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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求子心切可以构成贾皇后秽乱宫廷的动机，其实不然。
在贾皇后之前相传秽乱宫廷的皇后，有汉武帝的皇后陈阿娇、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且不说这些也只是传说而已，就算传说属实，也都事出有因。陈阿娇本来就不育，后来又失武帝欢心不得侍寝，所以有可能求助外人；赵飞燕本身也是不育，她与妹妹赵合德虽然始终得到成帝宠爱，但是汉成帝荒淫过度，身体每况愈下，到后来必须借助春药才能行房事，生育能力也大有疑问，赵飞燕求嗣心切，出下策借精求子，也是可能的。
贾皇后则根本没有借精求子的必要。司马衷生有太子司马遹、贾皇后生有四位公主，这证明二人都没有生理问题。贾皇后独擅后宫，司马衷是任她摆布的木偶，两人结婚二十年生有四女，虽然不是高产，司马衷已经足够勤奋。
司马衷脑子庸聩，身体未见孱弱。元康年间司马衷正当壮年，夫妻俩通力合作，已成功出产四位公主，完全可以再接再厉，生产出皇子来，贾皇后何必要冒杀身之祸引人入宫？
三、晋世宁
说贾皇后载人入宫会有杀身之祸，这并非危言耸听。虽然说元康年间贾氏专权，但是晋朝贾氏专权与西汉吕氏专权、霍氏专权，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吕后是汉惠帝之母，在当政期间她也得到那些开国老臣的支持，帝国最强大的军队尽在她的掌握之中，刘氏子弟在她的打击之下，要么臣服要么身死，完全丧失反击之力；而霍光专权之时，刘氏宗室的力量已经很弱，霍光的亲信占据了朝堂上上下下，军权也尽在霍光的儿子、女婿手中，霍光辅佐两帝，汉昭帝充分信任霍光，汉宣帝则从民间入主未央宫，在霍光生前，他就是一傀儡摆设，因此霍光才能尽情施展，打下汉宣中兴的基础。
可知吕氏与霍氏的专权是有朝臣与宗室拥护的，无论这拥护是真心还是违心，吕氏与霍氏都能对这两股势力指挥如意，没人敢于违命与敷衍，而贾氏无法做到这一点，无论是朝臣还是宗室，都对贾氏若即若离。
先说朝臣。朝臣都出自势家大户，晋朝皇权衰弱，势家大户空前膨胀，别说贾后，即使是武帝也要忌惮三分，所以武帝在世时一味的纵容公卿，不敢得罪。皇帝尚且如此，何况有窃国嫌疑的权臣与外戚？
在武帝死后的历次政变之中，大部分朝臣保持着他们一贯的风格，冷眼旁观，让你们去闹，自己只要等一切尘埃落定后，随大流跟着跪拜就行了。他们根本没有参与政治斗争的动力，所以乐得逍遥，平时都忙着装清高讲玄言，忙着骄奢淫逸，忙着嗑药服五石散。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里叹息说：“晋少贞臣”，这话一针见血。
朝臣们知道，无论是谁当政，都不敢为难他们这些势家大户，反而会想方设法笼络他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盼着国家多灾多难。
杨骏上台，加官进爵；汝南王上台，再次加官进爵。杨骏等人心中未必分不清对错，但是他们逼不得已。统领群臣的武器有二：一曰赏二曰罚，现在满朝文武都做出不理不睬的样子，打又打不得，怎么办？只好花钱买人气。结果效果还不理想，公卿们得了好处还卖乖，摆出一种无欲则刚的高姿态，杨骏等人热脸贴上冷屁股，徒增笑料而已。
贾皇后上台之后，这种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众公卿继续保持看客姿态冷眼旁观，做永远不跳下墙头的墙头草。
所以贾皇后只有利用亲戚关系构建自己的内阁，主要依靠河东裴氏、琅琊王氏，还有本族贾氏，再加上一个寒族出身的张华，维持朝堂的运作。贾皇后是幸运的，她的亲戚中有能耐的人不少，比如裴、贾模，元康年间有九年太平岁月，这两人居功至伟。
形势注定了贾皇后的内阁很难有大作为，勉力维持平衡，不出大乱子，这已经是它能力的极限。仅凭着少数几人想推动整个时代向前进，那是不现实的。
元康年间，王戎刘颂等人曾想革除时弊，通过实行《甲午制》等进行吏治改革，这些尝试最终不了了之。阻力并非来自当权者，而是来自朝野内外尸位素餐的大大小小官员。元康年间是西晋王朝日落前的最后一抹余晖，绝大多数人都在坐吃等死，面对来时大难，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
元康九年之前的贾皇后，头脑无疑是清醒的。她清楚地看到，处于腑肘之间的群臣，他们从来不为我用，随时都有可能投靠政敌。因此贾氏谨言慎行，仔细考究史料，除了所谓莫须有的“荒淫”，贾皇后没有犯下任何别的罪行；而贾家，也没有历代外戚专权时那种跋扈专横。若说贾模、贾谧专权，他俩的官职一直远在张华、裴之下；贾模至死爵位不过是乡侯，食邑千户，远少于孟观等人，贾谧因袭贾充的鲁公爵位，一直没有增封，《晋书》上说贾谧“奢侈逾度”，这是当时的社会通病，不足以为罪证。
整体而言，元康九年之前的贾氏，还是能够严以律己，以江山社稷为重的。至于为何到了元康九年，贾皇后就昏招迭出自取灭亡？这个原因很复杂，容后再表。
说完朝臣，再看宗室。若说洛阳群臣不过疥肤之癣，那么手握几十万大军的司马宗室才是贾皇后的心腹大患。
此时武帝临终安排的四方藩镇几经变换，已经面目全非。楚王司马玮、汝南王司马亮、秦王司马柬已经过世，赵王司马伦也在洛阳担任一个闲职。元康九年初，除了淮南王司马允依旧镇守寿春，镇守长安的变为河间王司马颙，镇守邺城的变为成都王司马颖。这几个王爷后来个个都是“八王之乱”中的活跃分子，游离于贾皇后控制之外。
元康九年军事分布图
外戚与宗室的矛盾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调和，杨骏时期是如此，贾皇后时期也是如此。之前依附贾氏，并且对宗室有点影响力的下邳王司马晃已经去世，活着的宗室成员中，赵王司马伦、东武公司马澹可以算为贾氏一党，但赵王司马伦为老不尊，历来没有威信，能力也很差；东武公司马澹是宗室疏族，口碑同样也很差。两人无法代表宗室。
当时朝中另一位有影响力的宗室元老是梁王司马肜，官任拜大将军、尚书令、领军将军、录尚书事。可是此老好声色犬马，对于权势并不过分热衷，并且还是惠帝的叔祖，因此没有巴结贾皇后的必要，后来赵王起兵杀贾皇后，他也是主谋之一。
此外，还有一个高密王司马泰（之前是陇西王，后来改封高密王）在朝中任尚书令，此人是惠帝的从叔，在宗室中威望也很高，可惜也不是贾皇后一党，元康九年病死了。
因此直到元康末，宗室依然是晋朝最强大的势力，贾皇后依然无力控制宗室。
好在宗室虽然强大，其一盘散沙的弱点却依然存在，特别是在汝南王、楚王殒命之后，宗室诸王更加明哲保身，各大藩镇也保持着观望的态度。
当年杨骏就是把宗室欺负得太狠，引起不满，结果丢掉了性命；汝南王倚老卖老，得罪了宗室的少壮派，结果死于乱刀之下。殷鉴不远，贾皇后是这两起事件的策划者，当然不能步杨骏等人的后尘。因此她不敢向宗室夺权，作为回应，宗室也遵从贾皇后对中枢的领导。
元康年间的太平就是建立在这么一种微妙的平衡之上，这种平衡的脆弱，可以用当时流行的一种歌舞来做比喻。这种歌舞俗称“晋世宁”，表演方式是拿一个盘子，盘子上放着酒杯等易碎物，用手快速将盘子翻来覆去，边跳边唱，歌词如下：
“晋世宁，四海平，普天安乐永大宁。四海安，天下欢，乐治兴隆舞杯盘。舞杯盘，何翩翩，举坐翻覆寿万年。”
设想一下，酒杯在盘子上随时可能摔个粉碎，这样的“晋世”到底是“宁”还是不“宁”呢？
贾皇后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有人把宗室凝聚起来向她夺权。
诸藩镇之中，河间王司马颙是宗室疏族，辈分资历都不高，没有这个能力；需要提防的是两个小叔成都王司马颖与淮南王司马允。成都王司马颖资历尚浅，也可以暂时不考虑；值得重视的是淮南王司马允，此人镇守淮南近十年，声名卓著，元康九年时淮南王二十八岁，正是建功立业的大好年华。
对于贾皇后而言，淮南王虽是危险人物，但是他毕竟远在寿春，没有诏命谅他也不敢轻举妄动。
有一个人比淮南王更危险，这个人的血缘比淮南王更加正统，这个人的身份比淮南王更具备号召力，而且这个人始终卧在京师。
这个人就是太子司马遹。
元康九年，太子司马遹二十二岁，也是建功立业的大好年华。
明白了这层利害关系，再回过头来审视贾皇后与太子之间，就不是表面上的刀俎鱼肉关系那么简单了，而是一个相互投鼠忌器的僵局。
如果只着眼于洛阳城内，太子无疑是案上鱼肉，贾皇后要对太子下手是很容易的，问题在于怎么善后？太子的血肯定能将宗室凝聚起来，他就像一根导火索，引爆的炸药足够让贾皇后粉身碎骨。
此刻不知有多少双眼睛正盯着洛阳，说不定有人正在暗中盼着贾皇后对太子下手，太子一死，这些居心叵测的王爷们就趁机杀上前台，消灭贾皇后，瓜分贾氏的权力。
贾皇后当然不愿让这些野心家得逞。
不过，悬而不决对贾皇后也很不利。太子还年轻，而她与司马衷则在一天天老去，时间拖得越久越危险。危险来自两种可能：一、惠帝突然驾崩，太子必须登基，到时候贾皇后如果阻挠，太子就有绝对充分的理由号召天下讨伐她；二、太子逐渐发展出了自己的势力，跳出贾皇后的控制，最后号召宗室，与贾皇后争权。
动手也不是、不动手也不是，这九年间，进退维谷的贾皇后心中有多煎熬可想而知。
在此煎熬之下，贾皇后必须小心翼翼，不能落下口实让太子，或者让别的政敌借题发挥，这种情况下她还有闲情逸致，明目张胆地到洛阳街头引诱俊俏少年郎？
对于上面所说两种潜在的危险，贾皇后也作了相应的防备，她没办法阻止惠帝可能会发生的暴毙，但是她有办法阻止太子发展自己的势力。
元康年间，贾皇后一直遏制着东宫的发展。
四、诡异的母子情
贾皇后对东宫的遏制是双管齐下的，首先把东宫的好人都调走。
仔细推敲元康年间的太子属官，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素质江河日下。
太子司马遹是在元康元年春正月加冠礼的，加完冠礼就表示成年，必须搬出西宫，入主东宫。太子是储君，太子的教养就是国君的教养，国君的教养关系到社稷安危。所谓“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要想儿子有出息，就得给他请品德高尚、学问渊博的贤人做老师，并且不能让他乱交狐朋狗友。秦始皇派赵高教导胡亥，导致秦朝二世而亡，血的教训摆在哪里，不能不慎重啊。因此东宫太子属官的人选，必须仔细斟酌、精挑细选，
于是惠帝下诏说：“遹尚幼蒙，今出东宫，惟当赖师傅群贤之训。其游处左右，宜得正人使共周旋，能相长益者。”这道诏书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