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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惠帝下诏说：“遹尚幼蒙，今出东宫，惟当赖师傅群贤之训。其游处左右，宜得正人使共周旋，能相长益者。”这道诏书里的“群贤”“正人”，含金量相当高。当时随太子赴东宫的太子属官，精英荟萃，个个都是享有盛誉的人物。
当时太子太师是何劭，太子太傅是王戎，太子太保是杨济，太子少师是裴楷，太子少傅是张华，太子少保是和峤，文人孟珩为太子友（官名），杨准、冯荪为太子文学。
仅以上这些人就可以组成一个强有力的内阁。但是这还不够，惠帝担心太子误交损友，命令太保卫瓘之子卫庭、司空陇西王司马泰之子司马略、太子太傅杨济之子杨毖、太子少师裴楷之子裴宪、太子少傅张华之子张祎、尚书令华廙之子华恒，轮流到东宫陪太子读书。
在此安排下，曾经在武帝朝政坛上叱咤风云的何氏、杨氏、卫氏、裴氏、和氏、王氏还有张华，都去了东宫。
这套华丽组合是杨骏替太子配备的，里面虽然包含杨骏排挤老臣的私心，却也体现了杨骏对于太子的重视。他煞费苦心地把当时最显赫的高门士族当家人与后起新秀都集中到东宫，与太子培养感情，这样等太子登基之后，就能轻易得到这些高门士族的支持，巩固帝位。
杨骏确实是太子真正的靠山，可惜太不结实了。杨氏倒台之后，张华、王戎、裴楷、何劭被调任朝中显职，和峤是贾氏仇人，还被留在东宫，元康三年病死。其余各高门士族子弟也先后被调离东宫。
在贾皇后的努力之下，太子的属官开始良莠不齐，那些名满天下的高门子弟不再有机会辅佐嗣君。渐渐地，东宫成了真正的官场垃圾堆，有处理不了的人事问题，就往东宫塞，来的也不是什么好人。比如赵王司马伦，他在元康年间出镇关中，激起民变碰了一鼻子灰，垂头丧气回到洛阳，就被安排到东宫做了太子太傅。
到了最后，东宫的官员任命越发莫名其妙。有一次，贾皇后任命陈准之子陈匡、韩蔚之子韩嵩入职东宫。陈匡、韩蔚当时还是年幼的顽童，裴看不下去了，他上书进谏说：“东宫是培养储君的地方，东宫官员一定要选择有道德的英才俊杰，陈匡、韩嵩年幼无知，不懂君子立世为人的道理与气节。太子天姿优异早慧老成，如今派两个懵懂童子去伴随左右，这可无益于太子的成长。”
虽然裴是贾皇后依重的大臣，但是在处理太子的问题上，贾皇后显然与他意见相左。
东宫官员泥沙俱下，而贾皇后的手段不止于此，她还有意派许多奸佞之人，去诱导太子学坏。
《晋书·愍怀太子传》里说：贾后素忌太子有令誉，因此密敕黄门阉宦媚谀于太子曰：“殿下诚可及壮时极意所欲，何为恒自拘束？”每见喜怒之际，辄叹曰：“殿下不知用威刑，天下岂得畏服！”
据说他们的诱导下，太子原本聪慧过人，“及长，不好学，惟与左右嬉戏，不能尊敬保傅”，“东宫旧制，月请钱五十万，备于众用，太子恒探取二月，以供嬖宠”，变成了本章第一节那样令杜锡痛心疾首的人。
教育工作颇具成效，但贾皇后对太子还是不放心，经常派贾谧去东宫监视太子。贾谧是个轻浮子弟，与太子的矛盾愈演愈烈，成为元康九年太子事件的导火索之一，容后再表。
太子越来越不成器，难免会有人劝谏。贾皇后这时又使阴招，谁对太子推诚置腹，就将其调离东宫，并且贬官以示惩戒。杜锡被贬为卫将军长史的真正原因，就在于此。
与杜锡同病相怜的还有成都王司马颖，司马颖原本在洛阳担任越骑校尉，加散骑常侍、车骑将军，掌管部分禁军。后来有一次成都王到东宫去，正撞上贾谧与太子下棋，贾谧的态度相当不恭敬。成都王与太子同岁，从小一起在西宫玩到大的，感情应该不差。看到这情况，成都王怒了，他厉声呵斥贾谧：“皇太子国之储君，贾谧何得无礼！”
此事过后没几天，成都王就任命为平北将军，被赶出洛阳，到邺城去了。
试想，在如此恶劣的生长环境下，如果太子真如武帝所夸奖的那样聪明，他应该怎么做？
是表现的像杜锡所希望的那样，做个修身勤奋的好嗣君；还是如贾皇后所愿，成为一个不成器的纨绔子弟？
因为贾皇后的作梗，太子的真实面目变得模糊不清。他是果真所谓的“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还是在学习勾践在吴国、孙膑在魏国，通过韬光养晦、甚至作贱自己麻痹对方，以求自保？
这个问题还真不好答，当年吴王夫差正在思量勾践这人是不是真心臣服时，勾践立马舔了夫差的粪便，你说他忠不忠？庞涓也曾压抑不住好奇心，派了一个故识去探孙膑的底，老兄，你是真疯还是假疯啊？孙膑充耳不闻，塞了把猪屎到嘴里，像蚕豆一样大嚼，你说他疯没疯？
勾践、孙膑后来都逃出牢笼，用实际行动告诉世人：我是忍辱负重，我在装疯卖傻。
可是太子没那么好运，他至死都没有得到机会自由地施展。若说他是在演戏，那他一生都在戏中，没有等到谢幕的那一刻，所以卸了装的太子司马遹究竟长什么样，这只能是个谜。
从常识推断，一个在阴谋中浸泡长大，常年处在死亡阴影之下的人，心理难免会扭曲，历代皇室中人少有心理健康者，原因就在于此；另外，如果一个人不受任何约束，他就容易被欲望操纵，脱缰野马一般不可自制，最后自取灭亡。汉代刘姓诸侯王在自己封地里无法无天，有以杀人为乐的，有奸淫姑妈姊妹的，其荒淫残暴令人发指，所以汉代法律专门有一种罪行叫“禽兽行”，因为“禽兽行”而被处死的诸侯王为数不少。
很不幸，以上两种环境太子都经历过，此外太子还有一个心肠狠毒的后妈，老派些不三不四的人去勾引他学坏。按贾皇后的愿望，太子越穷凶极恶、越荒淫无耻，就越让她满意，最好太子再做出点“禽兽行”来，这样她就可以痛心疾首的宣告天下：太子不令，为了江山社稷，只好另立嗣君。甚至还可以握着太子的手含泪惺惺作态一番，岂不快哉？
贾皇后想得挺好，可惜太子不配合，太子最大恶行也没超过纨绔子弟的范畴，可见太子内心是有分寸的。
但因此断定太子全然不受生存环境的影响，玩物丧志啊、脾气暴躁啊、贪图逸乐啊，种种劣迹都是做出来给贾皇后看的，这也未必。毕竟太子也是人，有血有肉有情绪，长年累月提心吊胆过日子，压抑久了，总要找人发泄。面对杜锡这种看不清形势，看似满口忠言，实则不仅无补于事，并且可能坏事的迂憨无用之人，太子未必会心存感激，那把钢针，未必是扎给贾皇后看的，可能是太子的真实心意。
贾皇后肯定也会琢磨太子到底还值不值顾忌？如果她得到东宫卧底的秘报，说太子现在连忠人佞人都分不清了，舍人杜锡劝他弃恶向善，太子竟然用钢针扎他。贾皇后肯定会很欣慰。
说来还是杜锡最可怜，无意间被贾皇后、太子两方面利用，结果流了血受了伤还要被贬官。
差不多在杜锡被贬官的同时，江统也进谏太子要向善。
江统也算是西晋历史名人，原因在于元康九年的时候，他写了著名的《徙戎论》，建议朝廷将散居中原的外族人迁徙出境，防微杜渐，阻止将来可能发生的叛乱。这一建议并没有实行，不久就“五胡乱华”了，后人都说江统有先见之明，因此《徙戎论》与江统一起名垂千古。
其实徙戎的说法并非江统首创，早在武帝年间就有不止一人提起过，到了元康年间，关中地区已经发生鲜卑、羌族、氐族数次叛乱，并州的匈奴，幽州的鲜卑也很不安分，江统于是旧事重提，但是“徙戎”是否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方法，有待于商榷。
解决民族问题不是江统的本职，江统当时的官名是太子洗马。所谓“洗马”并不是在东宫马厩里给马洗澡，而是在马前驰驱的意思。江统给太子的谏文被保留在《晋书·江统传》里，文章很长，《资治通鉴》里对此文进行了归纳总结，在此就用《资治通鉴》的说法。
江统劝太子改正的有五件事：
第一件事是“虽有微苦，宜力疾朝侍”：
第二件事是“宜勤见保傅，咨谗善道”；
第三件事是“画室之功，可且减省，园刻镂杂作，一皆罢遣”；
第四件事是“西园卖葵、篮之属，亏败国体，贬损令闻”；
第五件事是“缮墙正瓦，不必拘挛小忌”。
这五件事应该与杜锡劝谏的内容差不多，但江统没挨针扎，可能是因为他没有像杜锡那样不厌其烦的反复唠叨，江统出身寒门士族，达不到让贾皇后嫌忌的标准，所以也没遭贬官。
既然有这方面的劝谏，必然有这方面的不足。第二、三、四、五件事，实际就是指责太子亲佞远贤、奢费过度、玩物丧志又好信阴阳邪说，这些已在本章第一节阐述过，不再赘述，并且这些举动很有可能是太子有意而为之。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条，江统劝太子：虽然苦了一点，但是进宫朝觐这些必要的礼节还是要勉力维持的。
按例，太子五日一朝，就是每隔五天就得入宫去向父亲问安，汇报自身情况，但显然太子已经有很长时间没去西宫请安了。江统原文里措词很委婉，“自顷圣体屡有疾患，数阙朝侍”，意思是说“最近你金枝玉叶的身体总是生病，因此缺席好几次朝觐了”，但其实所谓生病不过是个借口，实际太子不想去西宫，或者很可能，太子不敢去。东宫有太子卫率保卫，兵力达到一万人，出了东宫，太子就没有了安全保障。元康九年十二月，导致太子被废的“式乾殿风波”，就发生在太子被诱骗进西宫之后。
这也是一个端倪，由此处可以看见太子的谨慎敏感，也可以推想到了元康末年，太子与贾皇后的矛盾已相当尖锐。
对于江统的劝谏，太子的反应当然是不理睬，继续努力做问题青年，混得一日是一日。
五、生机如昙花
九年之间，太子一直在刀锋上行走却始终有惊无险，除了太子本人的睿智谨慎，裴、张华、贾模等人的维护也功不可没。
这三人在元康年间主持朝政，裴、贾模虽然与贾皇后有亲戚关系，但都有远见卓识，凭才能立足朝堂。史书称赞裴“雅望素隆，四海不谓之以亲戚进也，惟恐其不居位”，又称贾模“尽心匡弼，推张华、裴同心辅政。数年之中，朝野宁静，模之力也”。细数历代专权的外戚，贾氏外戚出类拔萃，这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贾模是贾充的从子、贾皇后的从兄，“深有智算，确然难夺”，贾充在世的时候就经常向他咨询意见。因为关系密切，所以贾模对贾皇后的劝诫是最直接的，“每尽言为陈祸福”，最终贾皇后不胜其烦，将他疏远了，贾模在元康末年郁闷而死。
张华是三人之中威望最高的，但他的身份离贾皇后最疏远，所以进谏只能曲线救国。张华的进谏方式不失文人本色，他写了一篇《女史箴》献给贾皇后，很委婉地进行规劝。这叫“讽谏”，是古人比较推崇的、据说水准比较高的一种进谏方法。
三人之中，对太子维护最得力的是裴。
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