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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雨豪比牛晓东大几岁，个头儿跟牛晓东差不多，他身穿黑色高领衬衫，米黄色裤子，和许多日本年轻人一样，头发染成黄色，不过看上去比较成熟稳重。
“晓东，你日语怎么样了？老板可能要你说几句。”林雨豪说。
“听还凑合，说不行”牛晓东回答。
“不行也得说几句，我以前在这家料理店打过工，和老板关系不错，现在正好店里缺人，我一说店长就基本同意了，你运气不错！”
“不是我运气好，店长是看你面子吧？”
“不是，店里确实缺人。”
料理店在日暮里车站附近，在东京，每个电车站附近都形成一个商业区，商店、银行、料理店、书店一应俱全，一到晚上更加热闹。迎面走过来几个女学生，看上去像高中生，她们上身穿长校服，下身清一色超短裙，露出一片白花花的大腿，脖子上还围着与季节极不相称的毛围脖。
“豪哥，怎么日本女生的裙子都那么短呐？”牛晓东说。
“其实根本没有那么短的校服，你注意看，是她们故意往上窝的，一到学校就放下来了。”林雨豪一边说一边点着一支香烟。
“我说呐，原来是这样啊，可真够臭美的！”
“你抽烟吗？”
“我不抽烟。”
“晓东，你记着，在日本打工一定要勤快，眼里要有活儿，现在不比几年前了，那时候打工好找，在车站前面一站，就有老板拉着你走，如今日本经济不景气，过去没人干的活儿，现在也抢着干了。”
“我在国内听说日本打工好找啊？”
“那都是中介骗人的鬼话。”
牛晓东这一代人是看日本动画片长大的，什么“聪明的一休”、“花仙子”、“机器猫”、“圣斗士星矢”等等，但是他也看过“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等抗日电影，同日本人打交道，还真有点儿打怵，更何况是在人家那里打工了。
“庄伢”料理店离电车站很近，街道两侧都是小餐馆，“庄伢”门脸不大，黑色拉门上方挂着店牌，屋檐下倒挂一溜蓝色三角旗。日本人不喜欢鲜艳的颜色，偏爱白色、黑色、蓝色等素色，婚丧嫁娶、典礼仪式等重要场合，无论男女都穿深色衣服，结婚典礼上，新郎要穿黑色西服。蒙古人以白色为美，蒙古袍都是白色的，这一点和日本人比较相像。
“到了，就是这儿。”林雨豪拉开店门。
“欢迎光临！”一个女服务员高声喊道。
“晚上好，你们店长在吗？”林雨豪用日语问。
“中国人？是来见工的吧？”女服务员看了一眼牛晓东，直接用汉语说。
“是。”
料理店不大，从玄关进去，迎面是一个小吧台，吧台左侧是厨房，右侧是能容纳七、八张餐桌的餐厅，餐厅后面还有三个日式小包间。一个四十多岁腰系围裙的中年男人从厨房里走出来。
“店长，晚上好，好久不见了，生意还好吧？”林雨豪用日语问候。
“还好，还好，加藤桑，请到里面坐吧。”
店长把他俩让到里面的包间，脱了鞋，三个人坐在榻榻米上，牛晓东左脚袜子上破了个洞，露出大半个脚趾头，女服务员端来三杯茶水放在长条餐桌上。
“请喝茶吧。”店长打量一眼牛晓东。
“店长，这就是我的朋友，请多关照！”林雨豪鞠躬说。
“护照带来了吗？”店长问。
“带来了。”
牛晓东从包里取出护照双手递过去，店长认真地看了看护照。
“语言学校的学生，打工有限制吧？”店长说。
“店长，给您添麻烦了！我朋友刚来日本，日语不是太好，他一定会好好干，您让他先试试，不行再辞退。”林雨豪鞠躬说。
店长用过太多的外国打工仔了，什么样的没见过？只看了牛晓东一眼，心里大概就有了数。
“牛桑，能说几句日语吗？”店长问。
林雨豪用鼓励的目光看了一眼牛晓东，牛晓东涨红了脸，勉强说了几句简单的日语，林雨豪在旁边听着，着实为牛晓东捏了一把汗，这日语可太一般了，店长却面无表情。
“加藤桑，既然是你的朋友，那就先试试吧，不过只能是后半夜的工了，你看怎么样？”店长说。
“谢谢店长！谢谢店长！”
“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从今天开始吧，先试试看。”
“谢谢，谢谢店长！”
林雨豪又和店长讲了几句话，店长很忙，林雨豪嘱咐牛晓东一下就走了。
刚才那个女服务员名子叫王健，也是中国人，她把牛晓东领到换衣间，换上工作服，戴上帽子，系上围裙，牛晓东来到厨房。厨房是开放式的，客人隔着长条案可以边吃边和厨师聊天，水槽里已经堆满了碗碟，日本料理讲究餐具摆放，一顿饭下来，每个客人都得消耗一大摞碗碟。牛晓东刚刷了一摞小碟，王健几乎小跑着又端来一堆，快到十点钟了，客人却不见少，水槽是专门为日本妇女设计的，牛晓东将近一米八的个头儿，佝偻着腰，不一会儿就累得腰酸背痛。刷好的碗碟还要再放到洗碗机里洗一遍，进行高温消毒。日餐中，不同形状的盘子盛放不同的食物，方形的、菱形的、圆形的、椭圆形的、船形的等等，不同种类的盘子要放在一起，牛晓东忙得手忙脚乱，手里拿着洗好的盘子，忘记该放在哪儿了。
料理店员工算上老板一共才四个人，前几天刚解雇一个孟加拉人，王健负责招呼客人、点菜上菜、收拾桌子，厨师专职做菜，店长是厨师出身，他也会炒菜。整个店数店长最忙，既结账又倒酒、炒菜，哪儿有活儿哪儿到，还要和新老客人攀谈寒暄。除了刷碗，牛晓东还负责打啤酒，日本人挺能喝啤酒的，一大杯扎啤，一会儿就给干了。酒柜里有许多洋酒，不知道是法语还是英语，牛晓东一个也不认识，洋酒是按杯卖的，只好由老板倒了。厨师比老板大几岁，面色黝黑，头上包着白毛巾，身前两口大油锅，油锅旁还支着一个烤炉，烤架上的鸡肉串“滋啦、滋啦”冒出阵阵白烟。
“中国人？”厨师用生硬的汉语问。
“是。”牛晓东点了点头。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说得对不对？”厨师大秀汉语。
“对。”
汉语中“二”是卷舌音，日本人发不好，听起来挺好笑的。
“不用倒那么多洗涤剂，烧手，多用热水冲，怎么样？累不累？”王健一阵风似地进来。
“累，腰酸，腿也痛。”牛晓东用衣袖擦了擦脸上的汗水。
“你是刚开始干不适应，时间长了就好了，我要下班了。”
“王桑，你的饭好了。”厨师说。
“谢谢。”
“牛桑，你的饭。”
“谢谢。”
“蹲下，蹲下吃，不能让客人看到我们吃饭。”王健拉牛晓东蹲下。
料理店晚上提供一顿饭，通常是一盘蛋炒饭。从中午到现在，牛晓东早就饿了，手都没洗，接过餐盘，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王健下班后，店里只剩下三个工作人员了，半夜十二点，还有客人进来，日本人喝酒一次要走好几家，叫做“一次会”、“二次会”、“三次会”。客人喝得起劲，牛晓东可是有点儿困了，除了刷碗、倒酒，又增加了帮忙切菜，浑身的汗都快出透了，店长依然忙前忙后，一点儿看不出累来。在中国，饭店老板通常不干活，抽着烟，喝着茶，指挥来，指挥去。在日本，老板比员工干的多。凌晨三点，牛晓东终于下班了，拖着沉重的双腿一步一步走到电车站，第一班电车还没有发车，此时东方的天空已经有些泛白，四周一片寂静，牛晓东一屁股坐在候车椅上，再也无力站起来。
☆、张慧娟
六月份，东京进入梅雨季节，天空总放不了晴，潮湿的空气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一场接一场的雨，手摸到哪儿都是湿的，人不好受，对植物可非常有利，罩着一层水汽的树木长得横冲直撞，没人修剪的草坪足有一尺高。
语言学校考了一次试，成绩好的编在一个班，绝大多数中国学生都编在了快班。
“梦华，你明年想考哪所大学？还想学医吗？”张慧娟问。
“当然了，我本科就学的医。”
“听说学医很贵啊！”
“是吗？贵也得学啊。”
“梦华，你在大学上过解剖课吗？”
“上过。”
“你解剖过尸体？”
“解剖过。”
“那你胆子怎么还那么小呐？”
“那是两码事儿。慧娟，你将来想学什么？”
“我嘛？我还没想好，走一步看一步吧。”
“我看你总打工，有时间学习吗？”
“我倒是想好好学习，可不打工就没饭吃，我家里条件不好，我还要给家里寄钱。”
“寄什么钱？”
“妹妹、弟弟还要上学啊？”
“慧娟，打工累吗？我也想打打工。”
“哎呀！我的大小姐，打工可一点儿都不好玩儿，你就别遭那份儿洋罪了！”
说实话，和李梦华在一起，张慧娟觉得挺自卑的，人生下来就不平等，张慧娟来自农村，家里孩子多，生活挺困难，从小书念得也少，但张慧娟身上有着农村女孩特有的淳朴善良。李梦华并没有瞧不起张慧娟，她像姐姐一样对待张慧娟，时不时请张慧娟吃点儿面包、点心，以补充她的体力。张慧娟十分羡慕日本农民，因为日本农民比城市人富裕。
中午休息时，张慧娟拿出饭盒和李梦华一起到食堂吃饭，食堂有微波炉，带饭的同学可以用微波炉热饭。李梦华从来不带饭，中午都是在食堂买饭吃，午饭是份儿饭，五百日元一份，张慧娟舍不得花这笔钱。
“你今天又做什么菜了？闻起来真香啊！”李梦华说。
“早上做的大头菜炒肉末，还放了点儿红辣椒，是我从家里带来的，不让闻了，以后闻味儿也收费。”张慧娟说。
“让我尝一口吧？这份儿饭我早就吃够了，一点儿也不好吃。”
“不行！尝一口收一百日元。”
“真好吃呀！”李梦华强行挟了一小口菜。
“这还叫好吃？日本肉没肉味，菜没菜味，不论什么菜都水了吧唧的，我在家时，夏天到院子里摘菜，黄瓜、西红柿、豆角、茄子，专拣嫩的摘，你不知道哇，下雨的时候，眼瞅着黄瓜一节股、一节股地长，吃起来那才叫好吃呐！”张慧娟用手比划着说。
“你家养不养猪？”
“养啊！每年都养，春节吃杀猪肉，我还会灌血肠呐！”
“杀猪肉好吃吧？”
“好吃！别提多香了！”
“这份儿饭，天天都不重样儿，真是吃够了，我要是会做饭，早就自己带饭了。”
李梦华经常尝张慧娟带的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