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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朝的朝廷正税，其实真的很低，政府可控制的财政收入有限，叶淇变法等于将盐税揽在国家手中，也就是让盐商直接缴纳白银到中央政府，换回盐引。至于往边关运粮，就不用他们操心了，由中央朝廷花钱组织运力，往边关运粮，由此以保障边防军饷军粮。
此制的确立，标志着边饷筹集体制由物物交换到了银物交换，大小也算是个进步的。
但是这事儿，实际操作起来，其实非常时期不靠谱的。
以前的时候，商人直接把粮食运到了边关，交到了当地官府的手中，过程虽然复杂，路途虽然遥远，但是负担是压在了商人的身上。而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他们还肯运粮往边关换取盐引，那就说明其中定然是有利可图的，而且利润不小。若不然，谁会这么傻？商人运量，至少没有大小官员，各级官吏的层层盘剥，而边关的粮食，也可以得到保障。而改革之后，商人们实际上就是花钱买盐引，然后政府拿这笔钱去买粮运粮实际上这当然是不可能的。钱进了官府的手里，进了那些贪官污吏的手里，想让他们拿出来，那可比登天还难。倒是各级官吏，趁着这个机会，大发利市。粮食要运到各个边镇，那得过一层层的手，好处就被一层层的分润，这样造成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边关将士们拿到手的粮食，越来越少。而朝廷多了对边将的这一层钳制，文官地位越来越高，武将地位就越来越低。
第374章 三七三 猴戏（）
说白了，改革前，受罪的是商人，但他们还有得赚——而改革后，受罪的就是边军了。
这更是为日后明朝末年边军将士穷困如乞丐埋下了一层伏笔。
便是在当时，叶淇变法也是一件颇具争议之事。
大明初建之时，国空民虚，米贵银贱，边关尤其如此。商屯的出现，使得米的供应充裕，于是出现了米贱银贵的情形，边关粮食得到保证。在叶淇变法之后，商人每引盐向军仓输米两斗五升，过去值银三钱，现在仅值银五分。若将纳米改为缴银，每引征其盐税银三钱五分到四钱二分钱，则获利在八倍之多，国库为此每年增银一百多万两。这是好处。
但是弊病更大，叶淇变法虽然在短时期内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但到正德元年时，屯田纳粮也开始折银，山陕富民都迁往淮浙，使商屯完全退出了边粮供应体系，边防粮食生产量下降，导致银贱米贵。其结果是，政府因叶淇变法增加的财政收入，仍远远不能满足后来因粮价上涨形成的亏空，结果粮食不能就边而仍要从其他地方转运，边粮运输问题又回到了开中制实行之初的情形。
变法之前，延绥、甘肃、宁夏、宣府、大同五镇原来饷额中屯粮一百五十四万石，民运粮一百一十四万石。到嘉靖初年，屯粮已下降到五十七万石，民运粮则是上升到二百零七万石。
不但使得边粮供应紧张，更大大加重了百姓和朝廷的负担。
而且当初叶淇变法背后，还有很是不可告人的目的。
叶淇是淮安人，和徽商有很深的渊源。徽商并非指的是安徽商人，要知道，“安徽”一词直到康熙六年才出现，取安庆和徽州二府之名组合而成。徽商指的是明清时期从徽州府走出来经商的商人，又称新安商人。淮安、徽州、南京、濠州、定远都隶属于南直隶，因此，叶淇可说是徽州商人的老乡。
叶淇变法，骂的人不少。
“自叶淇变法，边储多缺”
“赴边开中之法废，商屯撤业，菠粟翔贵，边储日虚矣”
“诸淮商悉撤业归，西北商亦多徙家于淮，边地为墟，米石值银五两，而边储枵然矣”。
而叶淇变法有一个动机：“盐商皆其视识，与淇言：‘商人赴边纳粮，价少而有远涉之劳；在运司纳银，价多而得易办之利。’淇然之。”叶淇又将商人的这一建议请示了首辅大臣徐溥，因溥与淇“交最厚”，故亦同意。“淇遂请台商纳银公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
也就是说，叶淇之所以变法，是因为商人往边地运粮，有远涉之劳，无易办之利。
在开中制下，山陕商人就边商屯，徽商路远、人生、地疏，习俗相差很远，垦辟既难，屯种非易。无论是输粟边塞还是就近屯种，徽州阀阅之家一般都不屑于经商，寻常百姓又拿不出经营盐业所需要的雄厚资本，所以到成化弘治以前，徽州仅有少数商人涉入此领域。但是不涉入，不代表着不眼红。
在两淮经营盐业的主要是山陕商人和徽商，原来的开中纳粮政策于山陕商人方便，于徽商不便。山陕商人在边储纳粮，地近而费力少，只有徽商才有“远涉之劳”。纳银于两淮之后，徽商地近两淮，才能“得易办之利”。
叶淇变法的最大利益所得者，便是他们了。
也叶淇变法之后，晋商、陕商和徽商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最后陕商败退，晋商和徽商各不相让、平分秋色。
时至今日，崇祯八年，晋商因贩盐卖盐而成巨万之家的不在少数，而他们贩盐卖盐，走的都是正规渠道。而在山西这片地界儿，贩卖私盐的却也是极多，多如牛毛。他们自然没有盐引，也不可能千里迢迢的跑到两淮和长芦盐场去支盐，但是他们依旧能活下来。
因为山西有池盐。
就像是两淮有海盐，四川有井盐一样，山西的池盐，也是赫赫有名，毫不逊色。
不过董策对这个了解的还不多，须得找个专业人士来问才是。
他估计黄季那里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毕竟他只是个家丁护院，接触不到一些上层的东西，估计连路线都不大容易搞清楚。这玩意儿，得问干这行儿的。
眼下可不就有一个？
董策挥手招来董勇振：“上一次去过那张麻子家外面的那条巷子，还记得吧？”
董勇振想了想，点头道：“记得。”
“把他寻来，要快。”董策看了看屋子里剩下的几张破桌子破椅子，又道：“顺便去上一次王通去的木器行看一看，问问他们那些桌椅板凳柜台什么的做好了没有，这可都年后了。还有，我记得张麻子家那条巷子口有一家四海酒楼，去那儿定些酒菜回来。”
原先董策打算开的是首饰店，又想做出一些新意来，是以便让王通去订做了许多桌椅柜子等器具，而且为了吸引眼球，都是他仔细叮嘱了，让王通告诉那木器行，一定要按照他说的订做。现在虽说没了开首饰店的打算，但那些桌椅板凳是已经付了定金的，还是今早取回来的好，反正若是贩卖私盐的话，店里同样也要卖，也需要这些东西。
董勇振点头应了，出门而去。
…………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这边厢董忠庸和董忠康两人领了董策的任务，便去了棋盘大街，顺着棋盘大街从南往北走，准备买猴儿。
想买猴子，说难也难，有可能找遍一座偌大的县城也找不到一只猴子，但有可能街上随便转了转，就能买着。毕竟养宠物这个风尚虽说从唐朝开始就非常流行，但几乎没有谁家是养猴子的，这玩意儿说实话，不讨喜。想买猴子，基本上只能去一种人手里买耍猴儿的。
幸亏到了明朝末年，猴子并不是什么稀罕物，也挺常见的。
尤其是现在是新年，又没出正月十五，正是大明朝上上下下狂欢的时节，街面上极为的热闹，各种小生意人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发财的机会。董忠康市井经验丰富一些，虽然一路走来都没瞧见，但是他知道，不可能没有的。
山西南边就是河南，新野就在河南，而新野，堪称是耍猴之乡。
新野人玩猴的历史，可追溯到西汉时期，后世从新野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上，就有人牵狗玩猴的画面。而且还有一段传言，据说嘉靖三十五年至三十八年，吴承恩任新野知县其间，多次观看民间猴戏，以新野猴戏为素材创作了《西游记》。
河南地处中州，本是华夏之腹心，土地也肥沃，乃是华夏文明之源泉，只可惜有明一朝，几乎灾难就没怎么停过。水灾旱灾蝗灾，接踵而来。而一到灾荒之年，新野的穷人们为养家糊口，便只好“肩挑家当手牵猴，流浪卖艺度日月”。
这会儿能见到的耍猴的生意人，以新野人居多。
董忠康的耐心果然得到了回报，又往前走了大约一盏茶的时间，董忠康便看到了前面的街边围了一大圈儿人，里头还传来了一阵阵的锣声以及吆喝声。董忠康心里一喜，知道这便八九不离十了。
两人仗着身强力壮，使劲儿的往里头挤去，有的人给他们兑开，不满的看过去。待看清楚他们雄壮魁梧的体型，以及腰间鼓囊囊似乎藏着利刃，顿时便扭过头，不敢再说话了。
董忠康两人挤进去一看，果然里头是耍猴儿的。
一个耍猴人带着两只猢狲。
那耍猴人年纪看上去倒是不小了，怕是至少有六十上下，头发胡子都是已经花白了。他身上穿着一件儿脏兮兮的道袍，也不知道多久没洗了，连本来的颜色都分不清楚了，反正现在上头是一片黑，在阳光下看着，似乎还有些地方亮晶晶的，就像涂了一层什么，尤其是以下摆和两只袖子为最甚，也不知道这老家伙往上头抹了多少鼻涕。衣服上面已经有许多地方开了口子，却没补上，里头露出来的棉花又被胡乱的塞了进去，一片发黑的颜色。他没戴帽子，脚上两只黑棉鞋前头已经开了口子，露出了脏兮兮的黑脚趾头。
不过这老头儿虽然年纪不小，看上去气色却是很不错。他身材不高，也就是到董忠康的肩膀处，又爱又胖，肚子圆滚滚的腆出来一块儿，脸上油兮兮的，却是红光满面。若是给他洗干净了，换一身儿体面衣服，说不得就是一位很富态的富家翁。
他左手拎着一个铜锣，右手锣锤当当当的敲着，他手中这铜锣算不上是大锣，因此声音比较高亢清脆，传出去老远。这道人一张嘴果然是一口河南口音，笑嘻嘻道：“小老儿初来宝地，人生地不熟，但是看见各位贵人就觉得心里舒坦，浑身通透。想小老儿我半个大明也走过，北直隶河南山东陕西那都是去过的，却就在咱们阳和城，瞧着这儿的人都面善。这地界儿风水也好，将来是要出大官，出大富大贵之人的，说不定就应在各位身上。”
第375章 三七四 这俩猢狲（）
围观众人都是发出哈的一声笑，他们听的也高兴，有人便笑道：“你这老头儿，倒是会说话。d——m”
那老头儿笑容满面，团团做了个揖，笑嘻嘻道：“小老儿孤苦半生，无儿无女，也没啥本事，就会耍弄个猴儿，博众位一笑。众位要是看的高兴，就多少赏小老儿些辛苦钱，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小老儿谢过诸位了。”
他又是团团作揖，而后便是笑眯眯的走回到了场子中央，一敲铜锣，开始指挥那两个猢狲。
所谓猢狲，其实就是后世所说的猕猴。这两只猴儿，一个大一个小，大的那个大约有两尺长，尾巴也有一尺，便是蹲在地上差不多也过了那老头儿的大腿中部。而小的那个，也就是一尺来高，蹲在那儿还不到老头儿的膝盖。
这俩猴儿除了体型之外，其它的地方还都挺像，头部是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