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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庄不用去了，本来就拆得惨不忍睹，而且电信公司和市二招还占着那块地。桂园虽然完整，也是文物保护点，只能瞧瞧而已，就算有洞口，也不可能让人进入。”老曾建议：“我们还是重点看看特园。”
潘天棒犹豫了一下：“曾叔叔，特园离上清寺转盘太近，还是晚一点去的好，我始终在担心那几个人。”
小心驶得万年船，我和小敏都赞同他的意见。
老曾说：“那也好，我们不开车，沿路走过去，这一路有些老院子和学校，如果遇到那些人反而方便躲开。”
从周公馆向前没走多远，一个小门前挂着“渝中区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居然是“康庄”，当年国民党特务老大戴笠的公馆！
我和潘天棒多次路过这里，却都从来没有注意过。出于好奇，我们让老曾带着进去参观。
名声显赫的戴笠，其公馆却早已经荒残不堪，入口到处是垃圾，岗亭成了堆破烂的地方。大楼的走道上，每一层都晾着衣裳。
穿过一楼到崖边，是一个不小的院子，可以看江景。周围的大树不少，有点风景的样子，但院子里到处是鸡鸭的粪便。
整个康庄，建筑结构很别致，老曾说当年戴笠是半买半抢拿下这个豪宅的，用来做了自己的住所兼军统局的一个监视点。由于离周公馆不到100米，戴笠这完全是贴身防备了。
康庄楼里住着几家人，一楼的那一家在欢天喜地的打麻将，没有理睬我们这些在楼里乱走的陌生人。潘天棒很想在这里再发现一个洞口，却被老曾洗刷了一番：“天棒，这是军统的地盘，小敏的爷爷是警察，根本惹不起他们。放置宝藏不可能找一个接近军统的地方。”
是啊，当年戴笠是全中国最令人害怕的人物，没有几个人愿意接近他。
经过他的命令，不知道暗杀过多少对国民党统治不满的人。可惜，恐吓并没有达到目的，反而激怒了更多的民主人士反对国民党。
记得一篇讲述戴笠的文章中写，国民党政治的失败，与戴笠的特务机构暗杀大量民主人士有极大的关系。
站在戴笠的院中，正面是他高大压抑的住所，左侧是他的特务手下宿舍。今天天气很阴，江风从背后吹过来，不禁想起他发明的一套套酷刑和毫不留情的暗杀手法。
突然，一楼走出来一个老太婆，她拎着只鸡来到院子里，一刀接一刀，开始杀起来。鸡的惨叫声和飘飞的羽毛，散发出一股浓烈的血腥味。
不知道什么原因，鸡老是杀不死。
失踪的上清寺（三十七）
我们惊讶地看着那个老婆婆，看得我们毛骨悚然。
在小敏催促声中，我们逃命似地穿出一楼离开康庄，跨出门坎前，我回过头，那个老婆婆好象终于把鸡头切了下来，一手拎鸡，一手拎刀，似笑非笑地看着我们离开。
“老子着得住哦！杀个鸡杀弄个多刀，逗象拍恐怖片一样。”走出康庄后，潘天棒摇头说。
小敏说：“那个婆婆脑子不太正常吧？”
老曾说：“也有可能是故意的，在撵我们走。这里可能忌讳外人来。”
如果老曾判断没有错，为什么忌讳外人呢？是像藏经楼那家人强住在这里的，还是另有不愿意让人看到的秘密？
从康庄向前走，我问老曾下一站目标，他说：“桂园可以顺便去看一下，不过别抱希望，就当是旅游。”
经过人民小学和求精中学，我问老曾：“这两所学校，在曾家岩这一片，陪都时期会不会也是哪个官员的私家住宅呢？”
老曾讲：“这两处在清末时期是陶园的地，但陶园具体是谁的，就搞不清楚了。先是1891年改建为求精中学，在大轰炸时期，就被两个慈善机关占用了，一个叫‘全国妇女指导委员会’，另一个叫‘战时儿童保育会’，猜猜看，这两个机关的负责人是哪个？”
我猜道：“应该是宋庆龄吧，她一直搞过许多关于妇女和儿童的慈善事业，我小时候常看的《儿童时代》，就是她题的字。”
“答对一半：这两个机构的负责人都是宋美龄，而宋庆龄是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名誉理事长。”老曾说：“人民小学是解放后才成立的，主要用的是求精中学的地，人民小学里面有个五星楼，是刘邓曾经住过的地方，那个楼还在。”
“那这两处应该也有防空洞啊，特别是抗战时期。”小敏分析得很及时。
“我小时候就在人民小学读的书，这里熟悉得很。求精中学就有可以通到河边的防空洞。”潘天棒接上话来：“接下来就要问是不是有藏宝了吧？嘿嘿，还真的有！小学的老师摆龙门阵，文革时期，当时学校里面有N多文物都被红卫兵抢老，然后学校里有些老师晚上就背背篼去偷，偷出来又不敢放家里，因为怕被查就埋地下藏起。”
老曾笑道：“那些‘文物’主要是各界人士赠送给求精中学和人民小学的礼物，虽然也珍贵，但不是极具价值的文物，和我们要寻找的东西更没有直接关系。”
来到桂园，潘天棒和守门大姐聊了几句，就成功免掉了我们的门票。
桂园是国民党八大金刚张治中将军的宅子，取名为桂园的原因，是园中有棵大桂花树。
张治中这个人是中国现代史上极特别的人物，一方面，他号称‘和平将军’，在蒋介石身边最重要的人物中，是唯一没有和共产党打过仗的将军，力主与共产党和谈，并接毛泽东来重庆，还住他家里。另一方面，他却是著名的抗日名将，1932年保卫上海时，他就是第五军军长，和十九路军一起阻挡日本攻打上海，当时曾经留下遗书，决心以身许国。
园中人不多，显得很安宁。第一次来到桂园，感觉整个园子比我想的小多了，中间一幢小楼，侧面一排佣人房，加上进门的警卫楼，显得很简朴。
张治中号称国民党八大金刚之一，怎么住处这么小呢？
老曾说：“其实桂园的原址比现在大很多，只是周围单位占用了不少，另外，沙坪坝土主镇三圣宫村那边，他还有一处房子。”
潘天棒陪着小敏上楼，我和老曾则围着一楼逛了一圈，一楼的两侧地上，各有一处明显的出气窗。
难道这是地下室的通风口？
我指给老曾看：“这是不是地下室用的？”
老曾蹲下来，仔细看过，遗憾地回答我：“不像，应该是一楼铺木地板防潮用的。”
桂园很小，没有花多长时间就逛完了，三个建筑都没有发现任何有防空洞的痕迹。
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家里，为什么没有防空洞呢？
老曾说：“其实他并不需要防空洞，一有空袭的时候，早就有专车接他去躲避的。和谈的时候，毛泽东来住这里，已经没有空袭了，所以也不需要建。”
“那为什么图纸上把这里列为出口之一呢？”
老曾指着园中的芭蕉树后：“桂园这幢楼旁边，原来有一遍荒地，估计图上的入口，应该在荒地中。张治中在重庆时，由于亲近共产党，解放前就差点被害，早就是特务的监视对象；而且后来毛泽东住这里，更有暗中监视的必要。如果图上指这里有地道入口，多半是特务挖的，但你看周围这些密密麻麻的单位宿舍，应该早就找不到了。”
一楼背面看得到一个小后门，旁边是一个杂物间，却很象地下室的入口，忍不住隔窗望进去，地面却任何痕迹都没有。
从一楼背后绕出来，潘天棒正在桂花树对小敏许愿：“八月桂花才开，过几个月，我陪你来看桂花，香得遭不住！”
我在背后一拍：“我现在就遭不住！”
从桂园出来，老曾指着市委大院的方向：“这背后当年就是范庄了，我听朋友说过，那里面确实有过地道，但布满了他们的电信机要线缆，所以根本不可能去。我们现在唯一的希望，是特园。”
继续向前走，经过已经关门的向阳电影院，在电影院与车站之间，果然有一个纪念碑，碑上写作“中国民主同盟成立纪念碑”，特园就在这碑的背后山坡上。
碑前有一个残疾人，在用断肢和嘴写毛笔字，以此求乞。他的身边，人来人往，就要下班了，乘车的人多起来。
纪念碑边，有一个雕花铁门。穿过铁门走上石阶，就是特园仅存的一座房子，正在维修中。
老曾说：“藏宝图上标的特园，不知道是特园哪里。鲜英买这块地建房的时候，整个这匹山是一个荒坡，只有几个守坟人搭的草蓬。这整座山9亩地，都是特园的范围。但是，解放的时候，鲜英将鲜宅以外的特园内外房产都捐给了国家，只留了一座楼，不清楚是哪一座。”
这幢楼现在叫民主之家纪念馆，我感到奇怪：特园位置非常高，离街道至少有十多米，就算修防空洞，也用不着挖那么深，连到防空洞地道网去啊。
问老曾，他说：“有两种可能性：其一，有可能鲜英挖了很深，而且与防空网接上，原因是鲜英家里民盟人士来往很多。最多的时候，据说有上千人吃饭，就象当年孟尝君一样，当年周恩来有一次来晚了，都只好吃点剩饭剩菜。因此，特园可能需要更深的洞。”
“第二种可能是其他人帮他修了下面的洞，接到山上来了。”
“哪个会做嘞种好事哦？”潘天棒问。
“呵呵，特务机关就会做！鲜英这个人是和共产党走得很近的，而且民主人士来这里集会频繁，发起了民盟。冯玉祥将军当年为这个地方题了一个匾，叫做‘民主之家’。当年只要是带‘民主’字样的组织，都是特务机关紧盯的地方。其实，1938年到1947年，特园一直都是国民党重点监视区。”
“你们看这边。”老曾指着广电局的方向，“解放前，这一带没有什么楼房，可以直接看到那边广电局老大楼。那几年，广电局楼顶上一直架着机关枪，抢口就对着我们这里。”
然后老曾又指着山坡下面：“那个时候，这下面也有很多小商小贩，有擦皮鞋的，卖水果的，卖凉粉小吃的，其实都是监视特园的特务。”
我不禁向下面望了一眼，车站边上除了许多候车的人，小商小贩还真不少。如果那些人有1、2个是暗中盯我们梢的人，已经让人害怕。遥想当年鲜家人，看见下面无数特务，对面楼顶机枪，天天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一些工人正在打磨地面，说是赶着十月开张迎客。我问老曾：“难道这里鲜家一直就没有后人住这里了？他们去了哪里？”
老曾讲：“鲜英一家后来非常悲惨：鲜英57年就被评为大右派，经过11年的批斗，1968年在因为肺炎而死。”
“鲜英的一个儿子，曾经冒生命危险去说服杨森向共产党投降，是使重庆城免于战火洗劫的有功之人。这个人才华出众，当时香港汇丰银行请他做总经理，他选择了留下来建设新中国。结果，1967年在下班回家时，淹死在长江里面。”
“怎么会淹死的呢？”小敏问道。
“那个儿子当年在南岸汪山林场劳改，右派儿子嘛，每天要挑百多斤的粪水，从长江边挑到山顶。一天下来已经累得不成人形，但他老婆娃儿生病，急着回家。但那个时候的鲜家，连4分钱的过河船钱都付不起，他就只好游泳回家。比他父亲还早死一年。”
“文革里鲜家人没有住这里？”
“1967年，上清寺街道要办无线电厂，把将鲜家人赶出了达观楼。”
我问道：“达观楼是哪一座？”
老曾指着紧邻嘉陵江大桥的那一片建筑：“那边就是，但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