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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天生和黄特派员研究李云龙的问题，他们一致认为，李云龙这个家伙已经是不可救药了，他是那种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对他的问题，从正面突破似乎是不可能了。此时需要的是迂回进攻，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身上打开缺口。他的警卫员是没什么希望了，这个吴永生是个从农村入伍的士兵，脑袋像榆木疙瘩，除了他的老首长，他谁也不认，你和他讲革命道理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于是对牛弹琴，这种人属于李云龙的死党，没什么挽救的必要了。李云龙的司机老常，马天生认为这是个老滑头，他总拿自己没文化说事，装傻充愣，一问三不知，你给他做工作，指出李云龙的罪行的严重性，老常做出一副博得懂懂的样子，傻乎平地问马天生：“政委，我咋听说李军长是台湾派来的特务？这就是你们当领导的不对了，咋让台湾特务当了军长呢？咱共产党挺机灵的，咋让台湾特务给蒙啦？”
马天生一怒之下把他轰走。
马天生也找了一些师团级干部和司令部的几个参谋，向他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希望他们能配合专案组，揭发李云龙的罪行。但这些军官的回答都差不多：军长的职务是中央军委任命的，谁当军长他们就听谁的，这也是组织上的一贯要求。换句话说，就算刘少奇来当军长，他们照样也得服从命令，因为除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谁能有这本事识破刘少奇的反动嘴脸呢？对于这些李云龙的死党，马天生一时还没什么办法。
看来李云龙身边的工作人员中，只有郑波是个突破口，他是大学毕业分配到部队工作的，这种书生气十足的军人往往比较软弱、胆小。前些日子听说郑波执行命令不坚决，被李云龙撤职，现在正在于部部等待重新分配工作。马天生认为，在准备召开的对李云龙的批斗大会上，除了造反派们的血泪控诉外，还应该有李云龙身边工作人员的反戈一击，这才有说服力和教育意义，用这个事实教育群众，只要是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采取对抗态度，哪怕你功劳再大，职务再高，也会众叛亲离。
当年张国焘的职务够高的了，他叛逃时这个警卫员都拒绝跟他走，这些例子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马天生认为郑秘书有文化，熟读中共党史，这种人对党内的政治斗争是很熟悉的，此时李云龙在政治上已经彻底垮台，一个有头脑的人是不会甘心为李云龙殉葬的，响鼓不用重锤敲，此间道理应该是一点就透。
郑波进门来，规规矩矩行了军礼，然后拘谨地坐下等待训示。马天生温和地说：“小郑呀，不要拘束嘛，随便点儿，我来了这么多日子，还没找你谈过心呢。听说你前段时间表现不错，拒绝执行反革命分子李云龙的命令而遭到了迫害。你做得对，有觉悟，我看得出来，你是个很有前途的好干部。我看你的分配问题就这样定下来，去海防团当政委怎么样？职务升一级，正团级，对你这样的好干部，党是不会忘记的。”
郑波有些诚惶诚恐，他手足无措地站起来感激地说：“感谢首长们的信任，我的能力低，思想改造得不彻底，只怕是辜负了组织上的信任。”
马天生大度地挥挥手说：“组织上信任你，你大胆地干就是，出了什么问题还有我嘛。我今天找你来，是想和你谈谈李云龙的问题，你在他身边工作的时间不短了，应该是了解他的，对他的反革命言行是不是早有察觉呢？”
郑波知道这个问题是早晚要提出来的，虽然当他听到李云龙被捕的消息时，曾为自己的先见之明感到庆幸，同时他也感激老首长对自己的保护，他承认自己是个胆小怕事的人，但他绝不想做个落井下石的小人，若是这样，他的良心永远不会安宁，这和他做人的准则相违背，这些念头已经折磨他很久了。他只好顾左右而言他：“马政委，您知道，我只是个小小的秘书，只做我分内的工作，比如说，抄抄写写之类，我的路线斗争觉悟不高，阶级斗争的弦也绷得不紧……”
马天生皱了皱眉头打断他的话：“小郑，你跑题了，你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还需要我再说一遍吗？”
郑波觉得后背已经有冷汗在慢慢渗出，他仔细斟酌着词句：“当然，首长，我明白您的意思，如果我真发现什么反革命言行，不用您说，我当然会坚决抵制和斗争的，这点儿觉悟我还是有的。可是……如果我没有发现，也不能乱说，这也是对组织上的不忠诚黄特派员见郑波说话吞吞吐吐，甚至坐在椅子上的身子都在一点儿一点儿地蜷缩起来，心里便有些厌恶，他也看不起这种精神上的委琐，于是他不耐烦地厉声打断郑波的话：”郑秘书，难道你就这样报答组织上对你的信任？难道你就不为自己的政治前途多想想？“
“小郑，在路线斗争的问题上，绝没有调和的余地，中庸之道是行不通的，你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是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大胆揭发李云龙的反动言行，在批判大会上公开做出揭发批判，以求得组织上和革命群众的谅解。党的政策你比我清楚，‘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嘛。反革命分子在没有公开跳出来之前，必然要有蛛丝马迹，必然要有所表现。这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你在李云龙身边工作多年，不可能没有察觉嘛，现在是党考验你的时候，坦率地讲，如果你执迷不悟，不听劝告，那么我只能认为，你是在用实际行动告诉党，你决心为反革命分子李云龙殉葬，这就是另外一条路了，请你考虑，我给你五分钟时间。”
马天生是个善于观察的人，他喜欢通过直接观察，发掘对方心灵深处的思想活动，他知道自己刚才的话，每个字都带有常人无法承受的巨大压力，他不怀疑自己的判断，郑波会合作的。谁也无法知道郑波在这短短的五分钟里都想了些什么。马天生只是发现，郑波刚才蜷缩着的身子渐渐地膨胀起来，弯曲的腰板也慢慢地挺直了，整个身子犹如一面鼓满的风帆。他脸上刚才的拘谨和顺从的神态一点儿一点儿地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决绝。他腰板挺直地坐在椅子上，两个膝盖微微叉开，双手自然地放在腿上，这种标准的军人坐姿使马天生和黄特派员感到一种破釜沉舟的气势，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果断，一种军人就要走上战场的凛然。五分钟没到，郑波就开口了：“我刚才忽然想起一个外国政治家的名言：”就人性来说，惟一的向导，就是人的良心。‘我了解自己，我是个崇尚英雄而自己又是个缺少勇气的人，我承认，作为男人，我是个糟糕的男人，自私、胆怯，就像契河夫笔下的那个小公务员，我身上缺少的东西虽然很多，但惟一还有的，也就是良心了。如果连这个也失去了，那我可真要成穷光蛋了，一无所有。所以，我不打算再失去它。马政委、黄特派员，没能满足你们的要求，我很抱歉，现在，我还是回去听候处理吧。“郑波站起来行了一个军礼，然后走出房门。
正在主持专案组会议的马天生听秘书通报，说外面有个女人找他。马天生来到会客室，一看是田雨。田雨看见马天生没有任何客套，只是冷冷地直呼其名：“马天生，我要见我丈夫。”
马天生略微皱了皱眉头，有些不快，以他的职务和地位，很少有人对他直呼其名。眼前这个女人的和她的丈夫一样，也是这样态度傲慢，你明明是来求我的嘛。
他毕竟是个有涵养的人。不会把不快带到脸上，他和颜悦色地说：“啊呀，小田同志，这件事可不好办，李云龙现在正在接受审查，他的案子是中央文革点名的，我个人无权批准家属会见，请原谅。”
田雨脸上露出一丝不屑：“你太谦虚了，别说这点小权力，我家老李的生杀大权也是握在你手里嘛。”
马天生以一个男人的眼光饶有兴味地端详着田雨，她体态丰满而不失苗条，不太讲究裁剪的制式军装仍遮盖不住她浑身柔和的曲线，白哲的皮肤保养得极好，尤其是脸上没有任何皱纹，一双黑多白少的眼睛沉静如水，这是个极成熟的女人，这样的女人是容不得任何轻视的。
马天生暗想，李云龙这个赳赳武夫，居然有这么个相貌与气质俱佳的者婆，这样的女人可不多见。
他岔开话题：“小田同志，我早听说你们夫妻感情不太好，这是真的吗？”
“难道这也是专案组必须审查的吗？”
“当然不是，请不要误会。我想说的是，李云龙的问题已经定性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这个案子恐怕永远也翻不了了，这是中央领导同志定下的，作为他的家属，你考虑过和他划清界限的问题吗？有什么需要组织上出面的事你可以和我说，我会帮助你的。”田雨冷冷地打断他的话：“我不明白，专案组为什么对别人的婚姻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我的路线斗争觉悟低，请体指点一下，我和李云龙离婚与否和你们革命的事业有关系吗？是不是如果离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胜利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就保住了？或者，世界革命就成功了？
如果我们的离婚能带来这么大好处，那我们当然可以试试。“
“你看，你看，小田呀，你的情绪很不正常呀，这种态度不好，分明是一种抵触情绪嘛。说心里话，我个人对李云龙绝无成见，他这个人除了脾气暴躁一些，和他并不难处，在部队中也有一定的威信。问题是。李云龙的问题是直接对抗‘文化大革命。，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以前多次和他谈过，苦口婆心的请他站过来，对’文化大革命‘要端正态度，可老李对我的劝告置若阁闻，一意孤行，最后发展到对抗中央文革小组，镇压革命群众，你想，死伤这么多人，全国震惊呀。不客气地说，就是枪毙他李云龙一百次，也抵偿不了他犯下的滔天大罪。这怨不得别人，是他自己主动跳出来表明了他的立场，是非要和无产阶级专政较量一番了，这是咎由自取，谁也没办法。唉，我曾经是他的战友、同事，他犯了罪，我很痛心，我没尽到责任。”马天生说的是心里话，他不是个虚伪的人。
田雨默默地听着，她心里有些厌恶，马天生喋喋不休说了半天，好像没有什么观点是他自己的，几乎是从报纸上照搬下来的，那个关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话题实在令人乏味，像是被嚼过一百遍的口香糖。
田雨本是个对政治缺乏兴趣的女人，对于复杂的政治，她只是简单地凭女人的直觉去判断，她认为大人物们有些无聊，动不动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有这么严重吗？都是一起打江山的老战友，谁是无产阶级？
谁又是资产阶级？非要人为地划出党内的两个司令部，非要整得你死我活，要是个人行为倒也罢了，还要把几亿老百姓也拉上，天下能不乱吗？田雨感慨地想，理论真是个要命的东西，世上大多数人都不大重视这东西，因为它看不见摸不着，似乎是文人之间玩的东西，充其量也只属于学术范畴。二战结束后，当人们面对上千万犹太人和斯拉夫人被杀戮的结果时，才发现，希特勒的种族灭绝理论早在若干年前就明白无误地写在《我的奋斗》中，他没打算蒙骗世人，早向世人宣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