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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难过，儿子。”他父亲说，“你一定受了不小的惊吓。”
“在我忘记之前，”亚历克斯咽了咽唾沫，起身推开椅子，“我得打电话给马尔基维茨，告诉他基吉今晚不回家了。”
乔克？吉尔比睁大眼睛问：“他们不会把他扣在警察局了吧？”
“不，不，不是这样。我们在法夫郡的宿舍门口遇到了记者，他们要拍照和采访。我们不想和他们说话，所以，我、歪呆还有蒙德从厕所的窗户爬出来走了。我们明天早上要打工，但是基吉没有工作，所以他说他等到明天才回家。我们不能把窗户开着，所以我要打电话给他爸爸，解释解释。”
亚历克斯轻轻地挣脱母亲的双手，跑到客厅里去。他拿起听筒，凭记忆拨通了基吉家的电话。他听到了电话音，接着是卡雷尔？马尔基维茨那夹杂着波兰口音的苏格兰英语。又来了，亚历克斯想，他又要把昨晚发生的一切重复一遍。他有一种感觉，这绝不会是最后一次。
“这就是你们晚上到外面去喝酒和鬼混才会碰到的事。”弗兰克？麦齐尖刻地说，“你们自己去惹上警察的。警察从没有敲过我的门。他们也只会欺负欺负你这样的笨小子，这下我们一家可成了全城的话柄了。”
“如果不是我们晚上出去的话，她会在那儿躺到早晨的，她会孤单地在那里死去。”歪呆反驳说。
“这个我不管。”他爸爸说着穿过房间，从角落里的吧台上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吧台是他特意设置在前厅里的，为的是在被他邀请来的尊贵客人面前显摆。他的全部心愿就是要让儿子变得雄心勃勃，然而恰恰相反，他生下来的却是个一无用处、整夜泡在酒吧里的野小子。更糟糕的是，汤姆显然对数字很有天赋，但是他并没有利用这个天然优势去从事会计工作，而是投身到了一个玄而又玄的纯数学世界，就好像那是通往飞黄腾达和体面生活的第一步。“唉，就这么定了。你每天晚上都要待在家里，小子。这个假期不准去派对，不准去酒吧，只能待在家里。白天去上班，下了班就直接回家。”
“但是爸爸，现在是圣诞节。”歪呆不服气地说，“没有人待在家里的，我要和朋友们在一起的。”
“你在惹来警察之前就该想到这点了。你今年要考试，可以利用在家的时间学习。你该好好谢我才是。”
“但是爸爸……”
“这个问题到此为止。只要你还住在我的屋子里，只要还是我出钱让你读大学，你就要按我说的做。等到哪天你自己挣钱养活自己了，才能自作主张，在那之前，你得按我说的做。现在，别在我眼前晃来晃去了。”
歪呆怒气冲冲地出了房间跑上楼梯。他恨自己的家庭，他恨这座房子。石砌的墙，实心的木门，落地的磨砂窗；这座屋子房间很多，但却狭小压抑，低矮的天花板和门框总是不得不让歪呆缩头弯腰地佝偻他六英尺三英寸的大个儿；墙薄得像纸一般，隔壁放个屁，你都能听得清清楚楚——这些一想起来，就让人觉得好笑。可父母却还是花了一笔钱买下了这座让人无法保留隐私的屋子，和亚历克斯合住一间房间都比住在父母的房子里更舒服。
为什么父母不能试着理解歪呆最基本的想法呢？他感到自己的一生都在用来反叛。他所取得的成就根本算不了什么，因为他始终都与父母给他定的条条框框格格不入。他夺得学校的象棋冠军时，父亲却抱怨他若是参加桥牌队，成绩会更出色；当他提出要学一样乐器时，父亲断然拒绝，反而主动给他办了几家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员卡；高中时，他每年都在数学竞赛中获奖，可父亲却不着调地为他买来许多会计学的书。对于歪呆而言，数学绝不仅仅是加减乘除，而是类似于二次方程式的美感、微积分的精炼、线性代数的神秘。除了在那些朋友眼里，他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怪物。朋友们给予他的是一个可以释放能量的安全场所，可以让他自由发挥才能，不受任何拘束。
而他回报给朋友们的却是痛苦。他想起最后一次自己的疯狂之举，内心立刻感到内疚和不安，那一次，他做得实在过分。起初，这只是个游戏，他给亨利？卡文迪什的车取绰号。他不知道玩笑开下去会是什么结果。他明白，如果他继续下去，伙伴们对结果也会束手无策。他只是希望自己不会令伙伴们失望。
歪呆把磁带插入录放机，一头扑到床上。他听完第一面，接着准备睡觉。明天五点他就得起床，和亚历克斯、蒙德一起开始在超市上早班。要是在平常，想到第二天这么早就要起床，歪呆总会感到郁闷，但是既然家里情况如此，跑到外头倒让他觉得轻松，能让他的脑子有机会不在一件事上瞎折腾。天哪，他真希望能吸点什么。
至少，父亲的蛮横无理让他能在这一刻抛开关于罗茜？达夫的种种想法。音乐还没有放完，歪呆已经沉沉地睡过去。
卡雷尔？马尔基维茨像一个老人那样开着车，每到一个交叉口，总是左顾右盼，慢慢吞吞，犹豫不决。他是个只会在晴天开车的司机。平常，只要有一点点起雾和结霜的影子，车子就会待在车库里，他会走下马萨利恩路的陡峭山路，去贝诺奇乘公交车到工厂路，他在那里的一家地板厂当电工。虽然亚麻油地毡已经渐渐被淘汰，但是奈恩厂里出来的产品还是进入了数以百万家庭的厨房、浴室、门厅。从皇家空军退伍的卡雷尔？马尔基维茨也因此过上了体面生活，一直心怀感激。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此忘了自己当初为何离开克拉科夫。没有人能从那种充满了背叛和不信任的环境中全身而退，尤其是像他这样在大屠杀开始之前就已离开的波兰犹太人更是如此，屠杀令他根本找不到一处有家的感觉的地方。
他必须重新开始生活，组建属于自己的家庭。他先人的家庭并不十分虔诚，因而放弃宗教信仰并不让他觉得失落。柯科迪没有犹太人——他记得刚到此处不久就有人这样告诉他。他的感觉十分清楚：“这便是我们想要的。”于是他便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甚至还在天主教堂举行了婚礼。他学会了如何在这个陌生、与世隔绝的地方找到归宿感。连他自己都惊讶，为何得知一位波兰人最近当上教皇会令他产生强烈的自豪感，这些年来他很少想到自己是波兰人。
当日夜企盼的儿子终于降生时，他已年近四十。这无疑是快乐的源泉，但同时也是焦虑的开始，从此，他有了一样不能失去的东西。这是一个文明的国度，法西斯无法染指此地，无论如何，这一点世所公认。但是德国曾经也是一片文明的国度，没有人能料到当一个国家的贫困人口增长到一定规模后会发生什么，任何一个承诺拯救众生的人都会找到他的追随者。
最近，发生了越来越多让人害怕的事。民主阵线正暗地里发展势力，罢工让政府越来越不耐烦，爱尔兰共和军的炸弹袭击给政客们以采取高压政策的理由，那个领导托利党的娘们儿大谈移民对本土文化的冲击，举国上下遍布不安定的种子。
于是，当亚历克斯？吉尔比打电话告诉他儿子在公寓要待整晚时，卡雷尔？马尔基维茨没了主意。他要让儿子在自家的屋檐下受自己的护卫。他把自己裹得暖暖的，叮嘱妻子做上一锅汤和一包三明治。然后他穿过整个法夫郡去接儿子。
他开着那辆老旧的沃克斯豪尔，整整花了近两个小时才跑完那艰难的三十英里。不过，当他看到西格蒙德和伙伴同住的房子里的灯光时，立即觉得如释重负。他停好车，拿起食物，向屋子走去。
起初，没有人回应他的敲门。他小心翼翼地跑到雪地里，透过灯火通明的厨房窗户向屋里张望，房间里空无一人。他一边拍打着玻璃窗，一边喊着：“西格蒙德！开门，我是爸爸。”
他听到一阵下楼的脚步声，接着门开了，英俊的儿子出现在门口，满脸笑容，张开双臂表示欢迎。“爸爸，”他光着脚跑到雪泥地里拥抱父亲，“我没想到你会来。”
“亚历克斯打电话来的。我不想看到你孤单一人， 所以我来接你。”卡雷尔一把搂住儿子，心头还是七上八下。爱，真是一件糟糕的事情。
蒙德盘腿坐在床上，唱盘伸手可及。他正一遍又一遍地听着自己的座右铭，“闪耀吧，疯狂的钻石。”他刚刚摆脱了母亲在听完他汇报的一切后说的一大堆关切到令人窒息的话。刚开始，母亲的话还让他觉得舒坦，可是渐渐的，喋喋不休的关心让他承受不住了，他说自己想单独待一会，就逃走了。母亲觉得儿子是个知识分子，因为他能读懂法文书，她还不知道，只要上了大学法语是必学课程。
蒙德对暴力一无所知，最近一次与暴力的接触让他浑身颤抖，局促不安。他不敢说自己为了罗茜？达夫的死而感到难过，她曾不止一次当着他朋友的面奚落他，让他在别的姑娘身上屡试不爽的打情骂俏战略完全失灵。但是他为罗茜的死把他置于如此难堪的境地感到难过。
他真正需要的是性。这能让他摆脱昨晚的事所带来的恐惧感，它会是一剂良药。不幸的是，在柯科迪，他没有女朋友可以相伴。或许他该打一两通电话，他的前任女友里会有一两个乐于同他重修旧好，她们会乐意听他倾诉所遭遇的种种困境，陪伴他度过假期时光。朱迪丝，或者莉兹，嗯，应该就是莉兹了。那个对约上一次会就感恩戴德的丰满姑娘，他轻而易举就和她上了床。他一想到此，身体有点兴奋起来。
就在他准备下床跑到楼下打电话时，响起了敲门声。“进来。”他警觉地说道，他换了个姿势，想弄明白母亲到底要做什么。
敲门的不是她母亲，而是他十五岁的妹妹琳。“妈妈说你可能想喝可乐。”她一边说，一边晃着玻璃杯。
“我能想到我要什么。”他说。
“你一定很伤心吧。”琳说，“我想不出碰上那种事会是什么感觉。”
没有女朋友，他只能凑合着在妹妹面前吹吹牛。“真是很倒霉，”他说，“我可不想再想象一遍了。那帮子警察简直像远古人那样愚蠢。为什么他们会把我们当作爱尔兰共和军那样审问呢，我就是搞不懂。要和他们对着干真得要很大的胆子，我敢这么说。”
不知是什么原因，琳并没有不加思考地对哥哥表现出钦佩的表情。她靠着墙，神情仿佛是在等待一个突破口，能够切入自己真正想要谈及的话题。“那是肯定的。”她呆板地说。
“我们可能还要继续被审问。”他补充说。
“亚历克斯的情况一定也很糟糕。他怎么样了？”
“吉利？呃，他可不是敏感先生，他会没事的。”
“亚历克斯比你想的敏感得多。”琳激烈地反驳说，“就是因为他玩橄榄球，你就认为他只有肌肉，没有感情。他一定为这事烦心着呢，尤其是他还认识那姑娘。”
蒙德在心里骂了一通，他一时忘了妹妹倾心于亚历克斯。她不是来给自己送可乐和表示同情的，而是找个借口来问亚历克斯的。“他还是不认识她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