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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半个月长沙王带着惠帝奔走于洛阳城外各个军事据点。四天之后的八月己巳，惠帝回到城北宣武场；又过了一天，八月庚午，惠帝到了城东石楼；又过了七天，九月丁丑，惠帝视察黄河上的河桥防御工事；又过了七天，九月甲申，惠帝栖息于城北邙山的军营之中。
此时西线战火已经点燃，张方与皇甫商在宜阳交火，甲申之前两天，九月壬午，皇甫商大败，逃回洛阳，张方趁胜长驱直入，逼近洛阳。
西线告急的时候，成都王的军队也逼近城东，冲在最前面的是冠军将军牵秀。甲申之后三日，九月丁亥，惠帝抵达城东数十里外的偃师邀击成都王，未遇敌军；四天后的九月辛卯，惠帝后撤至洛阳东效的豆田壁，这时长沙王听闻牵秀军在东南方向，于是又向东南搜索邀击。九天之后，九月丙申，两军在洛阳东南数十里的缑氏遭遇，牵秀被击败，撤退。
成都王势大，牵秀退了，马上又有石超领着生力军补了上来，牵秀收拾收拾残兵，跟在石超身后。
长沙王在东线与牵秀、石超周旋，西线的张方没有遇到有力抵抗，进入洛阳，竟然把可怜的羊玄之给吓得一病不起，没几天就死了。洛阳城内拥护长沙王的士众与张方展开巷战，城中朝臣不论文职武职全部投入战斗，三省尚书白天打仗晚上抽空办公，两不误。洛阳东南方的清明、开阳两道城门被焚毁，双方死亡过万。
得知张方入城，长沙王即忙回师救援。此时已是十月，十月壬寅（丙申日后六天），惠帝离开缑氏回宫，石超紧逼在后追赶，撵着撵着，石超还抽空放把火将缑氏行台烧个精光，这一次惠帝走得狼狈，有许多御用物品没来得及带走，都付之一炬了。
回到洛阳，长沙王带惠帝亲临前线，冲在最前头的关中士兵远远望见皇帝乘舆，都不敢攻击，纷纷后撤，长沙王趁机发动冲锋，关中军当即崩溃解体，张方无法阻止这退潮一般的溃败，只好丢下五千多具尸体，撤到洛阳城外。主帅索靖也在此役中阵亡，时年六十五岁。索靖以书法留名后世，他早年与卫瓘同在尚书台，都以善草书知名，世人称之“一台二妙”，结果“二妙”殊途同归，都殒命在这“八王之乱”中。
西线的危机解除，但长沙王还没来得及松口气，东线的石超、牵秀又杀到家门口了。石超到了洛阳东效就与陆机会师去了，牵秀则憋着一口气，追到洛阳城东中门东阳门外，赶上范阳王也在那里趁火打劫，于是两军合并攻打东阳门。
十月丁未（壬寅日后五天），长沙王与牵秀、范阳王大战东阳门，牵秀、范阳王再度吃了败仗，退出城外。
二十万大军竟然频遭败绩，成都王有点坐不住了，他派出将军马咸作为援军去帮助陆机，马咸就是名将马隆的儿子，可惜他在史籍中唯一的露面竟然是在打内战。第二天，十月戊申，陆机集中力量攻打洛阳东北部的建春门。
此役可以算是决战，双方都孤注一掷，建春门内是宽阔平整的御道，这给骑兵冲锋提供了有利地形（可参考第七章中的洛阳地图）。长沙王的司马王瑚带领数千骑兵做敢死队，王瑚在每一匹马身上都系上长戟，数马并行冲突成都王军。成都王军队的先锋就是马咸，马咸没料到巷战竟然还有这种打法，首当其冲，阵形一下子被冲散，于是兵败如山倒，马咸本人被王瑚擒获，斩首。
前军大败解体，溃兵如洪流一般冲击着后面的军队。当时陆机领着主力大军驻扎在新建的河桥之畔，溃兵山崩地裂一般迅猛袭来，陆机麾下二十万转眼之间化整为零。长沙王军在后面呐喊追击，成都王的士兵在前面慌不择路的逃，一口气逃出数十里，溃兵被七里涧挡住了去路，情急慌乱之下，溃兵跳入七里涧的滚滚激流，心存侥幸希望自己能够游到对岸逃出生天。结果很多人淹死在水中，据说当日死者相积，涧水为之不流。
此役成都王大伤元气，损失大将十六人，兵卒数万。速战速决的设想破灭了，成都王被迫在朝歌修整军队，等待机会。
七、十年羁宦
河桥一役大败，作为主帅，陆机的死期就到了。
这原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争，之前人人都认为胜利唾手可得，甚至可能有征无战轻取洛阳。结果他们都错了，二十万大军有一半沉到水底喂了鱼虾，有十六名将军被长沙王砍下首级，悬挂在天下人皆知的铜驼街上耀武扬威。
如此惨败肯定得有人负责，不杀主帅，何以谢天下？
陆机对自己的命运无疑也有预感。据说前天夜里，他做了一个怪梦，梦见座车周围萦绕着黑色的帷幔，层层叠叠密不透风，就像灵车一样非常不祥。梦中的陆机在帷幔间穿行，试图走出包围，可是那不祥的黑色似乎没有尽头。
陆机被噩梦惊醒，天明时分，牵秀带兵包围了他的营帐。陆机是聪明人，当然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解下战甲头盔，换上宽松的布袍，头上戴起丝帛制成的白色便帽，这身打扮是晋朝人出席丧礼时的常见装束，陆机知道必死，算是预先替自己吊唁。
陆机出营与牵秀相见，神色平静自若，他对牵秀说：“吴国倾覆之后，我兄弟蒙受国家隆恩，效力于朝廷。成都王委以此项重任时，我曾多次推辞未果，最终导致今天之难。也许这就是天意吧。”
陆机请牵秀稍等片刻，他有一些遗言要留给成都王。左右拿来纸笔，这是此生最后一篇文章了，陆机心底的悲凄难以抑制，史书上说这封信“词甚凄恻”。
写完信，陆机掷笔叹息，追思千里之外的家乡，然后从容就戮，时年四十三岁。他的遗言“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流传了下来，成为后人提醒自己仕途凶险、知足不辱的警句。
陆机看似因为战败而死，实际上死亡的陷阱早在身边埋下，这次战败仅仅是将陷阱的盖子掀开，使他落并而已。陆机走上绝路有一个漫长的积寒成冰的过程，最早的杀机也许在他十五年前来洛阳，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已潜伏了下来。
陆机是陆逊的孙儿、陆抗的第四个儿子。孙吴亡国时陆抗已经病死，陆机与四个兄弟分领父亲的营兵驻守荆州，在亡国之役中，陆机的两个哥哥陆晏与陆景死于战场，因此晋国司马家与陆机不仅有国恨，还有家仇。那年陆机刚刚二十岁，此后十年他一直与弟弟陆云隐居于吴郡故乡，著书立言，声名鹊起于江南。
倘若陆机一直这么隐居下去，人生将毫无污点，他大可像后世的陶潜一样悠然自在，闲来读书赏花，月下弄琴清啸，华亭观鹤听鹤唳九天，留于后世的也将全是美誉，而不会有那么多非议。
但是陆机蛰伏了十年之后还是重新出仕，求宦于昔日的仇敌司马氏，他人生的悲剧也从这里开始奏响。这一选择令人惋惜，近人朱东润教授就说：“二陆入洛之动机，在我们看来，不尽可解。故国既亡，山河犹在，华亭鹤唳，正不易得。在他们二人，尽可以从此终老，更何必兴‘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之叹？”
以隐士终老只是后人预知陆机结局之后作出的假设，而在当时让陆机坚持做隐士，是不愿，也是不能。
说不愿，是因为陆机并非甘于寂寂而没之人，所谓“贤之立身，以功名为本；士之居世，以富贵为先”，古时文人读书与武夫打仗，都以功名利禄为目的，手段不同殊路同归而已，陆机少年成名，被誉为王佐之才，当时又年近而立正是建功立业的好年华，怎会甘心埋没于偏远海隅？
说不能，则有两方面压力。一方面压力来自洛阳，平定孙吴之后，吴人的反抗此起彼伏，昔日的孙吴臣子也大多隐居不出，不与新朝合作。武帝认为这是一个隐患，于是听从了淮南相刘颂的建议，着意招揽吴人，“随才授任，文武并叙”。太康九年（公元289年），武帝再次诏令“内外群官举清能，拔寒素”，表现出一种求才若渴的姿态。陆机、陆云作为江南士人翘楚，自然在征召之列。
另一方面的压力来自家族。吴郡陆氏是江东四大家之一，声势显赫人物鼎盛，其中有陆逊、陆抗二人更是孙吴政权的柱石，江南曾流传谚语说“陆抗存则吴存，抗亡则吴亡”。孙皓末年，有一天孙皓心血来潮，问丞相陆凯：“卿一宗在朝有几人？”陆凯回答说：“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孙皓因此赞叹说：“盛哉！”
如此盛况已是明日黄花，没过几年，吴郡陆氏就随着孙吴的垮台跌到了谷底，但是陆氏子孙并没有忘记这曾经的辉煌，先人的显赫功业成为他们追思寄怀与激励自己的最好素材，其中陆机、陆云二人用力最深。《晋书·陆机传》中全文记载了《辩亡论》上篇，陆机写作此文的目的就是“论（孙）权所以得，（孙）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业”。此外陆机还写了一系列赞颂父祖功绩的文章，流传下来的有《思亲赋》、《述先赋》、《祖德赋》等，这方面陆云也不遑多让，他也流下了《吴故丞相陆公诔》、《祖考颂》等文章于世。
因此可以想象，陆机、陆云兄弟一直被族人、世人赋予重振家声，甚至重振江南士气的厚望，而两人也自觉的承担起这沉重的期望。二陆一生汲汲进取，甚至有时候显得冒进愚蠢不择手段，其根源就在于他们肩负的担子实在太过沉重，而命运对待他俩也确实不太友好。
二陆入洛是在太康十年（公元290年），同行的还有同郡的顾荣，他们三人被为“江南三俊”。当时陆机的心情是复杂不安的，在他流传下的两首《赴洛道中作》五言诗中，只见离家的无奈与不舍、路途的艰难与对莫测未来的忧虑，丝毫不见出仕一展宏图的喜悦与试图登阁拜相的雄心。
“总辔登长路，呜咽辞密亲。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行行遂已远，野途旷无人。山泽纷纡余，林薄杳阡眠。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哀风中夜流，孤兽更我前。悲情触物感，沉思郁缠绵。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赴洛道中作》其一）
读一下这首诗，凄凄惨惨戚戚，哪像是出去做官，分明就是去流放。
陆机如此郁结其实也不难理解。
从春秋时期起，以江淮为线，中华大地可以剖成南北两大块，北方为中原诸国，自喻为华夏礼仪之邦；南方为荆楚吴越，被鄙视为南方蛮夷。中原诸国发源于黄河流域，荆楚吴越则发源于长江流域，两大文明相互融合又相互排斥，语言、风俗生活习惯都有较大差异。两地百姓之间的隔阂较深，中原人总是瞧不起楚人，翻看先秦诸子的书籍，里面的楚人总是扮演着愚蠢可笑的角色，吴人越人则是断发纹身的赤脚蛮夷。这种偏见一直存在着，即使秦末楚霸王项羽得了天下，还要被关中的一个儒生讥讽说：“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
北人既然如此傲慢无礼，南人自然也视北人为鬼域，视北进为畏途。
到了东汉末年，南人北人之间的裂缝又掺入了政治因绪，他们被人为地划入敌对的两个阵营，此后一百年，北人生活在曹魏政权的统治下，南人生活在孙吴政权的统治之下，他们被征发入伍，到战场相互厮杀，成为功成名就的枭雄们脚下的累累白骨。
南北之间民间的怨恨越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