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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着种植粮食挣不到钱，江浙地区的农民们开始指望经济作物，可惜国产的品种、质量和价格，都竞争不过进口的埃及长绒，在进入三十年代之后，就根本卖不动了。而作为传统出口大宗的丝绸，由于长期在技术上固步自封，也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之中，被不断改良品种和技术的日本丝绸彻底击败。
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又在搞最典型的买办经济，根本没有什么农业保护和补贴政策，反而还对农业征收重税，提高农民的生产成本，毁灭本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实在是倒行逆施。最后让江浙地区的农产品既失去了国外市场，也保不住国内市场，又找不到品种改良的途径，农村破产之风最终变得无药可救。
走投无路之下，一些农民不顾禁令，开始种植起了罂粟，试图依靠鸦片来赚钱。但江浙地区的土地价格和人工费用，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身边又是上海这么个全国最大的物流中心，于是本地鸦片在价格上也竞争不过东北、云南和印度的烟土，而浙江的气候条件又并不适合种罂粟，结果连贩毒都要亏本。
——类似的情况，在西部的鸦片产地也发生过。抗战期间，西康省为铲鸦片死了7个县长，上千保安队。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后，蒋委员长为了集中力量勘乱，宣布不再禁烟、铲烟，不收烟税。于是鸦片成为普通商品，价格暴跌，贩毒无利可图，毒贩子从此大减。农民们收获的鸦片卖不出去，也只好减少了罂粟种植量，不过由于鸦片太便宜，当地很快就弄得是家家有瘾客，户户绕烟云了。
于是，三十年代的江浙农民们，便无限悲哀地发现，自己是歉收要饿死，丰收也要赔本，种什么都挣不到钱，而肥料和农具又都是借债买的，结果身上的债务永远还不清，怎么样都没了活路。
叶圣陶先生的著名短篇小说多收了三五斗之中，就讲述了旧中国江南一群农民因为洋米倾销冲击市场，不得不忍痛亏本粜米，在丰年反而比灾年更加负债累累的惨剧。形象地揭示了旧中国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整个农村急速破产的可怕现实——荒年绝望，丰年更绝望！
为了在这种绝境之中求生，农民们要不就涌入城市闯世界，要不就只好走上反抗闹革命的道路了。
很显然，在江南地区的农村普遍破产之后，地主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首先，地租如果收稻米的话，因为米价低廉，等于是缩水了许多，而若是收银钱的话，农民又缴纳不出来；其次，之前借贷给农民买农具、肥料和口粮的款子也收不回来，变成了一笔又一笔的呆账和坏账；最后，乡下抗租运动极度频繁，没了活路的农民纷纷成了滚刀肉，索性自己种稻米自己吃，不交税也不交租，能活一天是一天。万一地主上门催讨，则要么一哭二闹三上吊，要么举着刀子声称要同归于尽。
而很多地主则发现雇佣打手的人工费太高，打官司需要打点的费用也不低。更要命的是，在了这么多费用之后，最多也只能收到一些不值钱的稻米，甚至经常会打死了人也还是什么都收不到，用武力强行收租总是亏本。哪怕是把农民当成猪仔卖了，也还是得不偿失——所以最后也只得允许拖欠租子。
一旦收租收到蚀本倒贴的程度，这地主也就当得太没滋味了。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江南更是成了主战场，政府军、日军、伪军、新四军反复打拉锯，原本的一点繁荣景象随之消失。在解放战争时期，又被国民党“劫收大员”们搜刮得一穷二白，最后一点余财也没了。
所以，如果有谁想要穿越到民国时代的江南地区当地主，最好穿越得早一些，也就是民国时代的前面十几年，江南农村普遍破产之前，还要及时改换投资渠道，否则光靠收地租是绝对过不起阔绰生活的。
实际上，在民国时代，江浙地区的地主很多已经常居于上海、南京、杭州之类的繁华大城市，而把乡下的土地交给“二地主”（代理人）负责收租。在扣掉了沉重的捐税负担，外加“二地主”及其帮闲的佣金之后，哪怕是风调雨顺，“二地主”也比较有良心，每亩土地每年也就能得到平均一个银元的收益而已。
假如完全依靠这么微薄的土地收入，显然很难维持都市生活的高昂开销。
以之前提起过的诸位国学大师为例，胡适教授在1919年月入240个银元，30年代涨到500银元，年收入就是6000银元，外加稿费和其余收入，只怕是每年一万大洋都不止。而那年头似乎还没有个人所得税的概念，这些银钱都能实打实地落进胡适教授的口袋。若是把这个收入水平放到农村，都已经是坐拥上万亩良田，几十条枪的微型军阀等级了！
由此可见，民国时期的诸位“砖家叫兽”们，实在是货真价实的“无冕贵族”啊！
事实上，就连毛管理员的每月8块大洋低薪，在某些贫瘠地方的乡下，也要有100亩地才能挣到。
因此，这些定居在城市的地主，往往并不依靠家乡田产来维持生活，只不过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罢了。
——从很早以前开始，比较有眼光的江南地主士绅，就已经把投资渠道放到了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经营金融、商贸、实业和房地产等等，以求更高的收益。而财富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也是民国时期的总趋势。当农村经济整体衰败的同时，与之相伴的则是部分沿海城市的畸形繁荣。
所以，在讲完了民国农村的情况之后，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放到民国时代大城市的典型代表，冒险家的乐园，“东方魔都”大上海，看一看那个时代的上海人究竟过着怎样的摩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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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光怪陆离的东方魔都（）
七、光怪陆离的东方魔都
说一句比较伤自尊的话，民国时代的中国，在西方世界的普遍印象，基本上是一个愚昧、动乱、无可救药的落后国家，哪怕与黑非洲相比也毫无优越之处。
确实，当时的中国虽然还拥有古老的璀璨文明，但在西方人的眼中，却早已辉煌不再，被时代所抛弃。遍地都是破败不堪的中世纪乡村，贪婪野蛮的军阀和盗匪，以及与现代化生活完全无缘，时刻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可悲穷人——正如同我们这些现代的中国人，用充满优越感的眼光去看待非洲人一样。
而仅有的少数例外，就是位于那些通商口岸里的一系列“文明”孤岛，确切地说，就是那些由外国管治的租界。在西方人眼中，这些租界被视为连接“现代西方”和“传统中国”两个世界之间的桥梁。而其中最大也是最繁华炫目的一座“桥梁”，则莫过于大上海的“十里洋场”了。
民国时代的东方魔都大上海，究竟是怎样的一副面貌？
——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苏州河上的外白渡桥，闪耀着霓虹灯光的十里洋场，浑身咖喱味的印度阿三，戴着藤帽打着绑腿的安南巡捕，西装革履、趾高气扬的各国洋人，一口流利外语的金丝眼镜买办，身穿旗袍、牵着宠物狗的摩登女郎，走街串巷、黝黑干瘦的黄包车夫，卖白兰和梨膏的饶舌小贩，满脸菜色的码头苦力，收音机广播里放送的昆曲和京剧，用“标准石油”铁皮桶搭建的闸北棚户屋，衣衫褴褛、偷偷剥树皮充饥的乡下乞丐，面黄肌瘦、神色黯淡的大烟鬼
当民国的农村全面破败，不但农民生计艰难，饿殍遍地，就连地主也大量破产的时候，充满了现代气息的魔都上海，显然格外具有吸引力。因此，几乎每一年都有许多外地人前来上海谋生。而上海滩从1840年的荒芜芦苇滩，发展到20世纪的中国第一大城市，也是得益于全国人口和财富的不断涌入——虽然不如后世的“深圳速度”，但也算是发展得很快了。
此外，在民国年代，那些失势下野的军阀政要，前清王公们，为了防备遭到昔日仇家的秋后算账，以及享受现代化的高质量生活，也都喜欢扎堆地往上海和天津的租界里钻（例如情深深雨蒙蒙里面女主角的老爹，虚构的东北军阀陆振华），一旦局势有变，又可以立即再次出山，犹如现代的海外政治避难者一般——只不过当时在中国人的土地上，就到处是洋人的地盘，所以政治避难只要跑几步路就可以了。
总之，除了没有网络和电视，现代的各种生活必需品，在上海都能搞得到，现代人穿越过去不会有太多的不适。
虽然那年头上海的治安不如后世，黄金荣、杜月笙这样的黑帮分子横行几十年无人能治，但比起四川袍哥闯进成都市政府绑肉票的嚣张程度，上海的社会秩序在民国已经算是相当不错了。
但是，这一切从西方传来的现代化文明生活方式，主要都集中在租界的十里洋场。而十里洋场外面的上海市区，就没有那么美好了。
首先要注意的是，虽然当时的上海已是远东最为现代化的繁华都市，但是与如今基础建设极佳的上海不同，除了公共租界以外，居住在华界的相当一部分上海市民，是用不上电也没有自来水的，市容市貌呢，用现代中国的东西不好类比，总之基本上就跟大家在国际新闻里看到的印度和巴西贫民窟差不多。
你知道吗？在民国年间上海闸北的棚户区，几乎人人都会穿墙术！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于洋货的大量冲击，江浙地区农村普遍破产，城市却畸形繁荣。于是，成千上万的破产农民甚至破产地主，全都一窝蜂地涌进大上海找饭吃。但这些人既无文化又无技能，进城之后混得好的百中无一。大多数人只能去扛大包，卖香烟，拉黄包车，当佣人，或者进工厂当小工，收入都很低，而且很不稳定，说不准啥时候就折本或失业了。所以买房是奢望，租房也困难。
当时，刚刚招募进厂的纺纱女工，每日薪水是三毛钱，一个月才9块大洋。而技术很熟练的老工人，大概也就是14个银元的月薪。鲁迅家的女佣在包吃包住之余，月薪才3块大洋所以说什么民国时代纺织女工的月薪能够达到二三十个大洋，完全就是在胡说八道——要么这个“纺织女工”其实是工头或者高级技工，要么就是她其实拿的是金圆券这具体又是个什么坑爹玩意儿，大家可以自行百度，总之在发行了不到一年之后，就有很多人都喜欢拿金圆券代替卫生纸来擦屁股，因为它比卫生纸还便宜。
更要命的是，明面上规定的工资，实际上往往只有很少一部分能落到工人手中，因为中间扒皮的恶棍极多，而且个个扒起来都异常凶狠。例如在二十年代初，上海飞星人力车公司实行定额薪水，每位车夫每日四角钱，月薪12元。但车夫真正到手的只有一角五分，连喝稀饭都不够，剩下一大半都被有帮派背景的工头克扣。如果硬顶着不肯孝敬的话，被打断手脚都还是轻的，装麻袋丢进黄浦江的也不少。
而当时上海几乎所有的招工市场，都被**帮派（主要是青帮）包揽，企业必须给**帮派大笔孝敬才能招工，想要绕开都不行。有时候还得容忍**帮派往企业里插进一帮吃闲饭的人，否则就会被砸（日本纱厂之类背景深厚的硬骨头例外）。所以这些不劳而获的工头，不但残酷剥削工人，还能倒过来勒索敲诈自家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