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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这是万不得已采取的一个冒险行动，因为小偷有可能因此而珍藏或销毁掉笔记本，从而使侦破工作陷入绝境。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天晚上10点03分，专案组专门留给小偷的那门绿色电话如警报般地鸣叫起来，3只手同时扑过去，瓦西里以他素有的敏捷率先抓到了话筒：
“喂，这里是专案组，有话请讲。”
“……”
“喂，喂，你是哪里，有话请讲。”
“嘟，嘟，嘟……”
电话挂了。
瓦西里沮丧地放回话筒，感觉是跟一个影子碰了一下。
一分钟后，电话又响。
瓦西里又抓起话筒，刚喂一声，就听到话筒里传来一个急匆匆的发抖的声音：
“笔、笔记本、在邮筒里……”
“在哪只邮筒，喂，是哪里的邮筒？”
“嘟，嘟，嘟……”
电话又挂了。
这个贼，这个可恨又有那么一点点可爱的贼，因为可以想像的慌张，来不及说清是哪只信箱就见鬼似的扔了电话。然而，这已够了，非常够。B市也许有几十上百只邮筒，但这又算得了什么？何况，运气总是接连着来的，瓦西里在他不经意打开的第一只邮筒里，就一下子发现——
在深夜的星光下，笔记本发着蓝幽幽的光，深沉的寂静有点怕人。然而那寂静几乎又是完美的，令人鼓舞的，仿佛是一片缩小了的凝固的海洋，又像是一块珍贵的蓝宝石！
笔记本基本完好，只是末尾有两页白纸被撕。因此，总部一位领导在电话上幽默地说：“那也许是小偷用去擦他肮脏的屁股了。”
后来，总部的另一位首长接着此话又开心地说：“如果找得到这家伙，你们就送他些草纸吧，你们701不是有的是纸嘛。”
不过没人去找这贼。
因为他不是卖国贼。
因为，容金珍还没有找到。
第二天，《B市日报》头版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是寻容金珍的，上面这样写道：
容金珍，男，37岁，身高1。65米，样子瘦小，皮肤偏白，戴褐色高度近视镜，穿藏青色中山装，浅灰色裤子，胸前插有进口钢笔一枝，手上戴有钟山牌手表一块，会讲普通话和英语，爱下象棋，行动迟缓，可能赤脚等。
第一天，没有回音；
第二天，还是没有回音；
第三天，《G省日报》也刊登了寻容金珍启事，当天依然没有见到回音。
也许，在瓦西里看来，没有回音是正常的，因为要一具尸体发出回音是困难的。他已经深刻地预感到，他要把容金珍活着带回701——这是他的任务——已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
可是第二天中午，专案组通知他，M县城有人刚刚给他们打来电话，说他们那边有个像容金珍的人，请他赶紧去看看。
像容金珍的人？瓦西里马上想到自己的预感已被证实，因为只有一具尸体才会发出这种回音。还没有上路，以坚强、凶猛著称的瓦西里就懦弱地洒下了一大把热泪。
M县城在B市以北100公里处，容金珍怎么会跑到那里去找笔记本，真让人感到神秘和奇怪。一路上，瓦西里以一个梦中人的眼睛审视着已经流逝的种种灾难和即将面临的痛苦，心里充满了惊惶失措的怅惘和悲恸。
到M县城，瓦西里还没有去找那个给他们打电话的人，便对路过的M县造纸厂门口废纸堆里的一个人发生了兴趣。要说这个人，确实非常引人注目，他一看就是那种有问题、不正常的人，满身污泥，光着双脚（已冻得乌青），两只血糊糊的手，像爪子一样，在不停地挖掘、翻动着纸堆，把一本本破书、烂本子如数家珍地找出来，一一地仔细察看，目光迷离，口中念念有词，落难而虔诚的样子，一如惨遭浩劫的方丈在庙宇的废墟上悲壮地查找他的经典祷文。
这是个冬天的有阳光的下午，明亮的阳光正正地打在这个可怜的人的身上——
打在他血糊糊的手上
打在他跪倒的膝盖上
打在他佝偻的腰肚里
打在他变形的脸颊上
嘴巴上
鼻子上
眼镜上
目光里
就这样，瓦西里的目光从那双爪子一样哆嗦的手上开始一点点扩张开来，延伸开来，同时双脚一步步向那人走近，终于认出这人就是容金珍！
这人就是容金珍啊——！
这是案发后第16天的事，时间是1970年元月13日下午4时。
1970年元月14日下午的晚些时候，容金珍在瓦西里亦步亦趋的陪同下，带着肉体加心灵的创伤和永远的秘密，复又回到高墙深筑的701大院，从而使本篇的故事可以结束。
·28·
第五篇 合
一
结束也是开始。
我要对容金珍已有的人生故事作点故事外的补充说明和追踪报道，这就是第五篇，合篇。
和前四篇相比，我感觉，本篇就像是长在前四篇身体上的两只手，一只手往故事的过去时间里摸去，另一只手往故事的未来时间里探来。两只手都很努力，伸展得很远，很开，而且也都很幸运，触摸到了实实在在的东西，有些东西就像谜底一样遥远而令人兴奋。事实上，前四篇里包裹的所有神秘和秘密，甚至缺乏的精彩都将在本篇中依次纷呈。
此外，与前四篇相比较，本篇不论是内容或是叙述的语言、情绪，我都没有故意追求统一，甚至有意作了某些倾斜和变化。我似乎在向传统和正常的小说挑战，但其实我只是在向容金珍和他的故事投降。奇怪的是，当我决定投降后，我内心突然觉得很轻松，很满足，感觉像是战胜了什么似的。
投降不等于放弃！当读完全文时，你们就会知道，这是黑密制造者给我的启示。嗯，扯远了。不过，说真的，本篇总是这样，扯来扯去的，好像看容金珍疯了，我也变疯了。
言归正传——
有人对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提出置疑，这是首先刺激我写作本篇的第一记鞭子。
我曾经想，作为一个故事，让人相信，信以为真，并不是根本的、不能抛弃的目的。但这个故事却有其特别要求，因为它确实是真实的，不容置疑的。为了保留故事本身原貌，我几乎冒着风险，譬如说有那么一两个情节，我完全可以凭想像而将它设置得更为精巧又合乎情理，而且还能取得叙述的方便。但是，一种保留原本的强烈愿望和热情使我没这么做。所以说，如果故事存在着什么痼疾的话，病根不在我这个讲述者身上，而在人物或者生活本身的机制里。那不是不可能的，每个人身上都有这种和逻辑或者说经验格格不入的痼疾。这是没办法的。
我必须强调说：这个故事是历史的，不是想像的，我记录的是过去的回音，中间只是可以理解地（因而也是可以原谅的）进行了一些文字的修饰和必要的虚构，比如人名地点，以及当时天空颜色之类的想像而已。一些具体时间可能会有差错；一些至今还要保密的东西当然进行了删减；有些心理刻画可能是画蛇添足。但这也是没办法的，因为容金珍是个沉溺于幻想中的人，一生都没什么动作，惟一一个动作——破译密码，又因为是秘密的，无法表现。就是这样的。
另外，最后找到容金珍是在M县的造纸厂还是印刷厂，这是没有一个准确说法的，而且那天去带容金珍回来的也不是瓦西里，而是当时701的头号人物，局长本人，是他亲自去的。那几天里，瓦西里由于过度惊累，已经病倒，无法前往。而局长大人10年前就已离开我们，而且即使在生前，据说他对那天的事也从不提起，仿佛一提起就对不起容金珍似的。有人说，局长大人对容金珍的疯一直感到很内疚，就是在临死前，还在绝望地自责。我不知他该不该自责，只是觉得他的自责使我对容金珍的结局更充满了遗憾。
话说回来，那天随局长大人一同去M县接容金珍的还有一人是局长的司机，据说他车开得很好，却只字不识，这是造成“印刷厂”和“造纸厂”模糊的根本原因。印刷厂和造纸厂在外观上确实有某些相似处，对一个不识字的人，加上又只是粗粗一见，把它们弄混是很正常的。我在跟这位司机交谈时，曾极力想让他明白，造纸厂和印刷厂是有些很明显的区别的，比如一般造纸厂都会有很高的烟囱，而印刷厂不会有，从气味上说，印刷厂会有一股油墨味，而造纸厂只会流出浊水，不会溢出浊气。就这样，他还是不能给我确凿无疑的说法，他的言语总是有点模棱两可，含含糊糊的。有时候我想，这大概就是一个有文化和没文化人的区别吧。一个没文化的人在判断事情的真假是非上往往要多些困难和障碍，再说几十年过去了，他已经变成一个老态龙钟的老头子，过度的烟酒使他的记忆能力退化得十分吓人。他甚至肯定地跟我说，事情发生在1967年，不是1969年。这个错误使我对他提供的所有资料都失去了信心。所以，在故事的最后，为了少个人物出场，我索性将错就错，让瓦西里取代了局长大人，到M县去“走了一趟”。
这是需要说清楚的。
这也是故事最大的失实处。
对此，我偶尔地会感到遗憾。
有人对容金珍后来的生活和事情表示出极大的关注，这是鼓励我采写此篇的第二鞭。
这就意味着要我告诉你我是怎么了解到这个故事的。
我很乐意告诉你。
说真的，我能接触这个故事是由于父亲的一次灾难。1990年春天，我的75岁的父亲因为中风瘫痪住进了医院，医治无效后，又转至灵山疗养院。那也许是个死人的医院，病人在里面惟一的任务就是宁静地等待死亡。
冬天的时候，我去疗养院看望父亲，我发现父亲在经历一年多病痛后，对我变得非常慈祥，亲爱，同时也变得非常健谈。看得出，他也许是想通过不停的唠叨来表示他对我的热情和爱。其实这是不必要的，尽管他和我都知道，在我最需要他爱的时候，他也许是因为想不到有今天这样的困难，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没有很好地爱我。但这并不意味他今天要来补偿。没这么回事。不管怎样，我相信自己并不会对父亲的过去产生什么不对的想法或感情，影响我对他应该的爱和孝敬。老实说，当初我是极力反对他到这疗养院来，只是父亲强烈要求，拗不过而已。我知道父亲为什么一定非要来这里，无非是担心我和妻子会在不尽的服侍中产生嫌恶，给他难堪什么的。当然，有这种可能，久病床前无孝子嘛。不过，我想不是没有另一种可能，就是看了他的病痛，我们也许会变得更有同情心，更加孝顺。说真的，看着父亲不尽地唠叨他过去的这个惭愧那个遗憾，我真是感到不好受。不过，当他跟我讲起医院里的事情，病友们的种种离奇故事时，我倒是很听得下去，尤其是说起容金珍的事情，简直让我着了迷。那时候，父亲已经很了解容金珍的事情，因为他们是病友，并且住隔壁，是邻居呢。
父亲告诉我，容金珍在这里已有十好几年，这里的人无不认识他，了解他。每一位新来的病人，首先可以收到一份特殊礼物，就是容金珍的故事，大家互相传播他的种种天才的荣幸和不幸，已在这里蔚然成风。人们喜欢谈论他是因为他特别，也是出于崇敬。我很快注意到，这里人对容金珍都是敬重有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