄国的事情就行了。”
原来，在今年初也就是1945年初，为了争取到最大国家利益，老蒋趁着罗斯福尚未将《雅尔塔协定》公诸于世之际，飞速派出了由行政院长宋子文为团长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决定就外蒙古、中东铁路、旅顺、大连军港等诸多历史遗留问题向克里姆林宫进行深度交涉。
第五百八十四章 、蒋经国来了
“我们既然来到莫斯科，就只好忍耐和他们谈判了。谈判中间，有两点双方争执非常剧烈：第一、根据雅尔达协定，有所谓租借两个字眼。临行前父亲就给过我们指示，绝不能用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帝国主义侵略他人的一贯用语。第二、我们认为，所有问题都可以逐步讨论，但是必须照顾到我们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后来，斯大林虽然同意不用租借两字，对于中东铁路、旅顺、大连这些问题，也肯让步，但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实际就是苏联吞并外蒙古的问题，他坚持决不退让，这就是谈判中的最大症结所在。”
“谈判既没有结果，而当时我们内外的环境又非常险恶。所以父亲打电报给我们，不要我们正式同史大林谈判。同时又指示我以个人资格去看斯大林，转告他为什么我们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