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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孙惠劝齐王将政权移交给长沙王与成都王，解职归藩，这样才可以避开祸难，并且能够获得清誉。
孙惠是在白费口舌，史书上说“冏不纳，亦不加罪”，冷处理了。三谏不从为逐客，孙惠于是辞官避祸，逃回家乡江南富阳去了。
孙惠的不辞而别并没有引起齐王的警觉，据说当时齐王依然大宴小宴不断，莺歌燕舞，心情十分闲适。
于是有侍中嵇绍屡次劝诫齐王居安思危，无奈齐王总是阳奉阴违。
齐王经常在宴会间处理朝政，曾经有一次嵇绍找齐王议事，结果正遇齐王与他的宠臣董艾、葛等人摆宴作乐。
看到这情景，嵇绍当然是十分不满，偏偏董艾不识趣，他对齐王说：“嵇侍中善于丝竹，大王命令他弹一曲，给我们助助兴吧。”嵇氏鼓琴是天下一绝，当年嵇康在刑场顾日影而弹《广陵散》，成为千古绝唱，作为嵇康之子，嵇绍的琴艺也是独步海内。于是左右拿来琴，齐王请嵇绍施技一饱耳福。
嵇绍原是豁达好相处之人，《晋书》上说他“诞于行己，不饰小节”，偏偏这时他端起架子拒绝齐王的请求。齐王不高兴了，对嵇绍说：“今天把酒言欢，你何必吝此小技，要扫大家兴呢？”
嵇绍本意是就想教训一下这年轻王爷，他接着齐王话柄说：“殿下匡复社稷，就应当率先遵从朝廷法度，为世人树立楷模。嵇绍忝任侍中，此时头戴貂禅武冠（按《晋书·舆服志》，侍中头戴‘武冠’，以黄金为冠竿，附蝉为饰，插以貂毛），身穿朝服，手持玉版立于殿中，是在以朝臣的身份与殿下商议政事，岂能操执丝竹，做伶人之事呢！如果我是微服而来，出席私宴，殿下的命令我肯定不会推辞，但是此刻，恕难从命。”
《晋书》上说齐王闻言“大惭”，但齐王的惭愧并没能够持续多久，也没有转化为行动。舆论对齐王越来越不利，越来越多的人看出齐王身处险境。有个叫郑方的百姓，专程从家乡步行赶到洛阳，给齐王进谏。
郑方替齐王总结了五大过失：
一是安不虑危，耽于酒色，燕乐过度；二是没有弥补宗室之间的仇隙，反加剧裂痕；三是如今蜀中叛乱，北方边境不宁，齐王没有及时处理；四是赵王篡位之时，齐王招集天下共讨逆臣，战乱导致民不聊生，齐王却没有赈济灾民；五是齐王当初与追随者歃血而盟，本该赏不逾时，如今却食言，迟迟不兑现。
郑方的五条总结都切中齐王要害，但是除了第一条是齐王的生活作风问题，其余四条实际都超出了齐王的能力范围。郑方只是远离洛阳的一介草民，连他都能看穿的时局之弊，洛阳的那些公卿没有理由不清楚，他们只是袖手旁观而已。
齐王对郑方的直言表示感谢，他说：“倘若没有你的直言，我无处听闻自己的过失。”
越来越多的谏言使齐王对前途感到迷茫。《晋书·良吏传》里记载了齐王曾经就何去何从的问题询问过曹摅，曹摅是当时有名的长者，当时担任齐王的记室督。
齐王问：“当初天子被贼臣所逼迫挟持，天下没人奋起，是我率领义军兴复了王室。如今我入朝辅政，试图匡振这艰难的时局，却有人劝我弃政归藩。你看我该怎么办？”
曹摅先是恭维一番齐王的功勋，说什么“荡平国贼，匡复帝祚，古今人臣之功未有如大王之盛也”，然后他来一转折，说“然道罔隆而不杀，物无盛而不衰，非唯人事，抑亦天理”。
转了一圈之后，曹摅劝齐王放弃权势，解职归藩。他说“请大王居于高处的时候警惕从高处摔落的危险，在盈满的时候要考虑到盈满则亏的道理。请大王大公无私摈弃权欲，替朝廷精选百官，举贤进善，使每个岗位都由有才能的人充任，然后秣马脂车，解职归藩。这样就可以消弭流言，上下同庆，我等也会替大王感到庆幸啊。”
曹摅的话说得十分明白，但是齐王到底舍不得到手的权势，况且，即使放弃一切退还齐国也不一定就能免祸，齐王最终没有采纳。
除了继续独裁与弃位归藩，齐王似乎还有第三条路可走。齐王的主簿王豹就建议说，如果舍不得放权，那就适当分权。
王豹写密信给齐王，说自从元康年间以来，处于宰辅位置的人无一善终，齐王一定要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如今河间王、成都王、新野王各自割据一方，齐王这个执政有名无实。并且齐王立下盖世功勋，功高难赏，进（篡位？）则加速灾祸的隆临，退则恐怕日后会遭清算，想要求得平安看来是很难。
那怎么办呢？
王豹说，当年周武王以“陕地”为界，将天下一分为二，自陕以东由周公主持，自陕以西由召公主持。今天也可以仿效周法，以黄河为界，封成都王为北州伯，统领黄河以北的王侯；齐王为南州伯，统领黄河以南的王侯。二王共同辅佐皇帝，选立百官，每年按时向皇帝进贡朝觐。如此既可以保证齐王的富贵，又可以保全江山社稷，一举两得。
王豹其心可诛，他在唆使齐王将好不容易才得以统一的天下硬生生劈成两半。这是一个愚蠢至极的提议，因为今昔不比往日，周朝那种局面不可能复制到一千年后的晋朝，国家陷入分裂之后，唯一可能的结局就是内战。王豹其实是个不计后果的政治投机分子，他就像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从表面上看，纵横家是忠于诸侯不忠于周天子，但实质上他们朝秦暮楚，连诸侯都不忠于，他们只忠于自己。他们口绽莲花巧舌如簧，说动诸侯连衡纵横，目的看似是为谋取诸侯国的强盛，其实只是替自己谋取富贵而已。
王豹也是如此，他利用齐王当前的困境进行政治投机，后来投机失败被杀，死后却被载入《晋书·忠义传》，这真是咄咄怪事。
王豹劝齐王一定要考虑他的计策，他把齐王比做汉高祖刘邦，把自己比做献巧计定国策的娄敬、张良。当年娄敬与张良劝刘邦定都关内，一言兴邦，王豹也替齐王选好将来的新都城，他说宛城不错，“许可都也”。
王豹的信递交齐王，一直没有回应。十二天之后，心急火燎的王豹再次提笔写信，催促齐王早拿主意。这次齐王有了回复，齐王说：“你的两次奏事，意思我都知道了，容我再想想。”
齐王将王豹的信放在书案上，长沙王找齐王议事，恰巧看到了。长沙王读完信之后大怒，对齐王说：“小子离间骨肉，何不拉到铜驼街打杀！”
长沙王的愤怒可以理解，如果天下被成都王与齐王两人瓜分干净了，那他该何去何从呢？
齐王也觉得王豹的计策太过突兀，投机味道太浓，实施起来难度太大。既然事情败露，长沙王又如此表态，齐王于是检举王豹“不忠不顺不义，辄敕都街考竟，以明邪正。”
可怜王豹投机未成赔上性命，他被拖到宫城前的铜驼街御道上乱棍打死。据说王豹临死前学习了一下伍子胥，留下遗言：“悬吾头大司马门，见兵之攻齐也。”
这句狠话很快就会兑现，王豹死后没多久，齐王也跟着踏上了黄泉路。
六、颦鼓动地
永宁二年（公元302年）整个下半年，洛阳也好地方也好，过得都不平静。
七月秋汛，兖、豫、徐、冀四州发大水，冬十月，又发生了地震。当时的人们认为，频频天灾是惠帝失权齐王专政，阴气太盛的缘故。这种见解虽然荒谬不经，但是反映出了人心所向，齐王确实已经处在一触即溃的边缘。
到了十二月，也许是想鼓舞一下士气，挽回一点人心，齐王下令要在洛阳搞一次阅兵。
齐王没有想到，这一道命令竟然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阅兵的命令一下达，翊军校尉李含就从洛阳逃跑了。
李含这个名字在前文出现过，他是河间王的心腹。
李含，秦州陇西郡狄道人，侨居雍州始平郡。此人很有才干，年轻时同时被陇西、始平两郡推举为孝廉。
李含出身不高，是个寒门子弟，但是有张华的例子在先，说明寒门子弟未必就没有飞黄腾达的可能，所以对于那些有潜力有才能的寒门子弟，高门大户也会着意笼络的，于是就有雍州望族子弟皇甫商向李含抛来媚眼。
安定郡皇甫氏是关中有名的簪缨世家，其祖先皇甫棱是东汉中期的度辽将军，其后皇甫氏世代为武将，负责西陲军事，《后汉书》替此家族成员皇甫规、皇甫嵩立传，其中皇甫嵩官至太尉，位列三公。从东汉末年开始，皇甫氏开始由武将向文儒转型，累世二千石，到了晋朝，该家族出了文学家、医学家皇甫谧（据说是针灸的创始人）。皇甫谧在魏晋之交名满天下，晋武帝多次征辟他作官，都被他推辞掉。当年左思还没有成名，写完了《三都赋》却得不到世人的赞赏，皇甫谧于是替他作了一篇序，左思立刻声名鹊起，不久就洛阳纸贵了。
豪族子弟有意来结交自己，按说这是一件好事。但是不知道是因为皇甫商年少狂傲，还是李含这人性格乖戾，反正两人没结下交情却结下了怨，史书上说李含“距而不纳，商恨焉”。自尊心受损的皇甫商展开报复，他动用自己的影响力来毁损李含的仕途，李含因此被任命为最低等的小吏门亭长。
这一来一往，两人就结下了死仇。当时没人能够料到，他们这场私人恩怨将在二十年后把全天下人拖向深渊。
由于受豪族打压，李含此后几十年浮浮沉沉仕途跌荡。他当过刺史别驾，逐步升迁到秦国郎中令、始平郡中正，但是李含似乎总是处理不好与家乡人的关系，他又得罪了尚书赵浚。天水赵氏也是名门望族，既是杨太后的亲戚，又是贾皇后的亲信，手眼通天。赵浚也参与到打压李含的行列中来，找了个借口捡举李含，李含被害得不仅丢了官，还从二品贬为五品，政治生命几乎就此终结（九品中正那个品，并非官秩的品级）。
李含被闲置了一年多，又被重新起用，作了几任县令。元康九年，河间王出任征西将军，镇关中，听说李含的大名，征辟他为征西司马，不久觉得这人确实不错，又转为更贴心的征西将军长史。河间王对李含言听计从，当初讨伐赵王时诛杀夏侯姡А⒅此推胪跏拐摺⑴汕簿尤ピ酝醯鹊龋际抢詈闹饕狻�
李含抱定河间王这棵大树，再也没有豪门大族能够任意欺负他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年打压过李含的皇甫商与赵浚却都落魄了。
赵浚因为依附贾氏被赵王杀死，皇甫商则依附赵王，被任命为梁州刺史，但是赵王一死皇甫商就被解职。狼狈沮丧的皇甫商到长安求见河间王，大概是想请河间王帮他东山再起。
皇甫商虽然失势，但是皇甫家族依然强盛，该家族仍然有不少人在朝廷任职，皇甫商的哥哥皇甫重当时就正担任秦州刺史。河间王不想轻易得罪在关中盘根错节数百年之久的皇甫氏，所以对皇甫商十分客气，接待热情周到。于是李含不乐意了，他对河间王说：“皇甫商是司马伦的亲信，畏罪遁逃到长安，大王应该避嫌，不要与他频繁相见。”
这话传到皇甫商耳朵里，新仇加旧恨，积怨更加深了。皇甫商在长安待了几天，然后启程到洛阳认罪，河间王给他置酒饯行，席间李含又与皇甫商发生了正面冲突，虽经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