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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那么再见了。你已经尽力而为了，谢谢你。”
他伸出手去，两人握了握手。
“先生，还有一件事，”香农说，“我和我的伙伴坐在吉普车里商议过了，如果什么时候有……呢，如果您需要我们，只要打个招呼，我们都会来的。您只要招呼一下。我的伙伴们希望您明白这一点。”
将军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今天夜里可实在叫人吃惊，”他慢悠悠地说，“也许你还不知道哩，今天夜里我的高级顾问和所有有钱的人都穿过火线巴结敌人去了。一个月内其余的人大多也会学着这么干。谢谢你出了力，香农先生，我会记住的。再见了，祝你幸运。”
他转过身去，走上梯子，向“超级星座”灯光昏暗的机舱内走去，这时，恰好四个发动机里的第一个发动起来了。香农往后退了一步，向那个曾雇他服务一年半的人最后敬了个礼。
“祝您幸运，”他说，一半是对着自己说的，“您需要运气。”
然后他返身向等候着的DC—4 走去。
舱门关上了，发动机转动起来，范·克里夫坐在这架停在机坪上的飞机里等着。这时，他透过黑暗望见机头冲下的“超级星座”轰隆隆地滑上跑道，从他眼前经过，终于飞了起来。两架飞机上都没有一点儿灯光，可是这个南非白人从道格拉斯式的飞机驾驶舱里能分辨出“超级星座”的三个直尾翅。那架飞机突然消失在棕榈树林上空，向南飞去，进人迎来的云层。这时，他才把载着一片哭泣呜咽声的DC—4 慢慢滑向前方的起飞点。
当范·克里夫命令副驾驶打开机舱灯时，这架飞机已经飞了将近一个小时了。在这一个小时里，飞机从一个云堆躲进另一个云堆，时而飞出藏身的云堆，时而又迅速穿过低垂的高层云，找到另一个更稠密的云堆躲起来。它总是寻找云堆藏身，不让盘旋着的米格飞机在月光皎洁的夜里发现自己。而当范·克里夫知道自己的飞机已经在海湾上空飞出很远，机尾后的海岸离着它已有不少路了，他这才准许打开机灯。
机灯的灯光在他身后照出了一副不可思议的景象，这种景象仿佛是多雷的一幅基调比较阴郁的画。机舱的地上铺着湿渍渍。污秽难闻的毯子。一个小时以前，这些毯子是用来裹那些包的。那些包里是40个小孩，他们畏缩着，一个个形容枯槁，由于营养不良都脱了形，在机舱两侧一排排地扭动着身子。蹲着的玛丽·约瑟夫修女从舱门边站起身，开始在这些挨饿的孩子群里走来走去。那些男孩子和女孩子的前额上都贴上了一块胶布，正好在头发下面一点。由于贫血，头发早就变成赭色了。胶布上都用圆珠笔给利伯维尔城外的孤儿院写清了有关情况，如果身份不明的话，就写一个姓名和号码。他们不给战败者记载身份。
机舱后部，那五名雇佣兵在灯光下眨着眼睛，向他们同行的乘客瞥了一眼。以前他们也见过这种情景，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们见过多次了。每一个雇佣兵都觉得有些恶心，不过谁也没有表现出来。什么事最终都是会适应的。在刚果、也门、加丹加和苏丹，他们总是见到这样的一副情景，也总是见到这样的孩子们，并且对这种情景也总是无可奈何。这会儿他们思索着，掏出香烟抽了起来。
机舱的灯光使他们从昨晚日落后第一次互相看个清楚。他们的军服汗迹斑斑，沾上了红土，面孔疲劳得拉长了。雇佣兵的头儿背靠厕所的门坐着，伸直了腿，面对着驾驶舱的机身。卡洛·艾尔弗雷德·托马斯·香农，今年33岁，他的淡黄色头发剪成参差不齐的平头。在热带，头发剪得很短是非常舒服的，因为这样汗比较容易散发出来，而虫子又不会跑进去。他的浑名叫“猫儿”香农，这是因为他的姓名打头的几个字母是“CAT ”（猫）。他出生在北爱尔兰阿尔斯特省的蒂龙郡。父亲送他到英国的一所大学预科里去受过教育，所以他就不再有北爱尔兰的乡音了。在皇家海军陆战队里待了五年之后，他离开了军队，想过平民的生活。六年以前，他替一家伦敦贸易公司的乌干达分公司工作。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他悄悄合上分类账本，坐进“流浪者”牌汽车，向西开往刚果边界。一个星期以后他签了合同，在斯坦利维尔的迈克·霍尔的第五突击队当上了一名雇佣兵。
他目睹霍尔离任而由约翰·彼得斯接替。和彼得斯吵翻以后，他被迫北去，加入了在保利斯的德纳特的军队。两年后他参加了斯坦利维尔的一场兵变。在法国人撤到罗得西亚后，他头部负伤，加入了比利时种植园主的殖民者雇佣军布莱克·雅克·施拉姆的部队。他长途行军到过布卡武，又从那儿到了基加利。被红十字会遣返回国后，他又很快志愿去打另一场非洲战争，终于领导起自己的一个营。然而，他去得太晚以致吃了败仗，他总是去得太晚才吃了败仗的。
离他最近坐着的是大个子詹尼·杜普里，无可争辩是赞比夕北部最出色的一名迫击炮手。杜普里今年28岁，出生在南非开普省的帕尔，是个穷困的雨格诺血统之家的儿子，他的祖先由于马赞林的愤怒，在法国宗教自由破灭之后逃亡到好望角来的。他的一张瘦削的脸上高耸着鹰钩鼻，鼻下是两片薄嘴唇。他看上去比往常显得更加形容枯槁了。由于精疲力尽，他的两颊上起了深深的皱纹，淡蓝色眼珠上的眼皮低垂着，茶色的眉毛和头发被尘土弄脏了。他低头瞥了一眼躺在机舱通道里的孩子，对占有财富和享受特权的世界咕哝了一句“Bliksems”（这些杂种）：他自己对世上的艰难也负有责任。这时他极力想睡着。
坐在他身边的是手足伸开的马克·弗拉明克。别人唤他小马克，其实倒是因为他是个大块头。他是从比利时奥斯坦德来的佛兰芒人，身高6。3 英尺，穿上衣服他有250 磅，有些人以为他很胖，其实不然。奥斯坦德的警方对他很怵惕，大部分老百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都很怕他。不过，那个城市的玻璃工和木匠倒挺欣赏他，因为他给他们找了活儿。他们说，你能认出小马克打闹过的酒吧，那儿需要几个工匠去修复。
他是个孤儿，在一个神父经办的孤儿院里长大。那儿的神父尽量给这个长得过大的孩子灌输对尊长毕恭毕敬的思想，由于教诲重复得太多，马克竟至失去了耐心，在13岁那年就一拳把一个拄杖的神父打倒在石板地上。
自此以后，他就一连进了几个少年罪犯管教所，然后又被送人少年罪犯教养院，在青少年罪犯监狱也曾被关押过一次。而当他应征加入伞兵时，社会上才几乎松了一口气。那时，斯坦利维尔的西姆巴族土人的酋长克里斯托弗·格本耶威胁雇佣兵要把他们在大广场里活活烤死。于是劳伦特上校就和500 名伞兵一起空降到那儿去救那些雇佣兵，马克就是其中的一名伞兵。
在袭击机场的40分钟里，小马克找到了他一生的职业。一个星期以后，他开了小差，为了逃避被送回比利时的兵营，加入了雇佣兵。除了拳头大，肩膀宽，这时的小马克已经成了使用火箭筒的极其能干的雇佣兵了。他喜欢使用这种武器，摆弄起来就和一个孩子摆弄玩具手枪那样轻松自在。
在逃出飞地到利伯维尔去的这个夜里，他才满30岁。
这个倚着舱壁坐的比利时人对面是让·巴普蒂斯特·朗加拉蒂，此刻正习惯地在干着什么来打发等候的时光。他矮小、敦实、精瘦，皮肤呈橄榄色。他是个科西嘉人，在卡尔维出生长大。18岁那年他在法国应征人伍去打仗，是参加阿尔及利亚战争时10万法国军队中的一员。过了18个月他就中途被编人正规部队，然后就转人第10殖民地伞兵部队，这些头戴令人敬畏的红色贝雷帽的伞兵是由马素将军率领的，被人称作“Les paras ”（法语“伞兵”）。他21岁时出现了危机，一些职业法国殖民军为了永恒的法属阿尔及利亚事业重整旗鼓，当时这是由OAS 组织来体现的。朗加拉蒂是和OAS 组织一起去的，后来OAS 组织逃亡了，在1961年4 月的暴动失败后，又转人了地下。三年后他在法国被捕，那时他用了一个化名。他坐了四年牢，在巴黎桑戴第一监狱的黑暗、终日不见阳光的单人牢房里苦度光阴，后来转到图尔，最后到了雷岛。他是个桀骛不驯的犯人，有两个看守，死前一直带着被他袭击后留下的伤痕就可证实这一点。
由于袭击看守，他多次被打得半死，直到刑满没有被减过刑。1968年出狱后，他只怕一件事，那就是被关在窄小的空间里，关在牢里，或者洞穴里。他早就发誓不再回去坐牢，即使在狱外丢了命也不去，万一重新被抓回去也要杀半打人才算够本。释放三个月后，他自费到了非洲，决心参战，加入了香农的队伍当上一名职业雇佣兵。到这个逃亡的夜里，他31岁。自从出狱以后，他不停地练习他的一种武器，这种武器自他还是科西嘉的一个孩子时就开始学会使用了，他也因为这种武器在阿尔及尔的背巷小街里出了名。这种武器是一根宽皮带，和旧时剃头匠磨剃刀的皮条一模一样，拣合适的地方钉上两个锁钉。他把皮带缠在左手腕上。闲逛时他就带上它，把没有锁钉的一面缠在左手腕上。这时，他在消磨去利伯维尔的时光，左手上缠着那根皮带，右手握着一把匕首。这把匕首6 英寸宽，一刀就能刺人骨头。他使用这个武器动作相当快，匕首藏在袖套里，对手还没有醒悟过来就已经死于刀卞了。他在拉紧的磨刀皮条上来回磨着匕首，不断发出霍霍的有节奏的声音，匕首越磨越快。这个动作使他的情绪安定，也使别的人心烦，不过他们从不发怨言。熟悉他的人也从不和这个小个子拌嘴，因为他总是那么轻声轻气，不然就是面带那种苦巴巴的似笑非笑的神情。
坐在朗加拉蒂和香农中间的是这几个人中年纪最大的，他是个德国人，名叫库尔特·塞姆勒，今年40岁。在回到那个飞地的初期，正是他设计了用骷髅作标记，佩戴在雇佣兵和他们的非洲受训者的肩上；也正是他曾经用木桩圈出一道前线，每个木桩上挂一个头天被击毙的联邦士兵的脑袋，以此辟出一个5 英里的扇形防区来抵御联邦分子。打这以后一个月，他所在的防区是最安静的。他生于1930年，长在德国，经历过希特勒时代。父亲是慕尼黑的一名工程师，后来和托特一起死在俄国前线。15岁那年，塞姆勒作为一个狂热的希特勒青年团的毕业生，当然也像那些经过希特勒统治差不多12年的德国青年一样，他领导一个小部队，由比自己年幼的青年和年逾七旬的老人组成。他的任务是阻止乔治·巴顿将军的坦克纵队，而他的武器是一支反坦克火箭筒和三支马枪。毫不奇怪，他失败了，因而整个青年时期他是在他所痛恨的美军占领下的巴伐利亚度过的。他也很少有工夫去侍奉母亲。他的母亲是一个宗教狂，一心想让儿子成为一个神父。17岁那年他离家逃亡，穿过斯特拉斯堡的法国边界，在斯特拉斯堡的征兵站签约受雇加入法国外籍军团，这个征兵站是专门招收逃亡的德国人和比利时人的。一年之后，他在阿尔及利亚的西迪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