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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1906—1970），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县人。现代着名家、人民艺术家。他的作品多以华北农村为背景，反映农村社会的变迁和存在其间的矛盾斗争，塑造农村各式人物的形象。他开创的“山药蛋派”，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文学流派之一。在抗战前就写出了金字盘龙峪等。投身抗日工作以后，在山西从事各种文化工作，写出了许多反映农村社会生活的，如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福贵等。解放后着有短篇锻炼锻炼、长篇评书灵泉洞（上集），以及实干家潘永福、长篇三里湾（1955）等。
催粮差
抗战以前，还没有咱们解放区这统一的进税制度，征收田赋，还是用前清的粮银制，俗话叫“完粮”，也叫“点粮”。每年两次，夏秋各一半。
每次开了征以后不几天，县政府就把未来完粮的户口，随便挑一些，写成一张单子，并且出一张拘人的票，把单子粘在后边：派个差人出来走一趟，俗话叫催粮。要从票上看起来，有些很厉害的话，什么“拖延不缴，殊属玩忽，着即拘究”好象是犯了什么了不起的大罪，不过除了一年只进两回城的乡下人，谁也知道这不过是个样子，有势头的先生们根本不理：大村大镇的人们要是没有多走过衙门的，面生一点也不过管一顿饭或者送一顿饭钱，只有荒僻山庄，才能有一点油水。可是这种名单上写的都是前几辈子的死人名字，又查不出有没有山庄上的户口（在县政府的粮册上改个名字，要写推收帖子，还要花些小费，因此除了买卖田地外，上世人死了也不去改名字）。
县政府的司法警察，不欢迎这催粮的差使，因为比起人命、盗窃、烟赌等刑事案件来，弄钱又不多，跑路又太多。别的票子发下来，你争我夺抢不到手；这催粮票子发了来，写到谁名下谁也推不出。
崔九孩当了一辈差（司法警察），在那年虽是五十多了可还能说能跑。有一次南乡的催粮差使派到他头上，他不想去——虽然能说能跑，可总得有点油水跑得才有劲——差使多了跑不过来，本来可以临时雇人；他虽不是跑不过来，可是不想去，好在有这雇人的例子，就雇个人吧！
他雇了煎饼铺里一个伙计。这人是从镇上来的，才到城里没有几天，虽说没有催过粮，可是见过别的差人到他家去催粮。他觉着这事也没有什么不好办——按单找户口、吃饭、要盘费。这有什么难办？他答应了，九孩就把票子、铁绳、锁子和自己的藤条手杖都交给他。
走路比卖煎饼还轻快，不慌不忙走了十五里，取出票来看看，眼前村子里有一户叫张天锡。他走进了村，到了村公所一打听，村警说：“催粮啦？张天锡是张局长的老爷爷，早就不在了。”他又问村警说：“他住在哪一院？”村警说：“在南头槐树底那黑漆大门里。去不去吧”
听这口气，好象说“去也扯淡”。他又问：“他家没有人？”村警说：“二先生在家啦！”他听说有人，也就不再往下问。他想：不管几先生吧，票上有他的名字，他还能叫我空着去？主意一定，出了村公所，往二先生家里来。
到了村南头，找着了槐树，又找着黑漆大门，一进去就有个大白花狗叫起来，有个人正担着水在院里浇花，见他进去，便挡住狗问他是哪里来的。他说从城里来。那人又问：“送信吗？”他说：“不是！有个事啦！”
二先生在家里听见了，隔着窗问：“什么事？”说着就到门边，揭开竹帘用手一点说：“过来，我问问你！”他便走到门边。二先生问：“说吧！什么事？是不是财政局打发你来的？”他说：“不是！我是催粮的！”二先生问：“催粮的？给我捎着信啦？”他说：“没有！”二先生说：“那你来做什么？”他说：“票上有你的名字。”二先生看了看他，又问：“你是新来的吧？”他说：“是！”二先生摇了一下头，似乎笑了一笑说：“走吧！我已经打发人点粮去了！”
他觉得奇怪了。他想：这先生怎么这样不讲面子？不给钱吧也不管顿饭？不管饭吧连屋子也不叫进去坐坐？他还没有想完，二先生追他道：“走吧！”说了就放下帘子把头缩回去。他生了气，就向门里喊道：“这是拘票啊！”二先生也生了气，隔着门叹气道：“哪这么不通窍的差人来！”又揭开帘道：“你叫什么名？”他更气极了：“我拿着票找你找错了？”浇花那个人也赶上阶台，推了他一把道：“你这人真不识高低！跟二先生说话还敢那么喊叫？”白花狗也夹搀在中间叫起来。
二先生这会可真生了气：“我没有见过票，拿出来我看！”他在这种局面下，一时拿不定主意，也不知是拿票好还是不拿好。浇花的劝他赶紧走开算了，可是二先生认真要他取出票来，他也只好取出来。
二先生不是没有见过票，他是要看看这差人叫什么名字。二先生一看见崔九孩这个名字便问道：“你就是崔九孩？”他拿着票，也只好顶住这个名，便答道：“是！”才说出个“是”字来，就挨了二先生一耳光。二先生说：“回去吧！叫崔九孩亲自来拿票来！”
看样子是不便再商量了，只好返回城里去。来回跑了三十里，吃了一个耳光，满肚冤枉向崔九孩去诉苦。崔九孩问明了原因，便叹气道：“谁叫你到他那里去？算了算了！这是我的路途债，非自己跑一趟不行！你挨了打还不算到底，我还得给人家说好话赔情去，要不，连票也拿不出来了！”
他满以为回来见了崔九孩可以给自己拿个主意，谁知崔九孩也这么稀松？他便问道：“这家有多大势头？”崔九孩道：“势头也不大，只是咱惹不起：他哥哥就是现在咱县财政局的张局长，咱得伺候人家；他从前不记得在哪县当过秘书，这几年在地方上当士绅，给别人包揽官司，常到城里来，来了住在财政局，咱还不是伺候人家？算了！你回去歇歇吧！还是得我去！”他听了这番说，也只好忍气回去卖他的煎饼，把铁绳、锁子、手杖等原物交还。崔九孩吃了午饭，仍然取上他出门的那一套便来找二先生赔情要票。
二先生家是他常去的——送信、捎东西，虽不是法警份内的事，可是局长说出来就得去——路是熟的，不用打听，一直跑到二先生院子里。
爬到玻璃窗子上一看，二先生跟他老婆躺在烟灯旁边摇扇子。他嬉皮笑脸揭开帘子道：“二爷！我来给你老人家赔情来了！”说了就嘻嘻笑着，走进来蹲到窗下，二先生看见是他，冷冷道：“九孩！我当你的腿折了！”九孩道：“可不敢叫折了！折了还怎么给你老人家赔情来啦！嘻嘻”二先生老婆也瞥着笑了，只有二先生没有笑。二先生似乎要说什么，可是没有开口，先提起瓷壶倒了半杯冷茶喝了。
“二爷，我给你冲去！”崔九孩一躬身站起来，提起瓷壶到厨房冲了壶茶。
当他冲茶回来，看见二先生跟他老婆都笑着，他觉着事情已经解决了。他知道二先生也不把这事情当成一回事跟自己生气，只要一高兴就不跟他们这些人计较了。他恭恭敬敬给二先生夫妇一人倒了一杯茶，然后仍蹲到自己的原地方看风色。
二先生老婆笑着说：“老九孩！你怎么弄了那么个替死鬼？差一点把你二爷拴上走！”
九孩说：“不用说他了，太太！都只怨我！我不该偷懒！二爷知道，催粮是苦差！我老了，不想多跑，才雇了那么一个人。”
二先生也开了口：“雇人也看是什么人啦！象那样一个土包子，一点礼体也没有，要对上个外面来的客人，那象个什么样子？”崔九孩自然是一溜“是”字答应下去。答应完了，又道：“二爷！不要计较他，都是我的过！你骂我两句好了！”他停了一下，见二先生没有说什么，就请求道：“我走吧二爷？”二先生道：“走吧！票在桌上那书夹子里！”
他从书夹子里翻出票来看一看问道：“二爷！这村里有一户叫孙二则的住在哪里？”二先生道：“那是个种山地的，住在红沙岭！你到外边打听路吧！那可能给你赶个盘费！你们这些人还不是一进了山，就为了王了？”九孩笑道：“对对对！二爷是明白人！——二爷！再把你老人家的烟灰给我寻些喝吧？”二爷说：“迟早讨要不够！”说着拆开个大纸包给他抓了一把。
崔九孩辞了二先生，在村里问过了过红沙岭的路，喝一点烟灰，便望着红沙岭走。快到上山的地方，他拿出一副红玻璃眼镜戴上，这眼镜戴上不如不戴，玻璃也不平，颜色又红得刺眼，直直一棵树能看成一条曲曲弯弯的红蛇，齐齐一座房能看成一堵高高的红墙。他到大村镇不敢戴，戴上怕人说笑话；一进了山一定要戴，戴上了能吓住人。一根藤手杖，再配上这副眼镜，他觉着够味了。五六里山路他一点也不觉着累——一来喝上了大烟灰，二来有钱可取——越走越有劲，太阳不落就赶到红沙岭。
红沙岭这个山庄，只有七家人——三家姓孙的，四家姓刘的，都是前两辈子从河南来的开荒地的。老邻长六十多了，姓刘，念过百家姓和四言杂字，其余的人除了写借约时候画个十字，就再不动笔。
他一到庄上，有三只狗一齐向他扑来，他用一条手杖四面招架，差一点吃了亏。孩子们出来给他挡住狗，他便问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道：“邻长住在哪里？”女孩说：“在这里，我领你去！”他就跟着这女孩找着了邻长。
他问：“你就是邻长？”刘老汉点点头，问他是从哪里来的。
他说：“从城里来的。你这庄上有个孙二则？”
“早就去世了！”
“他没有后代？”
“有！有个孙孙名叫甲午。”
“在哪里住？”
“上地了！”又问那个小女道：“黑女！去叫你爹！”黑女答应了一声跑出去。
刘老汉把崔九孩让到家里喝水，问是什么事。九孩喝了一碗水，冷冷答道：“有点闲事！”刘老汉也无法再问，崔九孩也撑住气不说，只是吸烟喝水。
一会，黑女跑来，领着一个人，赤着脊背，肩上背着件破小布衫，手里提着一顶草帽，一进门就问刘老汉道：“大伯！有人找我？”
九孩问刘老汉道：“这就是孙甲午？”
刘老汉答道：“就是！”
九孩再不往下问，掏出小铁绳来套在甲午的脖子上，用小铁锁崩的一声锁住。甲午和刘老汉都吃了一惊。黑女看了几眼，虽说不认得是什么事，可也觉着不对，扭头跑了。
刘老汉问道：“老头，究竟是什么事？”
九孩道：“不忙！有票！”说着用脚踩住铁绳头，掏出票来，哗啦哗啦念道：“查本年度下忙粮银业已开征多日，乃有单列各户，迁延不缴，殊属顽忽之至，着即拘案讯究，以儆效尤。切切此票。”又从单上指出孙二则的名字道：“这是你爷爷的名字吧？”甲午不识字，刘老汉看了半天道：“是倒是”
才念了票，甲午老婆和黑女都哭着跑来。甲午老婆看了看甲午，向刘老汉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