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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妹妹蜜修斯，没有任何要操心的事，跟我一样，完全过着闲散的生活。早上起床后，她立即拿过一本书，坐在凉台上深深的圈椅里读起来，两条腿刚够着地。有时她带着书躲到椴树林荫道里，或者干脆跑出大门到田野里去。她整天看书，全神贯注地阅读着。有时她的眼睛看累了，目光变得呆滞，脸色十分苍白，凭着这些迹象才能推测到，这种阅读使她的脑子多么疲劳。每逢我上她的家，她一看到我就有点脸红，放下书，两只大眼睛盯着我的脸，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起家里发生的事，比如说下房里的烟囱起火了，或是有个雇工在池塘里捉到一条大鱼。平时她总穿浅色的上衣和深色的裙子。我们一道散步，摘樱桃做果酱用，划船。每当她跳起来够樱桃或划桨时，从她那宽大的袖口里就露出她细弱的胳膊。有时我写生，她则站在旁边，看着我作画，连声赞扬。
七月末的一个星期日，早上九点多钟我就来到沃尔恰尼诺夫家。我先在花园里一边散步，越走离正房越远，一边寻找白蘑菇。那年夏天这种蘑菇多极了，我在一旁插上标记，等着以后同任妮亚一道来采。和风习习。我看到任妮亚和她的母亲身穿浅色的节日衣裙，从教堂里回来，任妮亚一手压着帽子，大概怕被风刮掉。后来我听到她们在凉台上喝茶。
我这人无牵无挂，而且总想为自己的闲散生活找点借口，所以夏天我们庄园里的节日早晨总是格外诱人。这时郁郁葱葱的花园里空气湿润，露珠晶莹，在晨曦的照耀下，万物都熠熠生辉，显得喜气洋洋；这时房子附近弥漫着木樨花和夹竹桃的香味，年轻人刚从教堂里归来，在花园里喝着茶；这时人人都穿得漂漂亮亮，个个都兴高采烈；这时你再知道，所有这些健康、饱足、漂亮的人，在这漫长的夏日可以什么事都不干——在这种时刻，你不由得想道：但愿一辈子都能过上这种生活。此刻我一边这么想着，一边在花园里漫步，准备照这样无所事事地、毫无目的地走上一整天，走上一个夏季。
任妮亚提着篮子来了。看她脸上的那副表情，仿佛她早知道或者预感到会在花园里找到我。我们一块儿采蘑菇，聊天。当她想问我什么时，就朝前走几步，这样好看清我的脸。
“昨天我们村里出了奇迹，”她说，“瘸腿的佩拉吉娅病了整整一年，什么样的医生和药都不管事，可是昨天有个老太婆嘀咕了一阵，她病就好了。”
“这算不了什么，”我说，“不应当在病人和老太婆身上寻找奇迹。难道健康不是奇迹？难道生命本身不是奇迹？凡是不可理解的东西，都是奇迹。”
“可是，对那些不可理解的东西，您不觉得可怕吗？”
“不怕。对那些我不理解的现象，我总是精神抖擞地迎上去，不向它们屈服。我比它们高明。人应当意识到，他比狮子、老虎、猩猩要高明，比自然界的一切生灵和万物都要高明，甚至比那些不可理解、被奉为奇迹的东西还要高明，否则他就不能算人，而是那种见什么都怕的老鼠。”
任妮亚以为，我既然是画家，知道的东西一定很多，即使有些事情不知道，多半也能琢磨出来。她一心想让我把她领进那个永恒而美妙的天地里，领进那个崇高的世界，照她看来，在那个世界里我是自己人，她可以跟我谈上帝，谈永生，谈奇迹。而我不认为我和我的思想在我死后将不复存在，便回答说：“是的，人是不朽的，”“是的，我们将永生。”她听着，相信了，并不要求什么论证。
我们朝房子走去，她突然站住了，说：
“我们的丽达是个了不起的人，不是吗？我热烈地爱她，随时都可以为她牺牲我的生命。可是请您告诉我，”任妮亚伸出手指碰碰我的袖子，“您说说为什么老跟她争论？为什么您动不动就生气？”
“因为她是不对的。”
任妮亚摇摇头表示不同意，眼睛里闪着泪花。
“真是不可理解！”她说。
这时，丽达刚好从什么地方回来，手里拿一根马鞭站在台阶附近，在阳光的照耀下更显得苗条而漂亮。她正对雇工吩咐些什么。她匆匆忙忙，大声说话，接待了两三个病人，之后一脸认真、操心的神色走遍所有的房间，一会儿打开这个立柜，一会儿又打开另一个立柜，最后到阁楼上去了。大家找了她好久，叫她吃午饭。等她来时，我们已经喝完汤了，所有这些细节不知为什么我至今都记得清清楚楚。整个这一天虽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回忆起来却栩栩如生，令人欢欣。午饭后，任妮亚埋进深深的圈椅里又看起书来，我又坐到台阶的最下一级。大家都不说话。天空乌云密布，下起稀疏的细雨。天气闷热，风早就停了，仿佛这一天永远不会结束。叶卡捷琳娜巴夫洛夫娜也到凉台上来了，她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手里拿着扇子。
“啊，妈妈，”任妮亚说，吻她的手，“白天睡觉对你的健康是有害的。”
她俩相亲相爱。一人去了花园，另一人必定站在凉台上，望着树林呼唤：“喂，任妮亚！”或是“妈妈，你在哪儿呢？”她俩经常在一起祈祷，两人同样笃信上帝，即使不说话，彼此也能心领神会。她俩对人的态度也一样。叶卡捷琳娜巴夫洛夫娜很快就跟我处熟，喜欢我，只要我两三天不去，她就会打发人来探问，我是不是病了。跟蜜修斯一样，她也赞赏地观看我的画稿，絮絮叨叨地、毫无顾忌地告诉我发生的事，甚至把一些家庭秘密也透露给我。
她崇拜自己的大女儿。丽达向来不对人表示亲热，只说正经的事。她过着自己独特的生活，在母亲和妹妹的眼里，是个神圣而又带几分神秘的人，诚如水兵们眼里的海军上将，总是坐在舰长室里，叫人难以接近。
“我们的丽达是个了不起的人，”母亲也常常这样说，“不是吗？”
这时下着细雨，我们谈到了丽达。
“她是个了不起的人，”母亲说，然后战战兢兢地四下里看看，压低嗓子，鬼鬼祟祟地补充说：“这种人白天打着灯笼也难找。不过，您知道吗，我开始有点担心了。学校啦，药房啦，书本啦，这些都很好，可是何苦走极端呢？她都二十四岁啦，早该认真想想自己的事了。老这样为书本和药房的事忙忙碌碌，不知不觉中大好年华就要过去了她该出嫁了。”
任妮亚看书看得脸色发白，头发散乱，她抬起头来，望着母亲，像是自言自语地说：
“妈妈，一切有赖于上帝的旨意。”
说完，又埋头看书去了。
别洛库罗夫来了，他穿着紧腰长外衣和绣花衬衫。我们玩槌球，打网球。后来天黑了，大家吃晚饭，又消磨了很长时间。丽达又讲起学校的事和那个把全县都抓在手里的巴拉金。这天晚上我离开沃尔恰尼诺夫家时，带走了这漫长而又闲散的一天那美好的印象，同时又悲哀地意识到：这世上的一切，不管它多么长久，总有结束的时候。任妮亚把我们送到大门口，也许是因为她从早到晚伴我度过了一天，这时我感到，离开她似乎有些寂寞，这可爱的一家人对我来说已十分亲切。入夏以来我头一次产生了作画的愿望。
“请告诉我，您为什么生活得这么枯燥，毫无色彩？”我和别洛库罗夫一道回家时，问他，“我的生活枯燥，沉闷，单调，这是因为我是画家，我是怪人，从少年时代起我在精神上就备受折磨：嫉妒别人，对自己不满，对事业缺乏信心，我向来贫穷，到处漂泊；可是您呢，您是健康正常的人，是地主，是老爷——您为什么生活得这么乏味？为什么您从生活中获取的东西那么少？为什么，比如说吧，您至今没有爱上丽达或者任妮亚？”
“您忘了我爱着另一个女人。”别洛库罗夫回答。
他这是指他的女友，和他一起住在厢房里的柳博芙伊凡诺夫娜。我每天都能见到这位女士在花园里散步。她长得极其丰满，肥胖，举止傲慢，活像一只养肥的母鹅，穿一套俄式衣裙，戴着项链，经常打一把小阳伞。仆人不时喊她回去吃饭或喝茶。三年前她租了一间厢房当别墅，从此就在别洛库罗夫家住下，看样子永远不会走了。她比他大十岁，把他管束得很严，以至他每次出门，都要征得她的许可。她经常扯着男人般的嗓子大哭大叫，遇到这种时候，我就打发人去对她说，如果她再哭下去，我就立即搬家，她这才止住了。
我们回到家里，别洛库罗夫坐到沙发上，皱起眉头想着心事，我则在大厅里来回踱步，像个堕入情网的人，感受着内心的激动和欢欣。我不由得想谈谈沃尔恰尼诺夫一家人。
“丽达只会爱上地方议员，而且像她一样，还得热心办医院和学校，”我说，“啊，为了这样的姑娘，不但可以参加地方自治会的工作，而且像童话里说的那样，穿破铁鞋也心甘情愿。还有那个蜜修斯，她是多么可爱呀！”
别洛库罗夫慢慢腾腾地大谈时代病——悲观主义。他说得振振有词，那种口气就好像我在跟他辩论似的。要是一个人坐在那里，高谈阔论，又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走，这时你的心情远比穿过几百俄里荒凉、单调、干枯的草原还要烦闷。
“问题不在悲观主义还是乐观主义，”我恼怒地说，“问题在于一百个人当中倒有九十九个没有头脑！”
别洛库罗夫认为这话是说他的，一气之下就走了。
三
“公爵在玛洛焦莫沃村作客，他向你问候，”丽达不知从哪儿回来，脱着手套，对母亲说，“他讲到了许多有趣的事情他答应在省地方自治局代表会议上再一次提出在玛洛焦莫沃村设立医务所的问题。不过他又说希望不大。”这时她转身对我说：“对不起，我又忘了，您对这种事是不会感兴趣的。”
我感到气愤。
“为什么不感兴趣？”我问，耸耸肩膀，“您不乐意知道我的看法，但我敢向您保证，这个问题我倒是很感兴趣。”
“是吗？”
“是的。依我看，玛洛焦莫沃村完全不需要医务所。”
我的气愤传到她身上。她看我一眼，眯起眼睛，问道：
“那么需要什么呢？风景画吗？”
“风景画也不需要。那里什么都不需要。”
她脱掉手套后拿起一份邮差刚送来的报纸。过一会儿，她显然克制住自己，小声说：
“上星期安娜难产死了，如果附近有医务所的话，她就会活下来。我以为，风景画家先生们对此应有明确的看法。”
“我对此有十分明确的看法，请您相信，”我回答说，但她用报纸挡住我的视线，似乎不愿听我的，“依我看，医务所、学校、图书馆、药房等等，在现有的条件下只有利于奴役。人民被一条巨大的锁链捆住了手脚，而您不去折断这条锁链，反而给它增加许多新的环节——这就是我的看法。”
她抬头看我一眼，嘲讽地一笑