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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志啊�
虽然才到早春三月，这片亚热带的殖民地已是十分温暖，让有着轻微风湿病的汉弗莱爵士感觉很舒适。
遗憾的是，他脚下这座拥有百年历史的城市，看上去却远不如此时的天气那么美妙。
总的来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香港，在汉弗莱爵士看来，就象意大利的塔兰托一样破烂和凌乱。在他上岸的码头附近，只有两栋充门面的欧式建筑——海关大楼——还算比较像样，而在锈迹斑斑的铁栅栏外面，则挤满了无数穿着肥大黑布衣裤的本地土著，疯狂地向旅客们推销着各种简单的商品和土产，那种单音节发音的叫卖声，在汉弗莱爵士这位英国绅士的耳中听起来，感觉既粗野而原始。
走出香港的海关之后，迎面就是一眼望不到边的低矮破旧建筑物，以及满是积水的肮脏街道。在歪歪扭扭的木质小楼之间，到处都挂满了层层叠叠的广告牌，以及各种图象夸张而画工低劣的广告画。街边有小贩拿着热气腾腾的大铜壶卖茶水，还有人在兜售各种看起来很可怕的奇怪小吃，比如烤虫子什么的——在伦敦白厅养尊处优的汉弗莱爵士。显然没有日后贝尔大爷的好胃口——不少穿着过时西服和俏洋装的华人男女，正操着一口极为蹩脚的英文，姿态傲慢地与印度巡警交谈欧洲文明与东方传统的粗糙嫁接，让这一切都是那么光怪陆离，好象应证着宗主国对这块远东殖民地的疯狂剥削和吝于建设。
不过。在托马斯。汉弗莱爵士眼下站着的皇后大道，以及皇后大道所在的维多利亚城中环街区，倒是跟香港其它街区大相径庭。就在汉弗莱爵士下了马车环顾着四周时，突然有种奇妙的熟悉感袭上了他的心头。
——这里既没有刚才从人力车上看到的乱七八糟的招牌，也没有各种嘈杂凌乱的叫卖声，路边没有卖东西的小贩，路上更没有积水，连人都没几个。在恬静的春风中，只有工整地铺满石板的道路，规划得十分整齐的街道。贴在转角处的英文路标，以及用红色砖瓦和灰色石头砌成的西洋式房屋
嗯，除了黄皮肤面孔比较多一些之外，不管怎么看，这里的景色都和伦敦的上流社区相差无几。
“果然还是这种熟悉的街景。才能够更让人感到安心呢。”
汉弗莱爵士似乎放下心地松了口气。然后看着香港汇丰银行门前的一对青铜狮子，想起自己在抵达中国之后的第一站——香港的任务，不由得又垮下了脸，“光是跟变幻无常的中国政府打交道就已经够累了，还要从银行财团的手里抠钱给那个废物军阀挥霍但愿上帝保佑，这一切都别出岔子吧！”
总的来说，正在上任途中的大英帝国驻武汉领事，托马斯。汉弗莱爵士，并不是很喜欢东方人。
虽然由于身为外交官的职业关系，汉弗莱爵士接触过不少中国和日本的外交官。但是在他的眼中看来。与西方世界的“文明人”相比，东方人的性格显然不太成熟，更富于感性而不是理性，即使是应当最有教养，对西方文明最了解的东方外交官们，在西方世界的表现也同样如此，以至于经常难以交流。
——他们似乎从来都不明白，所谓的国际政治，就是由最有实力的大国领袖们，以最冰冷的利害计算为基础，以弱小民族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为筹码而进行的残酷游戏，容不得一丝一毫的温情脉脉。
其中，日本人的性格有些类似于十一、二岁的小男孩，仿佛公鸡一样骄傲自负、盛气凌人，似乎总是要努力弥补矮小身材的不足，让人忍俊不禁；而中国人则都是复杂和矛盾的混合体——总的来说，他们平时总是表现得谦和有礼、温文尔雅、甚至会热情地邀请第一次见面的人到家里去做客。汉弗莱爵士遇到过的每一个上层中国人，都喜欢滔滔不绝地述说他们民族辉煌的过去，这时他们总是会两眼放光、激动难抑、语气中充满感染力；但问题是，一旦问及他们祖国的近况，这些中国人又总是用受伤而颓然的神色回避，神经脆弱得让人同情。最要命的是，西方人随便一个细微到不易察觉的不礼貌动作和语气，都会被这些中国的知识分子极为敏感地在思维里上升到侮辱国格人格的高度，然后愤怒得全身发抖，好像风中的树叶，又仿佛是随时准备以死相拼来捍卫尊严一样奇怪的是，他们似乎从来没有找人丢手套决斗过
虽然汉弗莱爵士曾经在上海和南京任职过几年，勉勉强强也能算是半个中国通，但对于中国人这些古怪性格的成因，他还是感到一头雾水总之，按照他的经验，如果想要跟日本人好好相处的话，大体上只要能够习惯他们的狂妄和无礼就可以了。而若是想要与中国人相处得好，恐怕还要比与日本人打好关系更累人一些。尤其是那些位高权重的中国人，捉弄人的技艺更是超群，还自诩为领导人的基本素质
当然，跟中国人打交道还只是有些麻烦而已，只要自己有着不列颠帝国外交官的煊赫身份，就不必在这些“半开化”的中国人面前有丝毫的惧意。但此刻正在汇丰银行大厦里等着他的银行界代表们，可不会把汉弗莱爵士的头衔看得太重——就算不列颠帝国政府想要帮忙从中说和，也得要蒋介石这个独裁者付出足够的诚意不过，根据以往的经验，蒋介石这家伙虽然桀骜而又充满怪癖，但最起码还算识时务。
望着从门内匆匆跑出来迎接的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汉弗莱爵士矜持地举起文明杖，向这个满脸堆笑的家伙打了个招呼，然后径自走进了汇丰银行的大门，准备参与又一轮关系到中国命运的密谋。
一百二十四、国际金融家们的密谋（中）（）
（ ）沿着长长的奢华走廊一路走到尽头，就是汇丰银行的会客沙龙。
与外面的西洋风格截然不同，这个房间里面完全是东方情调的陈设——至少在托马斯。汉弗莱爵士的眼里是这样的：东方式的红木博古架上，陈列着绚丽的彩瓷、翡翠的鼻烟壶与象牙的观音像，松软的沙发前，摆着精美的斑竹小屏风，外观飘逸的高脚小几上，造型古朴的青铜香炉正飘散着淡雅的名贵熏香。墙上悬挂着几幅古旧奇怪的东方字画，飞舞的线条好似刀刻一样有力，斑驳的墨迹又仿佛历尽沧桑。
一个态度恭谦的华人仆役将他们迎进门内，另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面容姣好的女佣，则用大托盘给他们端上了咖啡和苏打水。汉弗莱爵士熟练地将白色礼帽放在门口的托盘上，然后背着手悠闲地欣赏屋内的陈设和字画，耐心地等待主人。而孔祥熙则是很有些神情紧张，乃至于坐立不安。
——没办法，孔祥熙部长接下来将要交涉的对象，不仅仅是汇丰银行的代理人，香港银行界的代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也是中国在这个时代的幕后主宰者！
片刻之后，几位穿着时髦西装、戴着金丝眼镜的华人和白人男子，笑容可掬地走了进来，友好地向孔祥伸出右手——他们就是香港各大银行的经理人，或者说美英各大财团的在华势力代表之一。
接下来，这些洋人和“高等华人”就要代表各自的主子。在英国外交官汉弗莱爵士的穿针引线之下，跟孔祥熙部长讨论为蒋介石政权提供军费贷款，以便于遏制正在中国南方急速膨胀的赤色武装。恢复东方世界的“正常秩序”同时更加深化对蒋介石政权的控制，从中牟取利润
在一个世纪以后，有不少人幻想着要在民国时代当军阀，只要想办法拉起一支能打的队伍，占据一块比较有油水的地盘，再抱紧某一个或某几个列强的大腿，从他们弄来技术和资金。请他们帮自己培养人才，最终建设起自己的工业体系，就能拯救民族和国家在真实的冷酷历史之中。这个幼稚的想法实在是可笑无比——民国时代的军阀，哪里是这样好当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在华代理人，又岂是这般容易做的？假如军阀之路真的可以救国，那么为何张作霖、段祺瑞、吴佩孚这样的一代人杰都没能成功？
且不说烽火燎原的民国乱世之中。就算是在国际环境相对和平的二战之后。那些完全被帝国主义列强一手扶植起来的统治者，从伊朗的巴列维国王、韩国的李承晚，到阿富汗的卡尔扎伊，又有哪一个完成了复兴国家、拯救民族的大业？相反，那些努力打倒他们的反对者，却在一定程度上比他们做得更好。
后世的人们，之所以会对民国时代有着上述种种妄想，关键在于思想上的格局不够开阔。眼光也不够敏锐，无法透过那些表面上眼缭乱的政治倾轧和军事斗争。来看透民国乱世的本质。
在这里举一个比较近的现代例子——卡扎菲死去之后的利比亚内战，明面上的表现形式似乎是各个部族之间的野蛮混战，甚至被某些人解读为卡扎菲余党的复辟，实际上却是围绕着利比亚最大的财源——石油，而在买办政府和部族武装之间进行的殊死较量。很多昔日反对卡扎菲的部族，眼看着如今的日子还不如过去，也纷纷追悔莫及，在此时相继投入到了反对新政府的战争之中。
面对着风起云涌的全国性大起义，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买办政府，北约不仅投入了大量雇佣兵和特种部队，还派出战机轰炸利比亚起义军看似对自家狗腿子很讲义气。但问题是，如果不是西方国家在卡扎菲倒台之后，吃相极其难看地吞掉了利比亚的大笔石油收入，害得利比亚新政府难以发放福利、安抚国民、收买各方割据势力，又哪里会让一个好端端的石油富国，搞到如今这般烽烟四起、民不聊生的程度？
同样的道理，帝国主义在中国扶植代理人，就是为了死命压榨中国老百姓，每年不断剪羊毛的，又怎么可能允许你积攒起足够的财富，建立起一支能够反抗帝国主义的武装力量？二十世纪后期的日韩和东南亚四小龙，都已经把美帝在当成爹来伺候了，还不是照样被华尔街大亨们宰得欲仙欲死，生活不能自理？
更何况，既然你可以“挟洋自重”，那么你的部下当然也可以如法炮制。被你派出去学习先进技术的那些家伙，等到回来的时候，说不定早已变成了被洗脑过的定时炸弹，随时准备在外国主子的指令下掀翻你的统治——比如说，在蒋介石败逃台湾之后，以美国人和蒋介石这样过硬的同盟关系，美国方面还要千方百计地扶植孙立人，从内部掀翻蒋介石对台湾的统治，以便于更容易地剪台湾人民的羊毛呢！
——几百年来满世界航海殖民的漫长历史，早已把欧美列强锻炼成了经验丰富的驯兽师，只要你贪图他们拿出的一口食物，乖乖进了他们的笼子，那么接下来再想要摆脱束缚，就堪称是难比登天了。
当然，轻松摆脱束缚的例子也不是绝对没有，比如二战后的埃及就比较轻松地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收回了苏伊士运河——但这是因为有美国和苏联把枪口顶在英法的脑门上，逼着这两个落魄的驯兽师自己把笼子拆了，不然就要开枪爆掉他们的头而之后的埃及，也是最终又掉进了美国的笼子
言归正传，如果是在太平天国战争的时代，西方列强在远东的力量还很单薄的年月里，这种“挟洋自重”、武装割据的救国革命策略，还是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