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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医师马地亚·路海森在卑尔根的霍克兰医院神经科是个人气颇高的医生，同事和患者都夸他能干、贴心，而且是个好倾听者。作为一个好倾听者对他相当有帮助，因为他常接到罹患各类症候群的患者，这些症候群通常都是遗传疾病，没有治愈的希望，只能寻求痛苦的缓减。偶尔碰上罕见的状况，院里来了严重的硬皮症患者求诊，他们都会转介给这位友善的年轻医师。当时马地亚正开始考虑是否专攻免疫学。一个早秋之日，莱拉·奥森偕同丈夫带着他们的小女儿来到医院，他们的小女儿关节僵硬，颇为痛苦；马地亚的第一个想法是她可能罹患贝德莱氏关节炎。莱拉和丈夫都证实他们的家族里有人罹患风湿病，因此马地亚抽取他们夫妇和女儿的血液样本。
报告出炉后，马地亚坐在办公桌前看了三遍。那种龌龊、黑暗，又美妙的感觉再度浮现。检验结果呈现阴性。从医学角度来说，小女儿的疾病可以排除贝德莱氏关节炎，而令他感觉熟悉的是，小女儿的父亲可以排除奥森先生。马地亚知道奥森先生并不知情，但他的妻子莱拉知情。他要求他们三人抽血时，看见莱拉的脸抽动了一下。她是不是还跟另一个男人搞在一起？那男人长什么样子？是不是住在一间独栋洋房里，前面有块大草坪？那男人有什么私密缺陷？小女儿何时才会发现她这一生都被这个满口谎言的淫妇所欺骗？她如何才会发现？
马地亚低头一看，才发现他打翻了玻璃杯，水洒了出来。他的胯间湿了一大块，冰冷的感觉从胯间蔓延开来，先到腹部，再爬上头部。
他打电话给莱拉，通知她检验报告的结果。她向他道谢，听起来松了口气，挂上电话。马地亚瞪着电话很长一段时间。天啊，他是多么痛恨她。那天晚上，他放下书本后就爬上床，躺在套房的小床垫上无法入睡。他试着看书，但书页上的字在他眼前舞动。他试着自慰，通常这样会让他疲累想睡，但他无法集中精神。他在再度完全变白的趾上戳了一针，看看是否有感觉。最后他蜷缩在被子里痛哭，直到黎明将夜空涂上灰蒙蒙的色彩。
马地亚也负责诊疗一般神经疾病患者，其中一位是卑尔根警署的警官。检查结束后，这名中年警官起身穿衣，他的体臭和口中酒气混合在一起，使人嗅觉麻木。
“怎么样？”中年警官粗声粗气地问，仿佛马地亚是他的下属。
“第一期神经病变，”马地亚答道，“你脚底的神经受损，感觉退化。”
“这就是为什么我走路开始看起来像他妈的酒鬼吗？”
“你是酒鬼吗，拉夫妥？”
中年警官站了起来，扣起衬衫，一阵潮红涌上脖子，宛如温度计里的水银上升，“妈的你说什么？你这乳臭未干的小鬼。”
“过多的酒精通常会导致多发性神经病变，如果继续喝下去，有可能造成脑部永久受损。拉夫妥，你有没有听过科尔萨科夫综合征？没听过？希望你以后都不会听见，因为它的名字经常和一些非常严重的症候群连在一起。当你对着镜子问自己是不是酒鬼时，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回答，可是我建议你下次再多问一个问题：我是现在就想死，还是想再多活一些时候？”
葛德·拉夫妥仔细盯着眼前那个身穿医师袍的年轻小伙子，低声咒骂，走出诊间，甩上了门。
四星期后，拉夫妥打电话来，问马地亚可不可以过去看他。
“我明天去。”马地亚说。
“不行，很紧急。”
“那你就去急诊室。”
“听我说，路海森，我已经躺在床上三天没办法动了。只有你直接问过我是不是酒鬼，对，我是酒鬼，还有不要，我不要现在就死，我还不想死。”
拉夫妥的住处弥漫着垃圾、空啤酒罐和他的身体发出的恶臭，但是没有剩菜的气味，因为屋子里没有食物。
“这是维生素B1补充剂，”马地亚说，对着光线举起一只针筒，“它可以让你再站起来。”
“谢谢。”拉夫妥说。五分钟后，他沉沉睡去。
马地亚在屋里走了一圈。桌上放着一张照片，里头是拉夫妥，肩膀上骑着一个深发小女孩。桌子上方的墙壁上挂着许多照片，应该都是命案现场的照片。照片非常多。马地亚看着那些照片，拿了几张下来，仔细研究。天啊，这些凶手怎么这么懒散，他们的缺乏效率从尸体上以钝器和锐器造成的伤口就看得出来。他打开抽屉，看见更多照片。他还发现了报告、笔记，以及一些值钱物品，像是戒指、女表、项链。此外还有剪报。他阅读那些剪报，里头都有拉夫妥的名字，多半是引用他在记者会上说的话，讲说凶手有多笨，以及他如何逮到他们。很明显地，每一个凶手都被他缉捕归案，没有一个漏网之鱼。
六小时后，拉夫妥醒来，马地亚仍在那里，坐在床边，大腿上放着两份命案报告。
“告诉我，”马地亚说，“怎么样可以犯下命案，却不被抓到？”
“避开我的辖区，”拉夫妥说，游目四顾，想找酒来喝，“如果辖区里的警探很行，你根本就不可能逃脱。”
“那如果我还是想在一个好警探的辖区里犯案呢？”
“那我会在犯案前先跟那个警探攀上交情，”拉夫妥说，“犯案后再把他也除掉。”
“有趣，”马地亚说，“我也是这么想。”
接下来几星期，马地亚去探望拉夫妥许多次。拉夫妥复原得很快，他们经常闲聊很久，聊疾病，聊生活形态，聊死亡，以及拉夫妥在这个世界上只钟爱的一个人和一样东西：她女儿卡翠娜和芬岛小屋。卡翠娜以一种令人无法理解的方式响应他的爱，而芬岛小屋是他唯一能找到平静的地方。但他们聊的大部分是拉夫妥侦破的命案和他的胜利。马地亚鼓励说他一定可以战胜酒精，只要他远离酒瓶，有一天一定可以庆祝战胜酒精的新胜利。
晚秋降临卑尔根，白昼渐短，秋雨渐长。马地亚做好了计划。
一天早上，他打电话去莱拉家里找她。
他报出姓名，她静静聆听他说明来电原因。他们有了新发现，根据她女儿的血液样本，现在他知道贝斯钦·奥森不是她女儿的生父，而他必须取得生父的血液样本，这也表示他必须告知她女儿和她丈夫这件事，因此希望可以取得她的同意。
马地亚停顿一会儿，让莱拉会意过来。
然后他说如果她认为这件事必须保密，那么他依然想帮忙，但一切就必须在“台面下”进行。
“台面下？”她重复一次，语气平板，显然处于惊吓之中。
“身为医生，我必须遵守医师伦理，对患者——也就是你的女儿——坦诚以告。不过我正在做症候群的研究工作，因此很有兴趣追踪她的病例。不知道今天下午我们可不可以低调地见个面……”
“可以，”她低声说，声音发颤，“可以，麻烦你。”
“太好了，请你搭最后一班缆车上厄里肯山，那里不会有人打扰，我们可以慢慢走下山。希望你明白我冒的风险，而且请你不要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
“当然不会！相信我。”
她挂断电话后，他依然握着话筒，嘴唇对着灰色塑料轻声说：“凭什么别人要相信你？你这个小淫妇。”
当莱拉倒在雪地里，喉咙被一把解剖刀抵着，她才坦承自己曾对一个朋友说要来跟他碰面，她们今晚原本约好一起吃饭，但她只说了他的名字，没提及姓氏，也没说他们为什么要见面。
“你为什么要跟别人说？”
“只是逗逗她而已，”莱拉大喊，“她很爱管闲事。”
他手中那把薄薄的钢刀更用力地抵在她肌肤上，她呜咽地说出朋友的姓名和地址，之后便没再说一句话。
两天后，马地亚在报上阅读莱拉命案和欧妮及拉夫妥失踪案的报道，心中百感交集。首先，他对杀害莱拉的经过感到不悦，因为事情并未按照他的计划进行。他在狂怒和惊慌之下完全失控，搞得现场一团糟，有太多东西需要收拾，有太多东西令他联想到拉夫妥家的那些照片，却太少时间让他享受复仇和伸张正义的快感。
去杀害欧妮的时候更糟，几乎称得上是一场灾难。他两次要按她家门铃，两次都提不起勇气，只好离开。第三次要去的时候，才发现迟了一步，已经有人捷足先登，去她家按了门铃，那就是拉夫妥。拉夫妥离开后，他去按下门铃，说自己是拉夫妥的助手，欧妮便让他进门。欧妮说她不能透露自己对拉夫妥说了什么，她答应绝不能和其他人提及他们的谈话内容。当解剖刀划上她的手，她才说出实情。
从欧妮口中，马地亚得知拉夫妥打算靠自己的力量破案，他想重建自己的名声，多么愚蠢！
处理欧妮的手法倒是没什么好挑剔，只发出一丁点声音，溅出一丁点鲜血。在淋浴间分割她的尸体十分有效而迅速。他将所有尸块装进塑料袋，再放入他为此特地带来的大背包和大包里。马地亚去拉夫妥家探病时，拉夫妥曾对他说，警方侦办命案时，首先调查的是民众在附近目击的车辆和出租车的载客记录，因此离开欧妮家后，他步行很长一段路回到住处。
最后只剩下拉夫妥对完美谋杀案的最后一道指示：除掉好警探。
奇妙的是，三次谋杀案中，以拉夫妥这次做得最好。奇妙之处在于马地亚对拉夫妥毫无感觉，毫无对莱拉的那种痛恨之情，这次下手和他第一次接近他所设想的谋杀美学、接近他对谋杀手法的理想概念比较有关。他对下手杀害拉夫妥的体验尤其和他希望的一样可怕和悲惨，至今他仍听得见拉夫妥的惨叫声回荡在那座荒凉小岛上。而最奇妙的莫过于他在回程时，发现自己的趾不再发白麻木，仿佛他渐冻的过程暂时停止，仿佛他融化了。四年后，在马地亚又杀了四名女子之后，他发现自己所有的谋杀行为都只是在重现他杀害自己母亲的过程，于是他分析自己疯了。
也就是说，他出现严重的人格障碍，他阅读过的所有专门文献都朝这个方向归纳：他的杀人方式具有仪式性，他一定要在该年初雪落下那天杀人，他一定会堆一个雪人，而且手法日渐残忍。
然而洞悉到这一点并不能阻止他继续杀人，只因他时日无多，雷诺氏症候群发作的频率越来越高，而且他似乎出现了硬皮症的初期症状：脸部僵硬。这个症状最后会让他有一个令人作呕的尖鼻子和噘起的尖嘴唇，这将带给他极度的折磨与痛苦。
他搬到了奥斯陆，继续研究免疫学和脑部的水通道，此领域研究工作的中心位于古斯达精神病院的解剖部。除了研究工作外，由于在马伦利斯诊所任职的费列森推荐了他，因此他也进入马伦利斯诊所工作。此外他晚上睡不着，干脆去急诊室值夜勤。
要找被害人并不难。起初要鉴定亲子血缘关系，必须取得父母的血液样本，后来法医学研究所亲子鉴定部引进了DNA鉴定技术。费列森的医术相当平庸，即使是以一般医生的标准来看也是如此，他只要一遇上遗传疾病或症候群，都会偷偷去问马地亚，如果患者十分年轻，马地亚的建议总是相同。
“第一次咨询的时候找父母一起来，取得每个人的口腔黏膜，就说是要检查细菌丛，然后把样本送到亲子鉴定部进行鉴定，这样至少可以知道我们的起点是不是正确的。”
蠢蛋费列森每次都乖乖照做，这表示马地亚很快就建立了一个小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