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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瞎妮洗完衣服，换上一池清水，月光照着，她坐在马扎上哼着歌谣，叶子的几块尿布很快洗干净了。瞎妮闻闻，觉得不满意，又洗一遍。
瞎妮踮着脚把衣服和尿布晾在院里的时候，伊木悄悄走近，瞎妮来不及转身就被拥抱，她惊呼一声，立即掐伊木的胳膊。伊木气喘吁吁，力大无穷。瞎妮的腰带挣断了，那是一根草绳。她叫喊着，声音却渐渐变成央求。伊木的右手揉着瞎妮左边的乳房，瞎妮感到一阵阵晕眩，身子发软手仍旧紧紧拽着裤子，过了一会儿，她就哭了。伊木把她抱起来，抱进了柴房里。当一个卑微的灵魂产生对另一个卑微的灵魂的爱慕，惊慌，充满幻想，惊慌好比干柴，幻想化作烈火，一切光明温暖随之出现，天地随之旋转。
柳青在第二天用棍子将伊木教训了一顿，他是厂长，他是收留他们的人。棍子打在伊木头地响，瞎妮哆嗦着身子扑通跪下了，说，别揍他，俺没想叫你揍他。柳青扔了棍子问伊木，你愿意娶她不？伊木捂着头，他看看瞎妮，咧嘴一笑说，啊啊啊。柳青又问瞎妮，那你愿意嫁给他不？瞎妮捂着脸，点点头。
两瓣蒜拼成了一颗心，两根葱摆成了十字架。
伊木和瞎妮结婚了。他们选了个好日子，好日子就是阴天下雨的日子，不用干活。
1982年6月19日，星期六，大雨。
那天瞎妮早早地洗了脸，洗了头发，用一根火柴把指甲缝里的脏泥挖掉，然后瞎妮开始编辫子，不知不觉，她的脸红了。瞎妮摸摸脸说：“真热啊！”
伊木也是一夜未睡。他用一根手指就把所有的人弄醒。冬瓜揉揉眼，说：“你得买几只鸡，再打点酒，结婚都得这样。”伊木一拍脑门，顶风冒雨去了县城北关的菜市场。
瞎妮焕然一新。脸上抹了雪花膏，腰上系了新的草绳。冬瓜敲门进来说：“走，去找你男人。”堂屋里热闹非凡，所有人都在期待新娘子的出现。冬瓜笑嘻嘻地把瞎妮领到小拉面前问：“这是你男人不？”瞎妮摸摸小拉的头说：“不是。”冬瓜又把瞎妮领到家起面前问：“那这个呢？”瞎妮摸摸家起的胳膊说：“这个也不是。”
瞎妮摸遍了所有的人没有找到伊木。冬瓜说：“你男人走了，不要你了。”瞎妮说：“别闹。”伊木这时回来了，左手提着鸡，右手提着酒，腋下夹着几个长缨子的大萝卜。他站在门口，浑身滴着水。
冬瓜把瞎妮领到伊木面前问：“这是你男人不？”瞎妮低着头，不说话，她听见了那熟悉的喘息声。冬瓜欢呼一声，别的人跟着起哄，一个哑巴接过伊木手中的酒菜，一个瞎子挠挠头发，几片碎纸掉下来。
第七章勾引
有天清晨，来了两个人。
其中的女人长得漂亮，她的一只袖子空空如也，头发烫过，被风吹得凌乱，她叫陶婉。她哥哥手里提着帆布包，眼睛里布满血丝。
聋子？柳青问这兄妹俩。
男人摇摇头。
哑巴？
男人说不是。
一阵风吹过，他撩起裤脚，柳青看到半截木头做的假肢，后来那假肢长出了木耳。
柳青说进来吧！
门开了，悲剧从此开始。
那个男人是个戏子，他和妹妹以前都是在县剧团唱山东梆子的，一场大火使他俩成了残疾人。戏子有文化，有羊痫风，每个月都要来那么一回。他来到柳编厂后就修复井栏，到夏天，井栏上爬满了牵牛花。他在院墙下种菜，他妹妹陶婉养了几只鸡，高兴的时候杀一只。
抹布有多脏，生活就有多乱。
戏子向柳青建议每个人都必须洗澡刷牙。他和冬瓜搭建了简陋的浴室，和伊木重建了厕所，用三合板将男女分开，用砖和水泥砌成一排“凹”字。窗台上有几个坛子，他盛了水，腌了鸡蛋。
当他做完这些事后，他就成了柳编厂的主管，他妹妹陶婉成了会计。
陶婉是个独臂女人，她站在门外第一次看见柳青，柳青正抽着烟斗，她看见一个烟雾缭绕不是很清晰的面孔，那正是她寻找了多年的男人。从那天开始，一个声音便在脑子里回荡，起初那声音很弱，却一步一步质问着走过来：嫁给他。闪电划过夜空，这念头始终带有香味，在黑夜里静静地昙花一现，久久不肯凋落。
陶婉帮柳青收拾房间的时候，在箱底找到一张女人的照片，就问：“这是谁呀？”柳青说：“是我媳妇，死了，你长得有点像她。”到晚上，陶婉在她的小屋里躺下，她并不困。瞎妮摸索着进来，把叶子的尿布放在她床头上，她不仅是会计，还刻意扮演了后妈的角色。“睡了没？”瞎妮问。陶婉低吼一声：“滚熊。”然后望着灯泡胡思乱想。第二天，她给叶子换尿布时故意把叶子拧得哇哇大哭，然后再唱两句戏，把叶子哄得咯咯笑。当晚，月光很美，一个女人光着脚丫，用食指轻轻推开柳青的门，她在黑暗里紧张了一会儿，就窸窸窣窣脱了衣服，掀开被子钻了进去。柳青一直没睡，他本以为这是一个梦，他的声音在拒绝，他的手在犹豫，他的心已经答应了。
过了两个月，陶婉从厕所出来，把一团干净的卫生纸扔到柳青和戏子面前。我怀孕了，她愤愤地说。戏子说这是怎么回事，他看看柳青的脸，柳青的脸立刻变成了松花蛋。戏子对柳青悄声说，我妹妹就这样。柳青拍了拍戏子的肩：“我是男人，得敢作敢当。”
第八章战争
一个筐卖一块钱，南关柳编厂却悄悄降到了8毛，这无疑给了柳青两拳。柳青得知这消息后一夜未睡，早晨起来眼眶发黑。他皱着眉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戏子和陶婉进来，柳青立刻对戏子说：“耳刮子就要扇到咱脸上了，咋办？”戏子说：“南关？”柳青说：“他降到8毛，咱降到6毛。”戏子说：“那大伙的工钱可就少了。”柳青说：“咱的筐卖不出去一分钱都挣不到。”
傍晚，柳青宣布了降低工资的事，他问大伙有什么意见。瞎妮摸着腿说：“降就降吧，没事没事。”家起说：“有口饭吃就行。”冬瓜嗤之以鼻，他旁边有个哑巴挥挥手，意思是：屁大的事。
苹果快熟的时候，枯枝败叶落了一地，一群人从南关走来了，手里都拿着武器，有菜刀、棍子，有铁叉、木锨，有镐有斧，还有大榔头。他们怒气冲冲，从南关柳编厂一路嚷嚷着来到柳营。柳青打开铁栅门，递过去一支烟。但是这些人简直就要怒发冲冠了，虽然都没有戴帽子。为首的一个光头叫老改，他指着柳青的鼻子说：“降到6毛，我看你是欠揍。”自从柳青降价后，去南关订筐的越来越少，终于一个也没有了。柳青没有说话，他身后站着一群残疾人。伊木吐口唾沫，右脚在地上画了个圈，另外一个哑巴竖起了中指。老改说：“6毛不行，连工钱都不够，咱商量商量，把价格扯平，定稳，8毛怎么样，都卖8毛？”
柳青说：“不。”
老改也说了一个字：“砸！”
双方的械斗场面惨不忍睹，柳营柳编厂寡不敌众，很快，柳青的肋骨断了三根，一只耳朵掉在了地上。戏子唯一的那条腿也被铲断了，并且头上挨了一棍。有个穿红毛衣的家伙朝陶婉心窝踢了一脚。几个瞎子算倒了血霉，身上都挂了彩，瞎妮的脸肿得像茄子，家起的两颗门牙，一颗在土里，一颗在肚里，不过，他捏破了对方的卵蛋。伊木威风凛凛，拿根扁担，呜里哇啦乱叫一气，周围的那几个人便倒在了地上。戏剧性的变化来自冬瓜手里的一个秤砣，这个像儿童一样的侏儒对老改喊了一声：“看这里。”他本来瞄准的是脑袋，老改的一只眼却瞎了。
老改也成了残疾人，他捂着脸叫唤：“毁了，撤，快撤。”
械斗事件引起了县委的高度重视，专案组和残联的负责人对此事进行了调查。不久，南关柳编厂被勒令停产，老改因伤害罪被判了8年有期徒刑。
第九章伊马
械斗那天陶婉就死在了医院里，她用唯一的一只手摸摸柳青仅存的一只耳朵，问：“你爱我吗？”柳青还没来得及回答，陶婉就死了。当时戏子躺在病房昏迷不醒，其他人包扎完伤口就回去了。
医院附近有个垃圾箱，垃圾箱里有个婴儿。在80年代初，常有狠心的父母把带有残疾的孩子抛弃，像扔垃圾一样。
婴儿满身血污一动不动，他的一只脚是畸形的，像鸡爪子。围观的人以为他死了，苍蝇知道他还活着，围着他的肚脐飞舞。突然，婴儿的身体一阵轻微的抽搐，紧闭的双眼也慢慢睁开了一条缝。围观的人都往后一退，一个女人说：“借光，给俺看看。”
伊木和瞎妮恰巧在人群里。瞎妮伸出双手，摸索着走向垃圾堆，人们闪开了一条道。瞎妮摸到了碎玻璃，摸到了破鞋，又摸到了烂菜叶，终于，她摸到了婴儿。
是个小子。瞎妮兴奋地说。
柳青和戏子在县医院躺了一个多月。出院后，柳青的脑袋还缠着纱布，戏子拄着双拐。天阴着，他俩的脸也阴着。柳青问瞎妮：“孩子哪儿来的？”瞎妮说：“捡的，垃圾堆里捡的，那天，风吹着电线，呜呜的。俺一摸，好家伙，扎了俺一下，又一摸，就摸着他了，臭烘烘的，身上没一点热气，回来俺就叫俺男人烧热水，给他洗澡，洗一遍，又一遍。第二天，他吃食啦，米汤喝了好几口，这小子命硬，脚有点毛病，大哥，你给俺孩起个名吧！”
公路上，一辆拉果苗的马车驶过，柳青不假思索地给孩子起名叫伊马，他摸着孩子的腿说：“这是个瘸子，长大了，能走能跑就行。”
第十章平等
柳营门前的那棵树成了旗帜。
许多残疾人慕名而来，远远地看见了树，便看见了希望。这里并不遥远，一直在他们心里。除了这里，对那些饱受煎熬没有自由的人来说，任何地方都是地狱，根本用不着堕落。
粪土中有金子，河蚌里有珍珠，任其沉睡也不开启，不给一个炫目的机会。
他们中有很多人丑陋不堪，肮脏无比。不是蛔虫，更像蛆虫。他们似乎不能独立生存，只能寄生于一个人，一个家，一个社会。他们有着常人无法忍受的生存环境。那些唾沫那些抱怨那些误解那些排斥与侮辱整天包围着他们。他们的人生道路是艰难的，思想是蠕动的。
他们蛰伏在社会的阴影里，有人认为他们在威胁着别人的幸福。有手却没有工作，有头脑却不能思考，就连生殖器似乎也是多余的。对付伤害，除了忍受再没有别的办法了。
残疾人是一个阶层，一个苦难的族群，上一代和下一代都相传着痛苦。每天都有人掉到这弱势群体里来。一个瞎子无所谓黑夜，但需要阳光。残疾人永远存在，从人类开始到人类结束。他们和健全人一样健康。
残疾并不是残疾人痛苦的根源，一切不平等不合理的社会现像是社会产生的。
柳营柳编厂成了各种苦难的汇集地，上帝并不住在这院里，但这里是残疾人的天堂。
第十一章饭馆
一，二，三，四，五，数到五，五年就过去了。
这期间发生了很多事，城市生活水平提高了，农村依然贫穷，柳青扩建了厂房，告别了原始的手工作坊，他又买了台电视机，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电视机是个好东西，它告诉人们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柳青爬上门前的柳树，把天线绑在最高的树枝上，戏子在下面喊：“有影了，声音也有了！”到晚上，村里的人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