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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身份，这些士兵当时正杀得性起，惠帝不敢杀，那就杀嵇绍。士兵将嵇绍从惠帝身边拉开，惠帝说：“忠臣也，勿杀！”
此刻圣旨已经没有用了，士兵回复惠帝：“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耳。”说完手起刀落，将嵇绍斩杀于御前，血溅了惠帝一身。惠帝吓得跌落草丛中，怀中六枚皇帝印玺（注：蔡邕《独断》：“皇帝六玺，皆玉螭虎纽，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皆以武都紫泥封之。”）散落在地。
石超闻讯赶来，将惠帝接到自己营帐中。惠帝担惊受怕半天，又累又饿又渴，石超献上水，军中没有食物，就到附近摘了几个秋桃，给惠帝聊以充饥。
石超派人回邺城报捷。成都王大喜，如果惠帝死于此役，那就等于他当着全天下人的面弑杀亲兄、弑杀天子，幸好惠帝无事，成都王派出中书监卢志去将迎接惠帝，石超派弟弟石熙随行护驾。
当天黄昏，惠帝被移到邺城外成都王的军营里，荡阴之役以王师惨败、惠帝被俘告终。
整个惠帝北征是一次混乱、拙劣的军事投机行为，失败是必然之势。在军事史上此役毫无称道之处，但是它在两晋政治史上的影响却相当深远。
众所周知，“五胡乱华”的直接诱因是“八王之乱”中的东海王一派与成都王一派各自向胡人借兵，引狼入室。“八王之乱的最后一幕，即司马越与司马颖的对抗，由于各种势力的参与，就进一步扩大化和复杂化，不再是单纯的诸王之争。对垒双方，一方为成都王司马颖、匈奴人刘渊、羯人石勒等等，另一方为东海王司马越、鲜卑拓跋部、鲜卑段部和‘乞活’等等。敌对势力阵线分明，冤冤相报，屠杀无已时，动乱愈演愈烈，仇恨愈结愈深。”（摘自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2005年修订版，P26）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五胡乱华”的前三十年可以视为东海王、成都王两个阵营冲突的延续、升级与失控。这一点可以从西晋末年的政治格局中看出端倪：匈奴人刘渊、羯人石勒都与成都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与刘、石为敌的王浚、祖逖、刘琨、鲜卑段部，都曾是东海王的盟友，而在江南立足延续晋祚的司马睿政权，即日后的东晋朝廷，则更是东海王精心培育的结果。
这两个壁垒分明、相互仇视的阵营是何时形成的呢？就形成于公元304年的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惠帝北征。两晋之交叱咤风云的人物，大部分参与了荡阴之役，所以此役是意义非凡的。不过在当时，它混迹在连绵不断的大小内战之中，所有人，包括当事人在内，都没有能够窥其全貌，必须等到二十年之后再来回顾，才发现此役提纲挈领，定下了今后二十年历史的大纲，并且早已给各个历史人物安排好了角色、立场。
且先看东海王的军营，前后走出三位皇帝，他们是晋惠帝司马衷、晋怀帝司马炽与晋元帝司马睿。当时怀帝司马炽的身份是皇弟豫章王，以抚军将军的官职随扈出征；元帝司马睿继承了父亲的琅琊王爵位，以左军将军的官职随扈出征。
此外，与此役有关系的还有另一位皇帝晋愍帝司马邺，司马邺当时只有六岁，因此留在洛阳，随扈出征的是他的父亲吴王司马晏。
除了皇帝，东海王阵营还有不少三公宰辅，比如说王戎，比如说东海王本人，比如说晋怀帝朝的太尉平昌公司马模（日后封南阳王），再比如说东晋名相王导。王导当时以司马睿幕僚的身份随军出征。
三公之后，复有名将，比如说苟晞，他是晋怀帝一朝在东线疆域抵挡匈奴羯人的柱石，一度被怀帝引为外援制衡东海王，当时苟晞担任北军中侯，统帅禁军，失败后投奔豫州范阳王；再比如日后中流击楫的民族英雄祖逖，当时他以豫章王从事中郎的身份随军赴邺。
成王败寇，东海王那边全是朝堂显贵，成都王这边则涌现诸多乱世枭雄。比如日后建立汉政权的匈奴人刘渊，当时就在邺城担任辅国将军，督北城军事，他的儿子刘聪也在邺城，担任右积弩将军，参前锋军事；再比如成都王的帐下督公师藩、汲桑，日后纵横中原，搅得并、兖、冀三州不得安宁，他们帐下有一个羯族将军，取了个汉族名字叫石勒，日后占领北方半壁江山，建立赵政权，一度成为威胁东晋朝廷最严重的敌人。
四、潜龙惊
永安元年七月二十五，也就是荡阴之役的次日。成都王率领邺城百官早早拜服在御道两旁，诸门大开，恭迎惠帝临幸邺城。
天子卤簿隆重无比，开道的旌旗如同一片树林在移动，后面有骑兵、步兵内外数重，排着方阵缓缓而行，环卫着惠帝所乘坐的由六匹骏马拉拖的金根车，豫章王司马炽与司徒王戎等人跟随其后。
隔着数千盔甲锃亮刀锋锐利、表情严肃虔诚的护卫，人们只能远瞻龙颜，但是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惠帝望之不似人君。他神情委顿，这是受到惊吓的缘故；眼睛红肿，这是哭了一夜的后果；惠帝身上的衮服光鲜夺目，实际并不合身，幸好坐在车中所以没有被发觉，惠帝头上的远游冠细看之下有破损之处，那是在战斗中被损坏之后紧急修补而成的，远游冠没有冕旒垂下遮住脸部，所以很轻易就可以发现惠帝的脸上带着伤。
如此庄重盛大的迎驾场面是成都王的有意安排，其用意一来是炫耀武功，向天下宣告惠帝在他手中；二来是圆谎，他此前的出兵理由是救驾，要从劫驾的逆臣手中救出惠帝，如今大胜而归，若是惠帝悄无声息地现身邺城，或者现身时狼狈不堪一身血污，难免会有人发诛心之论：进邺城的究竟是当今天子，还是成都王的俘虏？为堵悠悠之口，成都王必须向天下人昭示他对惠帝的忠诚与恭谨，不能失礼。
但为了惠帝这次亮相，成都王可煞费苦心，搅得半个邺城一夜未眠。皇帝卤簿按照护卫数量与副车数量的繁简，分为天子大驾、天子法驾、天子小驾三个等级。天子大驾最为隆重繁缛，三公九卿全部出动，属车八十一乘，护卫数万人，不过“天子大驾”只有在祭祖祭天等最神圣的场合才使用，按礼此处需用“天子法驾”。法驾相对简便，东汉蔡邕描述说“法驾上所乘曰金根车，驾六马，有五时副车，皆驾四马，侍中参乘，属车三十六乘”。晋朝这方面的制度与东汉相仿。
“侍中参乘，属车三十六乘”，这些有现成的；护卫数千可以从邺城诸军里调拨；所谓“五时副车”，就是五辆安车，每辆车由四匹马拉掖，分别涂成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按一定组合排列，邺城有现成的安车，连夜涂上颜色也可以炮制出来；难以准备的是皇帝坐的金根车，因为它不仅是一辆车那么简单，车身上还要装饰许多御用器物，当时惠帝的服御已经散落在战场上，除了身上穿戴的，其余都无从寻觅，而且御用器物都是违禁品，任何人擅自拥有、使用都是重罪，所以不可能从民间购买，赶制又来不及。
怎么办？金根车是整个卤簿的中心，总不能让皇帝坐裸车吧。成都王想起三年前惠帝曾试图给自己加九锡，自己虽然推辞未受，但是那“九锡”之物并没有带回洛阳，至今仍然躺在邺城府邸。成都王赶紧取来那九件礼器，吹去灰尘，装点在金根车上。
车的问题解决了，但还有更棘手的新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如何使惠帝穿戴整齐。皇冠在战斗中摔坏了，左右请求摘下来修补一下，惠帝很合作；龙袍沾满了血迹汗渍，左右请求脱下来洗洗干净，这次惠帝不合作了，他揪住身上的衣服，好像生怕别人来抢，一再告诉左右：“此嵇侍中血，勿浣也。”
惠帝自从到了成都王军营就一直在哭，始终没停下，此刻傻劲一发作执拗无比，任谁如何哄骗都无济于事。成都王看着哥哥垂泪抱胸一脸憨态，可笑又可气，还可哀。
正一筹莫展，有精通掌故的聪明人提醒成都王，在邺城除了司马家，还另有一个皇帝。成都王一点就通，他马上派人到陈留王府，征用天子御用衣物。
原来三十九年前晋武帝受禅之时，仿靠前辈魏文帝曹丕的作法，以对待天子的方式对待曹魏的末代皇帝曹奂。武帝封曹奂为陈留王，准许他在自己的封地继续做皇帝，行曹魏的正朔，以天子的规格进行祭祀，上书也不用称臣。曹奂此后一直居住在邺城，两年前（太安元年，公元302年）刚病死，时年五十八岁，比晋朝大部分皇帝的寿命都长，晋朝廷追谥曹奂为“魏元皇帝”。如今的陈留王是曹奂的儿子，他必定不敢再自称皇帝，但是他府上必定留有曹奂的遗物。
这个猜测马上得到证实，陈留王当即送来天子纹衣，还有装饰皇冠用的貂蝉、鹖尾等物，惠帝这才得以穿戴整齐的在邺城亮相。
成都王的精心布置最后只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想借此扭转舆论的目的并没有达到。当时也好，后人也好，都认为“荡阴之役”咎在成都王，都认为惠帝是成都王的俘虏，《晋书》中将北征的军队称作“王师”，成都王与“王师”作对，自然就是叛臣。
平心而论，这件事上成都王其实有点冤，他指出御驾北征并非惠帝本意，而是受他人挟持，这确实是事实，但社会舆论其实并不关注是否符合事实，它只表达舆论传播者的情绪而已。
成都王有三个问题经不起询问：
一、如果成都王是忠臣纯臣，怎么忍心将天子的万乘之体置于枪林箭雨之中，而惠帝果然就在战斗中挨了三箭、伤了脸颊，差点丧命？
二、如果随扈北征的都是劫驾的逆臣，那该如何解释嵇绍的舍命救驾？嵇绍的血不是泼在惠帝的龙袍上，而是泼在了成都王的脸上，洗都洗不掉。嵇绍死后随即被公认为忠臣的典范，以至于成都王的盟友河间王也不得不作出姿态，要上书追赠他为司空，进爵为公；后来晋怀帝、晋元帝都先后给嵇绍追赠官爵，嵇绍最后被定爵为侯，官职为太尉，谥号为“忠穆”。四百年后，唐朝人奉旨修撰《晋书》，嵇绍的传记被列入《忠义传》，排列第一。
三、自从被立为皇太弟那天起，成都王的野心就昭然若揭，篡位自立只是时间问题，如今将北征诠释为惠帝为了自保而先下手为强，这也无不可啊。
车驾进入邺城的当天，成都王就让惠帝宣布大赦，改元，这已是当年的第三次大赦、第二次改元。改元并不是新鲜事，令人诧异的是新年号竟然叫“建武”，惠帝从洛阳来到邺城，无论诠释为被挟持也好、御驾亲征也好，都是灰头土脸的事，与“建武”两字根本扯不上关系；反倒是成都王打击了禁军俘获了惠帝，正在耀武扬威。
很明显，“建武”两字不是说惠帝建立了新的武功，而是在夸耀成都王的强盛武力，这个迹象无比清晰地透露了成都王想做皇帝，并且他已经急不可耐。
成都王已等不得惠帝回銮，到洛阳再进行禅让了，他打算撇开盟友河间王，以一己之力完成篡位。要做皇帝，首先当然是令天下归心，成都王派人去东海国，试图招回遁逃的东海王，东海王当然不会傻到自投罗网，没有应征。鞭长莫及，成都王也拿他没办法。
成都王接下来在邺城里搞整肃杀一儆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