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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把我这副给你吧!书,好好念书,要一副手套还没有吗?等一等,不用忙要戴就先戴这副,开春啦!我又不常出什么门,明子,下冬咱们再买,是不是?明子!”在接见室的门口嚷嚷着,四周已经是围满着同学,于是他又喊着明子明子的,又说了一些事情:
“三妹妹到二姨家去串门啦,去啦两三天啦!小肥猪每天又多加两把豆子,胖得那样你没看见,耳朵都挣挣起来了姐姐又来家腌了两罐子咸葱”
正讲得他流汗的时候,女校长穿过人群站到前面去:
“请到接见室里面坐吧——”
“不用了,不用了,耽搁工夫,我也是不行的,我还就要去赶火车赶回去,家里一群孩子,放不下心”他把皮帽子放在手上,向校长点着头,头上冒着气,他就推开门出去了。好像校长把他赶走似的。可是他又转回身来,把手套脱下来。
“爹,你戴着吧,我戴手套本来是没用的。”
她的父亲也是青色的手,比王亚明的手更大更黑。
在阅报室里,王亚明问我:
“你说,是吗?到接见室去坐下谈话就要钱的吗?”
“哪里要钱!要的什么钱!”
“你小点声说,叫她们听见,她们又谈笑话了。”她用手掌指点着我读着的报纸,“我父亲说的,他说接见室里摆着茶壶和茶碗,若进去,怕是校役就给倒茶了,倒茶就要钱了。我说不要,他可是不信,他说连小店房进去喝一碗水也多少得赏点钱,何况学堂呢?你想学堂是多么大的地方!”
校长已说过她几次:
“你的手,就洗不净了吗?多加点肥皂!好好洗洗,用热水烫一烫。早操的时候,在操场上竖起来的几百条手臂都是白的,就是你,特别呀!真特别。”女校长用她贫血的和化石一般透明的手指去触动王亚明的青色手,看那样子,她好像是害怕,好像微微有点抑止着呼吸,就如同让她去接触黑色的已经死掉的鸟类似的。“是褪得很多了,手心可以看到皮肤了。比你来的时候强得多,那时候,那简直是铁手你的功课赶得上了吗?多用点功,以后,早操你就不用上,学校的墙很低,春天里散步的外国人又多,他们常常停在墙外看的。等你的手褪掉颜色再上早操吧!”校长告诉她,停止了她的早操。
“我已经向父亲要到了手套,戴起手套来不就看不见了吗?”打开了书箱,取出她父亲的手套来。
校长笑得发着咳嗽,那贫血的面孔立刻旋动着红的颜色:“不必了!既然是不整齐,戴手套也是不整齐。”
假山上面的雪消融了去,校役把铃子也打得似乎更响些,窗前的杨树抽着芽,操场好像冒着烟似的,被太阳蒸发着。上早操的时候,那指挥官的口笛振鸣得也远了,和窗外树丛中的人家起着回应。
我们在跑在跳,和群鸟似的在噪杂。带着糖质的空气迷漫着我们,从树梢上面吹下来的风混和着嫩芽的香味。被冬天枷锁了的灵魂和被束掩的棉花一样舒展开来。
正当早操刚收场的时候,忽然听到楼窗口有人在招呼什么,那声音被空气负载着向天空响去似的:
“好和暖的太阳!你们热了吧?你们”在抽芽的杨树后面,那窗口站着王亚明。
等杨树已经长了绿叶,满院结成了荫影的时候,王亚明却渐渐变成了干缩,眼睛的边缘发着绿色,耳朵也似乎薄了一些,至于她的肩头一点也不再显出蛮野和强壮。当她偶然出现在树荫下,那开始陷下的胸部使我立刻从她想到了生肺病的人。
“我的功课,校长还说跟不上,倒也是跟不上,到年底若再跟不上,喝喝!真会留级的吗?”她讲话虽然仍和从前一样“喝喝”的,但她的手却开始畏缩起来,左手背在背后,右手在衣襟下面突出个小丘。
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她哭过,大风在窗外倒拔着杨树的那天,她背向着教室,也背向着我们,对着窗外的大风哭了。那是那些参观的人走了以后的事情,她用那已经开始在褪着色的青手捧着眼泪。
“还哭!还哭什么?来了参观的人,还不躲开。你自己看看,谁像你这样特别!两只蓝手还不说,你看看,你这件上衣,快变成灰的了!别人都是蓝上衣,哪有你这样特别,太旧的衣裳颜色是不整齐的不能因为你一个人而破坏了制服的规律性”她一面嘴唇与嘴唇切合着,一面用她惨白的手指去撕着王亚明的领口:“我是叫你下楼,等参观的走了再上来,谁叫你就站在过道呢?在过道,你想想:他们看不到你吗?你倒戴起了这样大的一副手套”
说到“手套”的地方,校长的黑色漆皮鞋,那晶亮的鞋尖去踢了一下已经落到地板上的一只:
“你觉得你戴上了手套站在这地方就十分好了吗?这叫什么玩艺?”她又在手套上踏了一下,她看到那和马车夫一样肥大的手套,抑止不住地笑出声来了。
王亚明哭了这一次,好像风声都停止了,她还没有停止。
暑假以后,她又来了。夏末简直和秋天一样凉爽,黄昏以前的太阳染在马路上使那些铺路的石块都变成了朱红色。我们集着群在校门里的山丁树下吃着山丁。就是这时候,王亚明坐着的马车从“喇嘛台”那边哗啦哗啦地跑来了。只要马车一停下,那就全然寂静下去,她的父亲搬着行李,她抱着面盆和一些零碎。走上台阶来了,我们并不立刻为她闪开,有的说着:“来啦!”“你来啦!”有的完全向她张着嘴。
等她父亲腰带上挂着的白毛巾一抖一抖地走上了台阶,就有人在说:
“怎么!在家住了一个暑假,她的手又黑了呢?那不是和铁一样了吗?”
秋季以后,宿舍搬家的那天,我才真正注意到这铁手:我似乎已经睡着了,但能听到隔壁在吵叫着:
“我不要她,我不和她并床”
“我也不和她并床。”
我再细听了一些时候,就什么也听不清了,只听到嗡嗡的笑声和绞成一团的吵嚷。夜里我偶然起来到过道去喝了一次水。长椅上睡着一个人,立刻就被我认出来,那是王亚明。两只黑手遮着脸孔,被子一半脱落在地板上,一半挂在她的脚上。我想她一定又是借着过道的灯光在夜里读书,可是她的旁边也没有什么书本,并且她的包袱和一些零碎就在地板上围绕着她。
第二天的夜晚,校长走在王亚明的前面,一面走一面响着鼻子,她穿着床位,她用她的细手推动那一些连成排的铺平的白床单:
“这里,这里的一排七张床,只睡八个人,六张床还睡九个呢!”她翻着那被子,把它排开一点,让王亚明把被子就夹在这地方。
王亚明的被子展开了,为着高兴的缘故,她还一边铺着床铺,一边嘴里似乎打着哨子,我还从没听到过这个,在女学校里边,没有人用嘴打过哨子。
她已经铺好了,她坐在床上张着嘴,把下颚微微向前抬起一点,像是安然和舒畅在镇压着她似的。校长已经下楼了,或者已经离开了宿舍,回家去了。但,舍监这老太太,鞋子在地板上擦擦着,头发完全失掉了光泽,她跑来跑去:
“我说,这也不行不讲卫生,身上生着虫类,什么人还不想躲开她呢?”她又向角落里走了几步,我看到她的白眼球好像对着我似的:“看这被子吧!你们去嗅一嗅!隔着二尺远都有气味了挨着她睡觉,滑稽不滑稽!谁知道虫类不会爬了满身吗?去看看,那棉花都黑得什么样子啦!”
舍监常常讲她自己的事情,她的丈夫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她也在日本,也算是留学。同学们问她:
“学的什么呢?”
“不用专学什么!在日本说日本话,看看日本风俗,这不也是留学吗?”她说话总离不了“不卫生,滑稽不滑稽肮脏”,她叫虱子特别要叫虫类。
“人肮脏手也肮脏。”她的肩头很宽,说着肮脏她把肩头故意抬高了一下,好像寒风忽然吹到她似的,她跑出去了。
“这样的学生,我看校长可真是可真是多余要”打过熄灯铃之后,舍监还在过道里和别的一些同学在讲说着。
第三天夜晚,王亚明又提着包袱,卷着行李,前面又是走着白脸的校长。
“我们不要,我们的人数够啦!”
校长的指甲还没接触到她们的被边时,她们就嚷了起来,并且换了一排床铺也是嚷了起来:
“我们的人数也够啦!还多了呢!六张床,九个人,还能再加了吗?”
“一二三四”校长开始计算:“不够,还可以再加一个,四张床,应该六个人,你们只有五个来!王亚明!”
“不,那是留给我妹妹的,她明天就来”那个同学跑过去,把被子用手按住。
最后,校长把她带到别的宿舍去了。
“她有虱子,我不挨着她”
“我也不挨着她”
“王亚明的被子没有被里,棉花贴着身子睡,不信,校长看看!”
后来她们就开着玩笑,甚至于说出害怕王亚明的黑手而不敢接近她。
以后,这黑手人就睡在过道的长椅上。我起得早的时候,就遇到她在卷着行李,并且提着行李下楼去。我有时也在地下储藏室遇到她,那当然是夜晚,所以她和我谈话的时候,我都是看看墙上的影子,她搔着头发的手,那影子印在墙上也和头发一样颜色。
“惯了,椅子也一样睡,就是地板也一样,睡觉的地方,就是睡觉,管什么好歹!念书是要紧的我的英文,不知在考试的时候,马先生能给我多少分数?不够六十分,年底要留级的吗?”
“不要紧,一门不能够留级。”我说。
“爹爹可是说啦!三年毕业,再多半年,他也不能供给我学费这英国话,我的舌头可真转不过弯来。喝喝”
全宿舍的人都在厌烦她,虽然她是住在过道里。因为她夜里总是咳嗽着同时在宿舍里边她开始用颜料染着袜子和上衣。
“衣裳旧了,染染差不多和新的一样。比方,夏季制服,染成灰色就可以当秋季制服穿比方,买白袜子,把它染成黑色,这都可以”
“为什么你不买黑袜子呢?”我问她。
“黑袜子,他们是用机器染的,矾太多不结实,一穿就破的还是咱们自己家染的好一双袜子好几毛钱破了就破了还得了吗?”
礼拜六的晚上,同学们用小铁锅煮着鸡子,每个礼拜六差不多总是这样,她们要动手烧一点东西来吃。从小铁锅煮好的鸡子,我也看到的,是黑的,我以为那是中了毒。那端着鸡子的同学,几乎把眼镜咆哮得掉落下来:
“谁干的好事!谁?这是谁?”
王亚明把面孔向着她们来到了厨房,她拥挤着别人,嘴里喝喝的:
“是我,我不知道这锅还有人用,我用它煮了两双袜子喝喝我去”
“你去干什么?你去”
“我去洗洗它!”
“染臭袜子的锅还能煮鸡子吃!还要它?”铁锅就当着众人在地板上光郎、光郎地跳着,人咆哮着,戴眼镜的同学把黑色的鸡子好像抛着石头似的用力抛在地上。
人们都散开的时候,王亚明一边拾着地板上的鸡子,一边在自己说着话:
“哟!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