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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当卡车司机、警卫，或者干别的体力活儿。真正的问题在于他是否能忍受那样的生活：坐在办公室听候一个身穿深灰西服的小个子男人的吩咐；眼望着窗外，却回想起丛林地区。那摇曳的棕榈树、汗味儿和火药味，把吉普车拉过桥时人们发出的抗议声，在进攻前令人毛骨惊然的枪炮声，仗打过后因还活着而发出的粗野残忍的欢笑声。回想着这一切，再回头去理账和赶上下班的火车，这样的生活是不能忍受的。他明白，一旦去干这样的工作，他会苦恼至极。因为非洲就像一只采采蝇一样咬人，一旦毒汁进人血液，就永远也不能除去。
就这样，他躺在床上，又抽了几支烟，非常想知道下一次的生意在哪儿。
五
西蒙·恩丁懂得，任何人间信息，包括第一流的雇佣兵的姓名地址，在伦敦是必定可以设法了解到的。惟一的问题是要知道从哪儿开始找，向谁打听。
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喝着咖啡，沉恩丁一个钟头，然后出去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到“舰队街”。通过在伦敦最大的一家日报社采访部做事的一位朋友，他得以走进剪报图书馆，请档案保管员替他找他想研究的剪报册。他花了两个小时研读那些代办处的档案，这些档案包括过去10年英国各报有关雇佣兵的剪报。其中有涉及加丹加＼刚果、也门、越南、柬埔寨、老挝、苏丹、尼日利亚和卢旺达的文章，包括新闻、评论、社论、特写和照片。他把它们都看了一遍，并且对作者的名字特别留意。
在这个阶段，他没有去寻找某个雇佣兵的名字。因为反正他们的真名、假名、化名、绰号实在太多，他有点怀疑其中有些是假的。他在寻找一个研究雇佣兵的专家的名字，一个作者或者是一个记者，他们的文章似乎使人足以相信作者本人对他的研究题目是精通的。这样的作者能引导他走出迷宫，不被对手的自诩或者尚未证实的功绩所迷惑，而能做出一个公允的评价来。看了两个小时，他终于找到了一个他寻求的名字，尽管以前他从未听说过那个人。
在过去的三年中，有三篇文章出自同一作者的手笔，他显然是个英国人或者美国人。作者似乎对他所写的内容很了解，并且提到出生在十几个不同国家的雇佣兵。他既不对他们加以溢美之辞，也不过分渲染他们的经历来耸人听闻。恩丁记下了这个作者的姓名和登载那些文章的三份报纸。看来这个作者是自由撰稿人。
他又挂了一个电话给那位报界的朋友，终于打听到那个作家的住址——在伦敦北区一套小公寓里。
当恩丁离开曼森大厦，从地下停车场找到自己的“柯维蒂”车时，已夜幕四垂。他驾车向北开去，寻找那个作家的公寓。到那儿时，他看见公寓的灯已经熄灭了，按门铃也不见有人答应。恩丁希望这个人别出国去，而住在地下室的一个女人证实他并没有出国去。他看见这所房子既不宽敞也不漂亮，心里很是高兴。他希望这个记者就像任何一个自由撰稿人那样手头桔据而希望捞点外快。他拿定主意明天再来。
第二天早晨8 点刚过，西蒙·恩丁就又去按那个作家的电铃。半分钟后，从装在木框上的铁格子窗传来叮当一声。
“你好，”恩丁对铁格子窗说，“我叫哈里斯，沃尔特·哈里斯。我是一个商人。不知道是否能和您谈谈？”
门打开了，他上了四楼，那儿有一扇门向着楼梯口的走廊开着。站在门里的是他昨天来找过的那个人。当他们在起居室里坐定时，恩丁直截了当地开了口。
“我是中心商业区的商人，”他撒起谎来倒口齿伶俐，“我来这儿从某些方面说来是代表一个国际财团的朋友们，这些朋友所共有的，就是我们在西非一个国家的商业利益。”
作家谨慎地点点头，呷了一口咖啡。
“目前，不断传来那儿可能发生政变的报告。那个总统是个温和派，是一个相当好的人，政绩不错，深得民心。我的一个生意朋友听他的一个工人说，如果发生政变，很可能是共产党支持的。听懂我的话了吗？”
“懂，往下说。”
“好，人们认为军队中只有一小部分会支持政变，除非政变发生得太快，使他们不知怎么才好，军队里群龙无首。换句话说，一旦政变发生，如果大部分军队看到政变会成功，无论如何，他们是会去支持政变的，可是，如果发生政变而成败参半，那么军队里的大部分人——我们可以肯定——是会支持总统的。正如你所知道的，经验表明政变之后的20小时是成败的关键。”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作家问。
“听我解释下去，”恩丁说，“一般的看法是，为了要使政变成功，阴谋家就必须刺杀总统。如果总统健在，那么政变就会遭到失败，或者连企图政变都不可能，这样，一切就都会平静了。因此，总统府的安全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并且现在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我们和外交部的几位朋友联系过，他们认为调派一个职业英国军官去做总统府内外的安全顾问是办不到的。”
“是这样？”作家又呷了几口咖啡，燃上一支香烟。他认为这个来访者大圆滑了，圆滑过头了。
“因此，总统准备根据合同，接受一个职业军人来做顾问，对有关总统个人的一切安全事务提出建议。他寻找的对象是能到那儿去，并对总统府和总统府的一切安全方面的布置作完全彻底的检查，堵塞总统周围现有一切安全措施上的漏洞。我相信这样一种人，一种无需在自己国家的旗帜下打仗的称职的军人，他们的名字叫雇佣兵。”
这个自由撰稿人连连点头。他有点怀疑这个自称哈里斯的人说的话，觉得不免失实。首先，如果总统府的安全果真那么重要，英国政府是不会反对提供一个专家去当加强安全事务的顾问的。其次，在伦敦斯隆街22号还有一个完全专门化的公司，叫“环球表链公司”，它的专门业务恰如它的名称所示。
他三言两语就把这些疑点给这个哈里斯指了出来，但这丝毫也没有使哈里斯觉得狼狈。
“啊，”恩丁说，“显然我只好直言相告了。”
“那才有用哩。”作家说。
“问题的要害是，你知道，英国政府可能会同意派一个专家只是去做顾问，不过，要建议总统府的保安部队普遍进行重新训练，以及对此提出应急措施，从政治上说，这个由政府派去的英国人是无能为力的。即使总统希望给这个人在幕僚中委任一个长期职务，恐怕也不行。至于说‘表链公司’，一个退伍的特种空军勤务处的军人固然很好，不过，即使他身居总统府卫队之中，政变还是照样会策划，仗还是照样会打起来。你知道非洲别的地方会怎么看‘表链公司’去的人员？那些黑人多数认为‘表链公司’和英国外交部有某种方面的联系才派人去的。然而，一个纯粹的局外人，虽说没有相当的身份，却至少是可以被人理解的，不会使总统被人讥笑为卑劣的老牌帝国主义的走狗。”
“那么你需要什么呢？”作家问。
“一份称职的雇佣兵的名单，”恩丁说，“一个有头脑和有主动性的雇佣兵，为了挣钱而去干一件熟练的活儿。”
“可是找我干吗？”
“我们当中有一位从你几个月前写的一篇文章记起了你的名字。那篇文章是信得过的。”
“我是卖文度日的。”自由撰稿人说。
恩丁轻轻从口袋里抽出20张10英镑一张的钞票，放在桌上。
“那么，给我写吧。”他说。
“写什么？写一篇文章？”
“不，写一个摘要。一张名单以及那些人的行踪。你也可以口述。”
“我写吧。”自由撰稿人说。他走到一个墙角里，那儿放着一张写字台，上面是一台打字机和一堆白纸。在这个隔墙很少的公寓里，这些东西组成了一个工作的地方。他把一页纸夹进打字机里，不停地打了50分钟，有时查阅一下桌旁的一叠卷宗。他打完后站起身，手里拿着三页四开的纸，走向等候着的恩丁，把纸递了过去。
“这些人是眼下最棒的，有6 年前在刚果的比较老的一代，也有后起之秀。他们能胜任指挥一个排，这个我不担心。光个子大而没有头脑对你毫无用处。”
恩丁接了过来，神情专注地研究起那几页纸。
上面写的内容如下：拉莫林上校。比利时人，可能是政府工作人员。19cd年在莫伊斯·冲伯领导下进入刚果。可能是得到比利时政府完全同意的。第一流的军人，按照“雇佣兵”这个词的真实意义来说，他算不上是真正的雇佣兵。建立过第六突击队（说法语士兵），指挥该队直至1965年，他移交给德纳特，然后离开那儿。
罗伯特·德纳特。法国人。警察出身，并非行伍中人。1961年至1962年在加丹加省脱离刚果时，可能当过宪兵队的顾问。在脱离刚果的行动失败、冲伯流亡之后，他也离开了。替雅克·福卡特指挥过法国雇佣军在也门打仗。1964年返回刚果，加入拉莫林的部队。在拉莫林离职后，接任指挥第六突击队至1967年，他半。心半意地参加了1967年第二次斯坦利维尔反叛（雇佣军的哗变），被自己军队的一颗流弹击中，头部受了重伤。飞往罗得西亚去治伤。1967年雇佣军从迪洛洛侵入刚果时，试图返回部队。战事拖了很久，终于大败，有些人说是由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贿赂。自此以后，他住在巴黎。
雅克·施拉姆。比利时人，由种植园主转为雇佣兵，外号“黑雅克”。早在1961年就在加丹加省组成自己的部队，在加丹加企图脱离刚果时，他显得出类拔萃。此次行动失败后他是最后一个飞往安哥拉去的人之一。他和加丹加入部下在安哥拉等待着，直至冲伯返回，然后重又开入加丹加。经过1964至1965年的平定西姆巴叛乱，他的第十突击队多少得到了独立。没有参加1966年首次斯坦利维尔的叛乱（加丹加入的哗变），把雇佣军和加丹加入合为一体。发动1967年斯坦利维尔哗变，后来德纳特也参加了进去。在德纳特负伤后担任联合指挥之职，领导向布卡武进军。1968年被遣返回国，自此尚未获得任何雇佣兵的工作。
罗杰·福尔奎斯。是一个得过许多勋章的法国职业军人。在加丹加脱离刚果行动中，他可能是由法国政府派往加丹加的。后来指挥曾在也门替法国打过仗的德纳特。他没有卷进雇佣兵在刚果的战役。在尼日利亚内战中，他接受过法国的命令，发动过小规模的战役。作战勇猛异常，不过，由于负伤，目前几乎残废了。
迈克·霍尔。英国人，后为南非人。在加丹加脱离刚果行动中任雇佣军顾问，与冲伯结为密友。当冲伯恢复力量，组成说英语的第五突击队时，他被邀请回到刚果。指挥大部分平定西姆巴叛乱的战役。1965年退休，把指挥权交付彼得斯。相当富有，半退休了。
约翰·彼得斯。19M 年在首次雇佣军进行的战争中加入霍尔的部队。晋升为副指挥。作战勇敢，残忍至极。几名在霍尔手下的军官不愿意受彼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